三

“思想与文学”研究的难题不仅在于文学研究需要面对周边学科，特别是历史学与哲学的挑战(9)；同时也在于研究者必须予文本以足够的尊重，以语体、语法、韵律诸问题上的研究作为“思想与文学”研究深浅度的重要标尺。“术”（技法分析）的边缘化，或许是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古典文学研究最易观察而得的一个结论。思想、价值与情感分析的强势，一度压制了对文本技术分析的空间。但“术”在古典文论研究中，并不只是关涉文本分析技法的局部问题，而是与其研究的范围与领域、观念与方法以及其学科位置存有系统的关联。“术”的边缘化，降低了古典文论研究的学术含量，导致其难以有效、彻底地回应内部问题，也无法为周边学科提供知识与方法等层面的有效支持。“写什么”与“为何而写”通常会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而“如何写”及其与“写什么”之间的内在关联却常常被研究者存而不论。忽视技法分析的文学研究，既无法避免“感悟与印象式批评”的指责，也难以达成知识增量的研究目标，且其学科特性亦常会被“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光芒所掩盖。魏建功《中国纯文学的形态与中国语言文学》曰：

中国语言里的音乐特质形成文学上形态自然的变迁。一部文学史单从文字记载的表面上去说，抓不着痒处；单讲文字意义的内容，岂非是“社会史”“思想史”的变象了吗？那是区区所谓“形而上”的，世之君子其可离去“形而下”的实质乎哉？虽然，人不能须臾离了空气，却不肯仔细了解空气；我与讲中国文学的人讨论形态问题情形，亦有此感。(10)

“思想与文学”的研究若欲回归文本及文学本位，就必然涉及“如何写”的技法问题，故而，语法与韵律诸问题的考察，应为其研究的题中之意。但技法层面的研究虽在最近十年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以问题意识及研究成果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却依然是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11)。“技法”层面的分析及其与思想的内在关联，将成为“唐代的儒学与文学”研究难以跨越的障碍。而若同时论及“思想与文学”研究所内含的文学对思想的反向影响，研究者须考察文学在思想生产、呈现与传播上的诸多问题，则此项研究几乎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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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勾连史学、哲学诸学科，牵涉甚广且尤赖文学体验与哲理思索的有效结合，故佳作虽众，但亦留存颇多须再作考辨的问题。已有成果中，代表性论著主要有：孙昌武《禅思与诗情》、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陈引驰《中古文学与佛教》、林伯谦《中国佛教文史探微》、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贾晋华《古典禅研究》、萧驰《佛法与诗境》等关于佛教与文学关系的考察；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李丰楙《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关于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查屏球《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对子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唐晓敏《中唐文学思想研究》、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对中唐文学与儒释道关系的综论；海外则以辛嶋静志《佛典语言及传承》（裘云青、吴蔚琳译）、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张桐生译）对佛教语言的研究，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对于“文”之研究为代表。

(2)此一说法源自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5页的相关论述，主要指易被学术研究所忽略的思想（话语）实践生活的历史面向。

(3)“连续性”的追求一旦变改，则研究领域随之产生变化。“连续性的这些形式一旦被束之高阁，便打开了整个领域。这是一个宽广的，然而又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书面的）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页）

(4)“思想的平庸期”是指在初盛唐历史时期，“思想似乎失去了批评的对象，而沦落为一种依附于经典的知识，并在考试制度的挟迫下，被简化为一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式，只是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5)陈启智在《中国儒学史·隋唐卷·绪论》中表达了对过往唐代儒学研究的某些疑问：“亦有认为唐代儒学的最大成就，就是经学的统一，而这又恰恰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好像大唐的文治武功、富甲天下、恩威远被、万国来朝，都是从佛教的诵呗声中、道教的符箓青烟里演绎出来，惟与儒学的民本思想、治国安邦之策没有任何联系。余自从学以来，疑之久矣。”（汤一介、李中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陈先生的质疑使其《中国儒学史·隋唐卷》的写法，特别是前半期有了明显的变化。而陈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所一直尝试聚焦的问题。

(6)文学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在近数年来重新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刘锋杰教授的努力颇值称扬，但其研究领域以二十世纪为主，且其理论反思也有再作检讨的空间（参见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而古典文学领域此类问题的研究以方法论而言则较少理论反思的自觉（参见李巍《近三十年初唐政治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而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中的一段表述亦值得关注：“清流文化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史研究中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我们生活在只认可赤裸裸的权力的时代，虽然日常生活里，人们仍不断要从刻板的官方文字中咀嚼出政治风向的滋味，而对在古代的政治和礼仪空间中曾拥有至高权威的文辞表达，反而失去了敏感，这是令人遗憾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7)“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文史互证依然是较为通行的研究方法。目前学界较有影响且较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孙琴安《唐诗与政治》，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方坚铭《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历史学界在文书行政及诏令王言等领域的研究虽非与“文学与政治”直接相关，但在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及开拓研究领域的自觉却颇值关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对此有较详细的综述。

(8)初盛唐的文学研究一直是唐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以“儒学与文学”为题并作系统考察者则主要见之于邓小军教授《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的前半部分。邓著重点考察了儒学在培养、形成唐代文学之文化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对“河汾之学”予以特别强调，但在考察方式上与本研究所欲尝试的方式有明显的差异。涉及此问题研究而较为重要者，尚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尚定《走向盛唐》以及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的部分章节。但由于并非专题考察，故而，虽然以上著作在各自所欲讨论的问题上各擅胜场，但在唐代前期儒学与文学问题上，则并无太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儒学与文学的系统考察依然是唐研究的一个空白。

(9)哲学的挑战在于提示研究者在选择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反思意识以及文献解读中的理论素养；历史学的挑战则在于对历史学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以及对于“历史感”的清醒，注意语境还原与理论提炼之间的平衡。

(10)《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41页。

(11)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韵律问题上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有蔡瑜教授的《唐诗学探索》、卢盛江《文境秘府论研究》、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彭国忠主编《唐代试律诗》；诗歌体式上则有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孙力平《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李世跃译），蔡宗齐《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陈婧译）等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