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我的朋友胡适之”，被不少同时代人引为知己，同时胡适自己也真是助人为乐地广结善缘，但至今还不见一部全面述说胡适“朋友圈”的专书。如果有这么一部专书，《胡适与陶孟和一家》该是书中一个章节。
与鲁迅同为绍兴人的陶孟和生于一八八七年，比鲁迅还小六岁，是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经济博士，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一直留在中国大陆工作，直至一九六〇年去世。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嘉兴人，发表过小说，有英文译著出版，她比丈夫小八岁。陶孟和与沈性仁的长女乳名小芳，一九一八年出生。
胡适与陶孟和的结识早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七九年六月由中华书局印行的三卷本《胡适来往书信选》收录的陶孟和写给胡适的书信就有十多封，最早的一封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写于日本，最晚的写于一九二七年。从这十多封书信看，陶孟和与胡适书信来往双方所谈大都是“公共事务”上的，没有鸡零狗碎的世俗琐事。比如头一封信，就向胡适通报《新青年》在国内的上海、在国外的日本受到的欢迎实况：在沪时，遇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极为称赞，以为《新青年》将有极大势力于吾国之思想，谓每期必读，并力为鼓吹云”；“昨在东京”又遇“在陆军大学”的“革命伟人之一”王勇公君，他“亦盛赞吾人之《新青年》，尝劝其同学购读，并谓中国惟此杂志为有精神”，又遇“小伟人之一”湘人石醉六“亦赞美《新青年》”。陶孟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回复胡适说“《儒林外史》收到”，可见胡适对友人的实际帮助。一九二六年陶孟和有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及对《东方民族改造论》这部书的看法，认为除“论优生学五章系译述的以外，其余诸章都是武断的，概括的，极不科学的”，因为“著者没有设法证明他的题目，只不过看了现在中国的情形，模仿优生学的议论，高唱种族灭亡危险罢了”，判定“这实在是一本极幼稚的书”。还对胡适讲“原书仍存此处，用时及时奉上”。不得不承认，胡适的“朋友圈”大多是陶孟和这类雅士，所谓“往来无白丁”也。没有见到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与胡适的来往通信，浏览胡适的日记，发现有不少关于沈性仁的内容。如胡适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的日记：“校读沈性仁女士译的德林克沃特的《亚伯拉罕·林肯》第一幕及第六幕，为加一长注。”次日胡适去清华演讲，下午五点半才乘火车离清华，但回家之后仍“校读《林肯》第二幕，改正甚多”。沈性仁的这本译著，在出版前得到胡适的修订，实在是译者之福和读者之福了，不知沈性仁在这本译著的译者序跋类文字中有无具体说明。
在二〇一三年三月中华书局印行的《朴庐藏珍》读到胡适一九二九年三月二日写给“小芳”的书信。这个“小芳”，在徐志摩书信中也出现过，就是徐志摩操办他与陆小曼婚礼时急着提前邀约来陪“小琴、笃儿们”玩耍的那个“小芳”。“小琴、笃儿们”是陆小曼的侄女侄儿等。“小芳”即陶孟和与沈性仁的长女陶维正，乳名“小芳”源自沈性仁的本名“沈景芳”。
胡适写给小芳的信是手迹，很爽眼的竖写无格小笺上六行文字，开头就是“小芳：我到家了，家里的人都想念你”，接下来是对不满十岁的小女孩的关怀：“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没有进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体好，进步更快。你有空时，望写信给我，随便你说什么，我都爱看。”最后是“请你代我问爹爹妈妈的好，并问妹妹弟弟的好”。这时陶孟和夫妇已有三个孩子，老大是长女陶维正、老二是次女陶维大、老三是幼子陶渝生。
胡适给陶维正即“小芳”的书信有准确的年月日写作时间，一查他的日记，他这年一月十九日到北京，在北京住了三十六天，“在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两星期，天天受许多朋友的优待，吃了一百几十顿酒饭，见了无数熟人”。这一年，胡适三十八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时光，胡适是不少人的朋友，不少人也是胡适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