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1]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年风俗志》，当时德国民俗学家艾伯华博士（Prof. Dr. Wr Eberhard）曾评为“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感到最高的兴趣。它所具的重要性，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样，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帮助的资料”。因此德国的一家有悠久历史的奥托（Otto）书局写信到中国，替各大学、研究机构和私人买去了不在少数的书。二十五年以后，我到西德参加东方学会，会晤老友芬德生博士（Dr.Findeisen），在他的书室之中看到这本书，翻阅良久，觉得自己在过去的努力，还留鸿爪在异邦，心里特别欣快，但自己又感觉过去的工作，还是平凡，可是书里的两篇序文，却是可以玩味，不知不觉连读两遍，又把它抄下来，那是一位苏州籍的民俗学家[2]的序文说：

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每逢节令，吃到许多特别的食物，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红红绿绿地走着玩着，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神秘的快乐的空气包裹了，这种快乐，仿佛是天上的仙女散下来的，充满了高贵而又温和的意味；又仿佛这些花样是天上规定了的，有不能改变的意义。

后来长成了，知道这种快乐是人造的，便戳穿了神秘的幻想。加以近年来国家遭逢了极大的内忧外患，使得人民逃死无所，失掉了生命的乐趣，每逢节令，有的敷衍一下，有的竟毫无举动，差不多已把节令忘记了。又加以改用阳历之后，政府当然禁止阴历节令的娱乐，而阳历节令的娱乐还没有养成，又差不多不许有节令了。现在的小孩子感受到的节令的趣味哪里有我们幼时那么浓厚。如果我们民族永远受着时势的压迫，大家除了穿衣吃饭之外更没有羡余的要求，又加意外的摧残，恐怕这种节令的快乐要在数十年内消灭了。

数年前，我略略做了些民俗学的研究，才领悟到这种类乎迷信的仪式实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一个人在生命的长途中，时时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奋勉地从事工作，不灰心于一时的痛苦；而这种节令的意义是在把个人的安慰，扩充为群众的安慰，尤有重大的关系。节令是什么？节令不是迷信的祀神期，乃是工作的休假日。就说新年吧，已经很劳顿地做了一年的工作了，该得喘一口气，尽力快乐一下，然后再整顿精神做第二年的事。这快乐，应当是什么呢？是赌钱吗？是嫖院吗？不是，如果如此，又流入个人主义了，又流入消极的人生观了。我们要掉龙灯，跳狮子，放烟火，点花灯，让大家一齐快乐，使得大家好提起精神，增进这一年中的生产的效能。

若有人说，节令的迷信成分不是很重的吗？就说新年，祀神甚多，所谓“七人、八谷、九天、十地”，天天叫人到庙里烧香，不是应当废除吗？我将答说，这种话，若在将来国民智识提高了后说着是很对的，但在过去及现在，政府对于民众教育漠不关心，而空言破除迷信是谓舍本逐末，不但毫无效果，并且使得民众对于智识，更将发生一种恶感的成见，而不愿接受现时代人应有的智慧。何况从前的妇人女子是不许出门的，终年受着监禁的人们忽然可以借了烧香的名义，到庙里去松散松散，把呆板的生活调剂一下，这在精神和身体上都是极有益的事情，这个益处远超于迷信的害处以上，我们哪里忍得菲薄它呢？还有，从前是没有公园的，而庙宇正是公园的替代。一切游艺，都在庙宇的旷场上举行，所以逛庙的性质等于逛公园。试看北平新年中香火特别繁盛的处所，如东岳庙、白云观，请去统计一下，是烧香的人多呢，还是游玩的人多呢？若说，北平的公园很不少了，而新年中的人们还是到庙里去得多，可见迷信的量高出于游玩的量。这句话也不对，现在的公园要买票，要衣服整齐，不许卖艺负贩的人进去，根本上已与民众隔绝，我们真不需要这种只供中产以上的人们做优游之地的公园。

娄子匡先生是我们研究民俗学同志中最努力的一个人。我们许多人受了职业的限制，往往走到别条路上去，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在他的业余的时间搜集了许多风俗材料，要编成一部《中国民俗志》。他搜集端午老虎画，去年寄给我看，种类在二百余，已在师范大学《礼俗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分。今年又来函告我，民俗志中的一部分，关于“新年”的快出版了。其中所搜集的，有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甘肃、贵州、云南十三省。固然尚不完全，但有了这一部书之后，继续搜集就容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尊敬他的努力，所以写了这篇序，略抒我对于节令的见解。希望政府里的人，对于这种看似浅薄而实在与国民精神有大关系的节令娱乐不要摧残；一班民众呢，也应把富有团体性的娱乐在节令期间充分地表现，尽量地发展。

还有一位绍兴籍的民俗学者[3]也替我撰序说：

在小时候不知怎的对于时令的记载感到兴趣。最初见到一本不全的《岁时广记》，常常翻看，几乎有点不忍释手，后来得到日本翻刻本顾禄的《清嘉录》，这其间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兴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还可以说是有点儿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简单地说，大抵因为我是旧式的人罢。中国旧日是农业的社会，不，其实现在也是如此，不过因了各色人等的努力使得农村日就破坏罢了——中国旧日对于节气时令是很看重的，农家的耕作差不多以节气作标准，改用公历，加上许多政治意味的纪念日，使它国家化世界化了，这当然很好，但总之不是需要的农民历，这比头上挂不住箬帽还要不方便多了。田家耕作又是无间歇，或是不平匀的，他们不能按了房虚星昴来休息，忙时忙杀，却又说不定闲时闲杀。这样说似乎农夫也是三个有闲的朋友，未免冤枉了他们，然而的确是有农闲，也就只有这时间可以休息或娱乐。我们城里人闹什么中秋、端午，插菖蒲，看月亮，乡下人只是一样的要还账，实在没有多大味道，但是讲到新年以及各村不同的秋社，那真是万民同乐的一件大事情。予生也晚，已在马江战役之后，旧社会已开始动摇，然而在乡间过旧式的贫贱生活也总有十几年，受的许多影响未尽消灭，所以对于民间的时节风物至今还感到兴趣，这大抵由于个人的经历，因生爱好，其以学问为根柢的原因，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若是从学问上说，这些岁时节气却也不是那么微末无价值的。大家知道，英国彭女士的《民俗学概论》中第二部风俗编有一章是讲历及斋日、祭日的，在问题格中也详细地指导学人去记录搜讨。年和节气是从太阳来的，月的变换则是根据月亮，所以历的安排实在是很困难，罗马凯撒大将的那样改历办法，确如彭女士所说，只是把这问题决定而不是能够解决。本来既有阴阳之分，后来又加上新旧之别，在习惯上便留下多少零乱的旧迹，据说英国也还有这种情形，如财政结算及十年一次的国势调查都以四月五日为期，即是古时的“老太太节”。聪明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除夕照常关门，元旦相见䀹䀹眼的社会未曾出现之前，人总难免有执着烦恼，歆羡嫌忌，那么古旧的老太太节之流也就有她的势力在人心里了。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在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地送走，或拿出去或简直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地迎进来。这些迎新送旧的玩意儿。聪明人说它是迷信固然也对，不过不能说它没有意思，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化科学的人们。哈理孙女士在《希腊神话》的引言中说：“宗教的冲动单只向着一个目的，即生命的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驱邪降福，虽然平常多是题在钟进士、张天师的上头，却包括了宗教仪式的内容，也就说明了岁时行事的意义了。

一年里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就在这地方。可惜中国从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录》等书就一个区域作纵的研究，却缺少横的，即集录各地方的风俗以便比较的书物。这回娄子匡先生编述《新年风俗志》，可以说是空前的工作，这在荒地里下了一铲子了。娄先生编此书成后叫我作序，差不多有大半年工夫了，我对于此道虽有兴趣，但是老不用功，实在空虚得很，序文作不出，光阴却迅速地过去了，日前得来信知道即将出版，只得赶紧拉杂写成，真是塞责而已。松仁缠和桂圆嵌胡桃的攒盒已摆好了，却又把一包梅什儿放在上边，得弗为人客所笑乎。

两位先生都把岁时节令的俗信和俗行，估价估得相当高，三十年后，更可以看看中国的岁时节令的仪礼的自然和人为的升降实况是怎么样，这本初版旧书因此获得商务印书馆要它再版的机会，我不得不好好地来增订一番呢。

至于增订本书的原则，一是求全，二是聚精，要从初版本所需要而搜录的。所以：

第一，在量的方面说：初版本已经集录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河南十三省的多数是中国南方的新年风俗资料，再版本就在求全的原则下，增补中国北部的和南方尚付阙如的地区材料，因此增加了内蒙古，东北的辽宁、黑龙江，北京、山东、陕西、江西以及我们目前居留的台湾的新资料。

第二，在质的方面的增订，我先权衡初版本的资料的有待加些分量的，因此把四川、湖南、广西、河南的材料增加，似乎内容也就充实些。

总计篇目初版全部有二十五篇，再版本增加了一十六篇，就是内容增益了百分之六十弱，共含中国新年风俗记录四十一篇。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娄子匡序于士林

注释

[1]该序为作者娄子匡1967年于该书再版时所作，本次再版对该篇进行了保留。（编者注）

[2]所指为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位。他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等。（编者注）

[3]所指为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櫆寿（后改为周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