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经296年，我今天选取其中变迁剧烈的60年（其中包括明末30年）来跟大家交流，题目是《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
一、从断代史入手学习历史
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应当学习历史，为什么？
第一，为了更好地认知现实。佛教称有三世佛——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发展也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就是历史，不了解历史就不能更好地认知现在。
第二，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人用鲜血、汗水和智慧凝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敬畏，也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前人犯了很多错误，这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为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应该在学习中省悟。
第四，学史可以增长智慧，愉悦人生，延寿惜福，提高生活质量。
历史太漫长，内容也非常丰富庞杂，可以选择从断代史切入。而断代史又很多，比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辽金元、明清等。在这些断代史里面，我觉得明亡清兴这一段是一个天崩地解、各种人物轮番登台表演的重要历史片断，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其中的成与败更令人回味无穷，尤需深加思考。
二、明亡清兴的两个关节点
明亡清兴，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共61年。这61年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两位明朝皇帝错杀了两个人：明朝万历皇帝错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崇祯皇帝错杀了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袁崇焕。
万历年间，全国人口约有九千万，这么多人，杀一个边塞的普通人，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就连大学士、六部尚书、总督、巡抚这样的大员，皇帝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大臣随时都可能会被拉到午门外廷杖。但是，时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同蒙古、女真作战后，向皇帝报功说斩首1560级，这其中就有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努尔哈赤当然不乐意，要求朝廷给个说法，万历皇帝不以为然，随便赔了30匹马等了事。
努尔哈赤非常不满，开始复仇。他用父亲和祖父遗留下的13副盔甲，纠结了大约13个人，开始起兵。不久，就发布了“七大恨”宣示，即“七条不满”，第一条就是“害我父、祖”，可见其起兵属含恨而起。
说得形象一点，就是万历皇帝和辽东总兵李成梁一起制造了一个焚毁大明王朝的纵火者。努尔哈赤点的这把火，从赫图阿拉（现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燃起，星火燎原，越燃越大，蔓延到抚顺，然后到沈阳、辽阳，到广宁（现辽宁省北镇市），到山海关，还沿着京杭大运河直至山东济南府。这就是万历皇帝错杀一个人的后果。
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也错杀了一个人，那就是明朝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袁崇焕。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赤胆忠诚、鞠躬尽瘁，但还是被崇祯皇帝杀了，而且动用了非常残酷的磔刑——千刀万剐。清末，澳大利亚的一个外交官莫理循在北京时曾到过磔刑刑场，拍了两幅磔刑照片。这些照片上的受刑人，胸膛裸露，被行刑者拿着刀一片片地往下割肉。
努尔哈赤向明王朝纵火，而明王朝又把能救这场火的袁崇焕给杀了。这两次错杀，直接导致明王朝的延续更加艰难。
三、明朝亡于“分”
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帝制时代一共有2132年。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曾有皇帝349（有人统计350）位，统治时期达两百年以上的只有四朝：西汉、唐、明、清。明朝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整整有276年。为什么一个长达276年的强大皇朝迅速灭亡了？清统治者从赫图阿拉的山沟里走出来，怎么就能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明朝呢？
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是君主专制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说得有道理，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明太祖朱元璋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其子永乐帝朱棣实行的也是君主专制，为什么都没有亡，到崇祯却亡了呢？所以，黄的这个结论不甚科学。
后来，有一位美国教授（司徒琳，Lynn A.Struve）写了一本《南明史》，认为明亡主要在于制度缺失，因为朱元璋时期把大学士的爵位降至七品，使皇权不能得到有效制约，从而导致明朝灭亡。这个说法也有些道理，但事实上明朝大学士的地位是逐渐提升的，品级后来也提升到了一品。所以，这个观点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明亡是由于后期吏治败坏，官员贪污。这也经不住推敲。贪污腐败问题，自明太祖至永乐、嘉靖年间一直不断。为什么那时没亡，到崇祯却亡了？可见，官场腐败也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
清朝统治者后来总结说明朝之所以亡，是“天”也，即上天要亡明。这个说法过于笼统和牵强，也未能说清楚明朝到底为什么灭亡。
我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事等多角度进行多方面的系统分析。仅此问题，大概就可以写一部百万字的大书。
我看待事物的方法之一，就是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明化。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一个切入点来看明朝的灭亡。这样做，可能以偏概全，但是有助于我们从庞杂的史料中深刻地思考问题。
明朝灭亡的原因，我认为，可以简化为一个字——“分”，即分裂之分、分化之分、分解之分。“分”字上头是一个汉字“八”，下面是一个“刀”，也就是用刀切成八份。一个整体的东西分成若干份，就是“分”了。明朝的“分”简单来说有三个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
第一，民族分。明朝这个政权，首先是被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首的满洲八旗这个铁拳打倒的。
明朝有很多少数民族，对明朝命运影响最大的是满族。满族的先世是女真，女真问题本来是明朝的内部问题，努尔哈赤就是明朝的官员。他忠诚地给明朝天子巡守看边，还从赫图阿拉骑着马到北京给万历皇帝朝贡。大家知道，从赫图阿拉到沈阳，200多里，从北京到沈阳号称“内七外八”，一共1500里，这还是现在的计算，以前的路曲折不平，绕来绕去，从赫图阿拉到北京有2000多里。他忠诚守边，又长途跋涉给皇帝进贡，应当是明朝的忠臣，怎么就起兵反明了呢？
明朝有一个民族政策叫作“分”，即分而治之。先用女真、满洲来治蒙古，后来又用蒙古来治女真、满洲。这种分法把这些民族分出去了，也分成了敌人。满洲的力量一步步壮大，先把女真的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落统一在一起，又合并了黑龙江地区，后来一直往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沿海地区。有一个说法“女真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也”。当时，努尔哈赤建立基地，仅满洲八旗就有五六万，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
对明朝来说，光有满洲的反抗也还好办，可以用蒙古来制约它，但后来它又把蒙古分出去了。本来，明朝和蒙古的林丹汗结盟共同抵御努尔哈赤父子，但明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明显有误。当时，蒙古闹灾荒，缺粮食，袁崇焕主张用粮换他们的马，这样蒙古人有饭吃，明朝也得到了马匹，但崇祯皇帝不同意，说不行，你给他粮食吃，就等于资助他。这个时候，后金和清统治者就比较聪明，无偿送给蒙古人粮食。这样，蒙古人对他们感恩戴德，纷纷投靠过去。努尔哈赤父子还采取了其他政策，比如编蒙古八旗、联姻、重视喇嘛教等，把蒙古彻底拉了过去。由于明朝政策的错误，蒙古变成了明朝的敌人，成了满洲的同盟。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军队攻到北京德胜门外，掳走英宗皇帝，堂堂大明天子作了蒙古军队的俘虏。满族一个拳头打明朝，就已经使它不得安宁。现在满、蒙联盟，两个拳头打明朝，它就更加难受了。
当时，长城以北、贝加尔湖到外兴安岭以南，河套以东到大海，其间的各个民族都被努尔哈赤父子合在一起，包括汉族的一部分人，组成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三个拳头同时打明朝，尤在崇祯年间为甚。“民族分”加速了明朝灭亡，同时也增强了满洲的信心。
第二，官民分。光有民族分，明朝也不至于亡，关键还有第二个分：官民分。明朝后期，官和民的关系很紧张。明朝实行保甲制，就是十户一甲。这十户赋税是定额的，有些人生活不下去就外逃，比如十户中逃亡两户，原本应负担的赋税就加在了八户身上；八户中有些人又生活不下去了，跑三户，十户赋税就由剩下的五户来负担；五户中再跑三户，剩下的两户就要负担十户的赋税；最后这两户也跑了。于是，其赋税又转到其他人头上。赶上闹灾荒，人们没粮食吃，只好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苛捐杂税越来越重，民不聊生。官员又压榨，朝廷还不断加饷，导致官逼民反。同时，朝廷入不敷出，只好精减驿站、裁减军队，导致一些军人没饭吃，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比如李自成，就是在驿站被裁下来后才起义的，这又增加了一个打击明朝的拳头，而且这个拳头很厉害，一直打到北京，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自缢身亡，明朝也随之灭亡。
后金和清的官民关系，与明朝恰好相反。清朝的八旗制度，先在赫图阿拉，后到辽阳，再到沈阳，基本包括辽河以东地区，为其领土扩张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基础。清将官和民分为三级组织，即固山、甲喇、牛录（相当于现在省、市、县三级），军民编制一体、军政一体。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们是整营整营地逃，甚至官也逃。女真兵打仗时，据史书记载，是“欢呼雀跃”。男丁出去打仗，自己预备马、武器和干粮；老婆孩子送行，一边跳跃，一边呼喊，欢送男人们去打仗。男人们抢了东西回来大家分。清朝军队由北京一直往南打，东面沿着运河，西面沿着太行山，分八路，往前推，一直推进到黄河边上的山东济南府，把济南府打了下来。掳掠的牛羊、金银财宝、服装和绸缎，车载马驮，绵延200多里地。掳掠的财物拉回去，官、兵、民都分。在清朝兴起这段时期，官民之间的矛盾不明显，官民利益、立场比较一致。
满蒙联盟和农民反抗双拳出击，力量虽然很大，但明政权也未必就会垮掉。如果君臣团结一致，共同处理民族矛盾和官民矛盾，还可能有化解、缓和的余地，可明朝的君臣是不团结的，这是最致命的败局之笔。
第三，君臣分。天启皇帝自己不好好管理朝政，将朝政交给了太监，后宫则交给了客氏。正直的大臣联合起来反对魏忠贤。魏忠贤害怕，就趴到天启皇帝床边，一边绕，一边哭，天启皇帝心一软，反而将那些谏言的大臣抓到诏狱里严刑拷打。曾是天启皇帝老师的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为人正直，很有政绩。他看不惯朝廷当时的情势，可又没有机会进言，就以给天启皇帝祝寿的名义进京。魏忠贤等人很害怕，认为孙承宗是来“清君侧”的。于是，又在天启皇帝面前哭，天启皇帝心又软，答应不让孙承宗来，并连夜下了一道诏书，称如果孙承宗一定要进京，就把他绑起来，押到京城。孙承宗一看不行，就回去了。此后，有人弹劾孙承宗，他就辞职了。天启皇帝连自己的老师竟然都容不下！后来，清军打到高阳，孙承宗已经70多岁了，明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清军劝降，但他决不投降，毅然自杀，全家老少几十口人也全部随他殉了大明社稷。连这样的忠臣都不容，天启皇帝对待臣下的做法可见一斑！
崇祯皇帝就更不像话了。在位17年，光大学士就换了50个，兵部尚书王洽、袁崇焕、陈新甲全都被杀。陈新甲任兵部尚书时，皇太极提出要和崇祯议和。崇祯皇帝秘密授意，让陈新甲“议和”。谁想陈新甲一时大意，将崇祯皇帝授意和谈的信函泄露了出去，结果秘密和谈一事就在朝廷里传开了。当时，崇祯皇帝如果坚持说和谈是我主张的，是我让他们秘密和谈的，你们大臣要处理就处理我，局面就会完全不一样。但崇祯皇帝就用了一个简单、极端的处理办法：杀陈新甲。后来，李自成快打到北京了，崇祯皇帝举行朝廷会议讨论都城是否南迁，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陈新甲被杀在前，朝廷所有的大臣就一个态度：保持沉默，瞪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因为他们搞不清崇祯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崇祯不主张迁都，你说迁都，就会把你杀了；如果你说不迁都，要是崇祯心里想迁都，也得把你杀了，左右都不是，所以一定要等崇祯先说。在这种情况下，君臣是没办法走到一起的。
类似的迁都问题也曾出现在清康熙年间。而康熙帝的处理方式就大不一样。康熙要削平吴三桂，米思翰和明珠力主坚决平叛。后来，吴三桂一路打到了湖南，逼近长沙，这时北京又闹地震，形势非常严峻。有人提出，吴三桂之所以反，就是因为米、明二人坚持平叛，杀了这两个人就好了。康熙没有采纳，说平叛是我主张的，要追究就追究我，谁敢追究皇上的责任！结果是君臣一心，再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
崇祯时期，朝廷财政紧张，便命令官员捐银子。崇祯皇帝让岳父周奎出5万，他说没钱。后来，李自成抄周家时发现，周奎竟有白银数以万两！这也是“君臣分”之果。
这种“君臣分”，发展到最严重时，便是李自成军队快进城了，崇祯要召集大臣商议军务，却没有一个人来。崇祯不仅让皇后周氏自缢，还亲手举剑砍死了一个女儿。他不但容不下朝臣，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容。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四面楚歌，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以致在煤山上吊自杀。
如果崇祯皇帝能君臣一体，共商国是，共渡难关，即使有李自成的起义，有多尔衮的进逼，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矛盾，至少能延迟明朝的灭亡。
所以，虽然明朝覆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特别是君臣分，领导群体中的核心散了，怎么还会有力量？后来，李自成失败，骄傲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还是内部分裂。还有太平天国，它主要不是被曾国藩打败的，还是太平军内部分裂才导致了失败。
四、清朝兴于“合”
清朝之所以兴盛，其重要原因是“合”。它把不同民族合到一起，把官民尽可能合到一起，把君臣又合到一起。
清朝兴起的时候，君臣之间也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总体上比较和谐。举个例子，努尔哈赤有一个大臣叫额亦都，是开国五大臣之一。此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他有16个儿子，二儿子叫达启。努尔哈赤很喜欢达启，从小养在宫里，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没想到达启得意忘形，认为妻子是公主，父亲是开国大臣，于是吃喝玩乐，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有一天晚上，额亦都聚集16个儿子一起喝酒。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父亲高兴，就开怀畅饮。酒过三巡，额亦都突然拍案而起，怒指达启说，照你现在这样下去，不但有辱家风，而且败坏国门。接着，就将达启拖到屋子里面，用被子一蒙，用弓弦勒死了。达启死后，额亦都一想这怎么跟努尔哈赤交代呢，就赶紧到努尔哈赤面前请罪，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刚开始，努尔哈赤很吃惊，但听完后觉得额是为国尽忠，便没有追究其责任。
后金和清执政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努尔哈赤把他的长子杀了，皇太极兄弟几人把后母阿巴亥以殉葬的名义杀了，多尔衮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杀了。但是，从努尔哈赤一直到宣统皇帝，清朝执政集团内部都没有发生大的裂变。这也是清朝能够延续268年（从关外算应为296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的兴盛，在于合；明朝的覆亡，在于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历史的经验：合则强，分则弱；合则胜，分则败；合则兴，分则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企业、一个机关、一个单位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核心分了，干部和职工分了，那这个企业就休想兴旺，更谈不上做大、做强。
我学历史至今，已整整50年了，学清史也有44年了，中间从未动摇过。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侧重人物研究，历史上成功者很多，成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几乎所有的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历史上失败者很多，失败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正在于“四不合”，即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曾讲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重要；地利不如人和，人和重要。但他没有提及天和人的关系、地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一个人成功还是失败，简单来说，我认为取决于天、地、人、己这四维的关系。
天合 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成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开创者，主要原因就是天合。如果努尔哈赤早生一百年，他的反明举动一开始就会被强大的明朝镇压；晚生一百年，李自成进京站稳脚跟了，他的子孙也就难有作为了。这说明特定时代造就了他的成功。
地合 比如深圳发展这么快，依我看，第一是“天”，没有改革开放的“天”，它不过是一个渔村。但是，深圳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可以“借天之力”，加速自己的发展。还有东莞，东莞能有今天的发展，主要是占地利之便——靠近香港地区。当然，努尔哈赤在距北京两千多里地的赫图阿拉举兵，朝廷对他鞭长莫及，也应看作是“地合”。
人合 相信大家的体会都很深，我们在政府、企业工作，都离不开“人合”。
己合 我认为己合包括“三个平衡”：生理平衡，心理平衡，伦理平衡。心理平衡非常重要。当年，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时，努尔哈赤手下还不到1万人。这场战争对建州来说事关生死存亡，如果战败，一百年内休想恢复。大兵压境，负责侦察的骑兵向努尔哈赤报告兵情时，吓得脸都变色了，直哆嗦。努尔哈赤让侦察兵退下，继续呼呼大睡，其妻富察氏推醒他说，你是害怕，还是方寸乱了？他说，我方寸乱了，能睡得着吗？第二天早晨，他派额亦都带了一百个老弱残兵和瘦马、病马前去交战，一交战就退，对方就追，很快进入他布下的陷阱。结果，对方3万多人、9000多匹马转眼全军覆没。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努尔哈赤都能心平如镜，足见其心理素质有多好！
努尔哈赤曾忍受过一个莫大的侮辱。一个叶赫的女子在十二三岁时就许配给他了，可后来又先后许配给了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和蒙古喀尔喀的莽古尔岱，先后共许配了五次，但都没有嫁。她真正要出嫁的时候，建州的贝勒们很着急，让努尔哈赤把她抢回来。努尔哈赤说，不能为了抢一个女人去发起战争。贝勒们说，大汗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屈辱？许配给你20年的女子，却要嫁给别人，真是奇耻大辱！努尔哈赤却说，不能为了一个女子挑起战事。这件事，我都没有生气，你们生什么气呢？这反映了努尔哈赤该忍则忍，以大局为重的品性。他能妥善处理各种关系，而且有很强的自我调适的心理平衡能力。
有人曾专门调查过因癌症而死的病人，发现他们大多数有长期的心理障碍，主要原因就是“己不合”。很多人英年早逝，很可惜！我看报纸登了一个数字说，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自杀的达1250余人，这还不包括很多没有进入媒体视野的乡镇企业家。我想，这可能都是不能做到“己合”所致，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今年8月，我给一些很有成就的海外华人作演讲，其中就讲了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等我说完，一位50多岁的女教授站起来说：“我反对你的说法。”她接着说，“我在美国多年，受尽磨难，历经艰辛，之所以没有自杀，活到现在，还能当教授，主要就是由于己合。而您说天合、地合、人合、己合，我建议您倒过来，应是己合、人合、地合、天合。”我的看法是，对个人而言，天合、地合、人合、己合需要一个最佳的配置，如果有一个最佳的配置，个人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生价值，取得成功；如果没有，就会一次配置不好一次失败，终身配置不好终身失败。
最后，我建议诸位吸取历史经验，人人都处理好这“四合”，搞好生理、心理平衡，更好地发展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附录
对谈
主持人：感谢阎先生的精彩演讲！用了一个“分”字，就解释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很透彻。下面，我们请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先生做点评，大家欢迎！
李岩（中华书局总编辑）：作为一名史学家，阎先生对清初历史的研究，对努尔哈赤、袁崇焕等人的研究，在全球来说都是顶尖的。
读史使人明智。在读史过程中，大家可以找寻到自我的历史认同感，可以吸取历史的智慧。关于历史对社会、对民众的意义，阎先生总结过五点，即求真、求知、励志、愉悦、借鉴。他特别主张要敬畏历史、还原历史。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找寻动力之源，找寻个人的人生坐标。刚才，阎先生谈到“四合”的观点，我认为由此对明亡清兴作出的解释是非常新颖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往往集“四合”于一身，成就个人的伟业，进而也造就了今人所能看到、感受到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也是学史的魅力。
主持人：感谢李岩先生的点评！下面是问答互动时间，请各位提问！
提问（北京新雷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彬）：企业里有很多能干的人，但往往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道德缺陷，社会责任感缺乏、不懂得尊重人；二是性格缺陷。这在客观上都给企业文化带来了损伤。企业需要他们的能干，又不能被他们的缺陷所害。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希望阎老师能从史学的角度给出一些建议。
阎崇年：有两点可供您参考。
第一，《礼记·大学》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首先是修身。对此，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一懂事就知道。我建议，应把修身这一条列入培训计划，作为今后的培训项目之一。
第二，以前的帝王在任命大臣时，经常会听到不同的意见，打小报告的有之，奏密折的有之。皇帝们的处理很有意思，比如康熙就得经常处理一些对大臣进行批评甚至置之于死地的密折。当时，北京一个地方官上奏折称考试有舞弊现象，主持考试的一些高官知道后就串通起来，一致称举报人诬告。后来，这个地方官又上一个奏折，说如果他诬告，请把他的头劈开，一半挂在顺天府城门上，另一半任由处置。那些高官又联合起来攻击他，说他对皇帝大不敬。但是，康熙却没有认为他偏激，而是先通过密折制度，掌握了实情。康熙实行仁政，不愿意处分官员，他让参与舞弊的主考官退休，回家养老。对上奏章的官员，加以保护，并调其到外地工作，因为今后其在顺天府也不好开展工作了。
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第一是明察；第二是任人所长；第三就是要重视修身培训。
提问（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我在读中国近代史时有个困惑：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只有几万人。当时，确实是因为枪不如人、技不如人，没办法打赢他们吗？如果布下天罗地网，是否能打败他们呢？这是一个战术问题，还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请指教！
阎崇年：您说的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叫作“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就要失败”，这是教科书上的观点。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埃塞俄比亚，当时意大利入侵，国王号召全民奋起，组织了10万军队，用土枪土炮对付入侵者的先进武器，意大利寡不敌众，最后被迫签订了赔款条约。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如果坚决抗战，清朝军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人们都说八旗军腐败，我曾看过一个材料，说打定海时，八旗军战至全军阵亡，没有一人投降。如果清朝真的抵抗，敌方从广东打到定海，会损失一部分力量；再往前，打到天津会再损失一部分力量，他们的后方远，弹药、粮食都供不上，等他们打到北京时，会怎么样呢？粮食能吃多久？弹药能撑多久？我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有其必然性，总体落后是个重要原因。
当时，英法联军打北京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看过一个材料说，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把事态扩大，于是送给朝廷一封谈判信，说只要满足其几个条件，赔偿一点儿损失，就会退兵。对此，当时的恭亲王等人是能接受的，但是信的签名是英文，他们看不懂，担心英文写的有附带条件，就没敢签，找翻译又拖延了很长时间。这边久久没有答复，那边军队就往前打，绕着城打圆明园，直至火烧圆明园，造成了这个历史悲剧。
这些历史事件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其必然性是，清朝历史上一直存在腐败；偶然性是，如果清朝能将军民很好地组织起来，也可以能是另一种结局。我认为，历史就是在偶然与必然的轨迹上曲折发展的。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结合在一起，就造就了历史。
提问（《中华遗产》杂志社总编辑夏骏）：满族入关，让中国历史有了一个辉煌的段落。但在今天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其人数比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都要少。我想请问满族入关，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这样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阎崇年：其实，至今，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仍然仅次于壮族，多于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在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上排第二。
满族入关，对这个民族本身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的整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素质提升了。满族由边远地区进入中原，他们的文化、物质、生活等方面的状况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对满族的发展肯定是有益的。另一方面，一个少数民族进入一个大的民族里面，整个被大的民族文化包围，必然面临被同化的问题。满族采取过很多措施，比如提倡讲满语，实行民族隔离等。在北京，满族人住内城，汉族人住外城；在西安、成都，满族人单住一座满城，有意和汉族人分开。但满族人还是愿意说汉语，愿意学汉族人的风俗习惯，以致最后独有的很多民族特点都消失了。这些特点的消失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使满族减轻了一些包袱，也使满族损失了一些可贵的东西。但是，总起来说，满族入关后的融入是得大于失。
提问（华盛天成营销策划机构首席顾问杨兵）：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十二集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看后觉得很振奋。一般认为，中华民族从比较发达的状态走向衰亡，转折点可以说是清代。似乎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但是，清朝衰亡，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清政府不得力？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阎崇年：中国的落后从明朝就开始了，至晚是从万历年间开始。那时，西方已开始崛起，法国、英国已有议会，中国却还禁锢在封建专制里。很多人说落后从清朝开始，主要是指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清朝的统治，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奠定了中华疆域。清朝的疆域约有1400万平方公里，比现在大三分之一。经常有人问，如果李自成在北京建立政权并得以巩固，中国的疆域会有多大。有人认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今天的东北不在中国的版图里。如果李自成执掌政权，他能不能控制西北、新疆等广大地域，也是个未知数。明朝时，朝廷就基本控制不了东北和西北，对这段疆域的强力控制是在清朝，明朝是羁縻管理，一般控制。真正在西藏驻军，派驻藏大臣，以及册封达赖和班禅，是顺治、康熙、乾隆时期。现在中央册封达赖、班禅，派员驻藏都沿袭了民国的仪轨，而民国的仪规又是从清朝而来。这些历史记录，都是在国际上被承认的。
第二，多民族的融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么多民族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虽然存在蒙古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分裂。几千年前，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人为地阻隔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系；清朝则是满、蒙联盟，成功解决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问题。清朝基本上没有大的民族战争，西南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东南对高山族的政策等都把握得比较好。可以说，清朝解决民族问题，在中华两千年皇朝史上是最好的。
第三，延续了中华文明。古印度文字中断了，古巴比伦文字中断了，古埃及文字也中断了。而在清朝，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如果清朝皇帝强迫推行满语、满文，所有的科举考试全部用满文，谁敢反抗就杀谁，杀他个几百年，估计中华文明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清朝没有这样做，尽管它也存在文字狱等问题。总的来说，清朝对中华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是功不可没的。
从负面影响方面来看，清朝也实施了很多错误的政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清朝灭亡的基因。比如八旗子弟、军民一体、亦战亦农，加上后来的新问题，就促使了清朝灭亡。我们经常批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可是，当兵名额有限，做官名额有限，朝廷不许他种地、经商，还管饭，给钱给粮，没事可干就只能游手好闲了。可见，八旗子弟之所以腐化，不在于这些人的品质修养，而是八旗制度所导致的。对此，康熙、雍正、乾隆都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没有能解决根本问题。到光绪、宣统年间，朝廷就再也养不起他们了。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的旗人多达一百多万，占北京城市人口的一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辛亥革命以后，这些旗人的生活状况非常悲惨。八旗制度腐蚀了整个八旗子弟和爱新觉罗氏。这个制度问题是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有位嘉宾刚才发短信提问，阎老师，您曾说过“我能吃苦，像农民；很勇敢，像渔民；我机变，像商人。电视台把我逼上电视，现在我变了。但是我研究清史的工作不能变，我要在变与不变之中坚守我的本分”。我想问两个问题：一、您研究清史44年，第一次走上电视是什么感觉？二、您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传于民间，是不是特别有自豪感？
阎崇年：我这段话是新闻媒体给逼出来的。原先，我一直在书斋里。2004年，中央电视台一位编导找我，说要上一个讲清朝12位皇帝的节目，打算请12个人，每人讲一位皇帝，让我讲第一讲，因为我写过《努尔哈赤传》。我答应可以试一下。讲完第一讲后，他们说12个皇帝都由你讲吧。我说不行，清朝每个皇帝都有专门的研究者，后来推托不过，又讲了皇太极，讲了顺治、康熙。这时，收视率已达到开讲以来的最高点，于是更没办法脱身了，一直讲到了宣统皇帝。十二帝讲完后，电视台又有了新的创意，要接着前面的话题进行答疑。就这样一次一次不停地延续，一共讲了38讲。
刚开始，我跟观众没怎么接触，感触不深。后来，有一次演讲使我的确深受感动。那是在山西师范大学，可容纳1500人的礼堂，在开讲前两小时就座无虚席了，两边的走廊包括主席台前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开讲时已经进了3000人，还有不少人提前站了两个小时。人们的热情，让我非常吃惊和激动。我站着讲了两小时，讲完后又签名又照相，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二点多。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太受感动了。
我走上电视，到各地演讲，不为名，也不图利。追名逐利对我没什么用，但这种和读者、大众的心灵交汇，确实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应当继续效力于大家！
主持人：本期讲座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阎崇年先生，感谢点评嘉宾李岩先生，感谢各位光临！祝大家晚安！
（本文系2006年11月28日在国资委“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第127讲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