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是我老哥矣！平时虽联系不密，但只要想起，就是美好记忆。
一九九五年，为写一册关于西南联大的小书，我到昆明查资料。那时太原到昆明还不方便，得先到成都再转过去，我即想到了明德兄。那次我先到明德家里，住了三四天，他在当地有关系，一直把我送上卧铺车厢，想是他特意关照过，车上还给我送了一份便餐，至今想来依然温暖。
那时明德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我去了他工作的地方，还认识了木斧前辈、云飞兄。我们一起逛过旧书肆。当时成都有一家名为陶然居的旧书铺，专门售卖古籍，老板姓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此次成都之行，我见识了明德在玉林北街家中的新文学书籍，大开眼界，虽然看得不是很仔细，但对他老兄用心保护新文学书籍的苦心，算是有了大概了解。
明德长我近十岁，在我这一辈吃新文学饭的人里，出道较早，最有资历，也最有成绩。上海子善兄，较明德略长，参加过《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这个资历，如今可谓元老级了。子善兄也是学者兼藏家，姜德明先生之后，明德和子善兄，可谓新文学研究界掌故派的老大了。有趣的是二位都没有什么骄人的学历，完全是热爱这个行当，一生坚持下来，有多少风光的教授，退休之日即偃旗息鼓，而这两位老兄悬车之年，依然冲杀疆场。
说他们是新文学的掌故派，不一定准确，只是为便于表达和记忆，也有人说他们是史料或书话派，总之与正统学院派不同，他们是中国传统笔记写作的现代余绪，他们研究新文学的著作，今后会以掌故或笔记体文献，永存世间。早期新文学研究的正途即是学者藏家合二为一，掌故笔记是基本文体，如阿英、赵景深、唐弢、姜德明他们，后来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文体转向西式论文格式，轻史料重议论了，史料越来越少，文章却越写越长。明德兄后来也进了大学，但他的治学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是史料先行，文献优先，问题无论大小，均由文献发现问题，再由史料解决，言必有据，不发蹈空之论；他的文章，无论长短，都经得起时间考验。史料之外，明德兄也颇讲究文体，他用掌故笔记体写新文学研究文章，为学术研究保存了旺盛的生命力。明德兄将出新书，我用这几句话，纪念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也愿明德兄坚持认定的治学方向，勇往直前！
谢泳
二〇二二年三月五日 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