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谏议大夫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唐朝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曾担任过起居郎、谏议大夫等职。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褚遂良所说的“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从谏言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褚遂良。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跟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任谏议大夫、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唐高宗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封河南郡公。出为同州刺史。唐永徽三年(652)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贬为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唐显庆三年(658)，卒于官，享年六十三岁。唐神龙元年(705)追赠右仆射，谥号“文忠”。唐天宝六年(747)，配享高宗庙庭，累赠太尉。

出身名门

褚遂良先祖褚少孙，曾补《史记》，晋末南迁到杭州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西），封为钱塘临平侯，渐成大族。父褚亮时迁杭州，宅邸在杭州城东。

隋开皇十六年(596)，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父亲褚亮时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友。

当初，褚遂良父亲褚亮入仕隋朝，为东宫学士。后因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隋大业十三年(617)阴历七月，西秦薛举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同年，薛举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在进军途中病死，薛举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

唐武德元年(618)阴历五月，李渊建立了唐王朝。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被迫投降，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被收编在李世民的麾下，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起初，褚遂良在秦王李世民府里做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等事务，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逐渐重用他。

弘文馆主

唐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命令李世民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同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做他的国事顾问。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都称他作“馆主”。

唐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唐高宗禅让皇位，李世民登上了皇位，即唐太宗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把隋末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既可超度在战争中逝去的亡灵，又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勒碑以永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颜师古、李百药、岑文本、朱子奢、许敬宗等名臣外，年轻的褚遂良也在。唐太宗立晋州慈云寺，由褚遂良书写碑文。

谏议大夫

唐贞观十年(636)，褚遂良因出色的才学得到提拔，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褚遂良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先后进谏和上奏于国于民有益的奏章数十件，许多被唐太宗采纳。

唐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逝世，这是位被唐太宗视为师长的大书法家。唐太宗特别感伤，曾感慨道：“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了！”魏徵适时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唐太宗立即命他为“侍书”。唐太宗曾重金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当时天下人纷纷来献，令人真假难辨，只有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

唐贞观十五年(641)，褚遂良劝谏唐太宗暂停封禅。当时，唐太宗想效仿古人祭拜天地、禀告上苍自己的文治武功，祈祷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便决定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古代有为君王都做的事情。众大臣跟随唐太宗从长安出发。途经洛阳时，恰巧天空出现了彗星奇观，一向认为封禅大典浪费人力、物力的褚遂良趁机劝谏道：“皇上功劳盖世、力掌乾坤，刚要打算到泰山祭告上天，就出现了彗星，这是不祥之兆，上天旨意是此次不宜到泰山封禅，这次就不要去了吧？”于是，唐太宗听取了他的谏言，立刻下令中止封禅。同年，褚遂良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唐太宗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

唐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向谏议大夫褚遂良道：“古时候，舜帝雕饰漆器，禹帝装饰俎器，当时有十几个人上谏劝阻。这只是食用器具一类的小事，为什么要苦苦劝谏呢？”褚遂良回答道：“雕琢耽误农业耕种的大事，精美的彩绘耽误女工。肇启奢侈浪费之风，是亡国危险的开始。追求漆器等奢侈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必然想用金器来代替，金器也是无止境的，发展下去一定会用玉器来代替。所以谏诤大臣必须在帝王刚露出苗头之时进谏，一旦奢侈成风再进谏就难了。”唐太宗说：“爱卿所言极是，如果朕的所作所为有不当之处，或者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在即将结束时，都可以进谏。与前朝史实相比，有的谏臣劝谏，帝王则回答‘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答应了’，竟然不停止、不改正。这实在是灭亡的危险显现，即将大祸临头了。”

唐贞观十七年(643)，因玄武门之变而耿耿于怀的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爱卿负责起居注，记的都是什么事，我作为皇帝可以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记录的是人君的一言一行，而且要记录下人君的善恶是非，作为人君日后言行的约束警诫，这样人君差不多就不太会再胡作非为了。希望您不要做不合礼节的事情。臣还没听说过有哪位人君亲自查看史官的记录。”唐太宗说：“朕如果有不善的言行，爱卿你也一定会记录下来吗？”褚遂良说：“坚守君臣之道还不如坚守职责，臣的职责就是秉笔直书，记录人君的一言一行、善恶是非，所以人君的举动必须记录下来。”唐太宗说：“我的行为有三方面：一、借鉴前代的成败，把它作为鉴戒；二、引进能人，共同实现为政之道；三、斥退远离小人，或许听到谗言，我能够坚守而不失误，也是想要史官不能记下我的坏处。”黄门侍郎刘洎也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都会记着。”唐太宗答道：“确实如此。”

贞观中，唐太宗宠爱第四子魏王泰，褚遂良提出太子、诸王子的待遇应有一定规格。唐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黜。当时，朝臣们多认为九皇子晋王李治宅心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但唐太宗更喜爱四皇子魏王李泰。有一次，唐太宗对近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怀抱说：‘我到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为我再生之日。我只有一个儿子，百年之后，一定为陛下杀了他，把王位传给晋王。’父子的伦理，原应当是天性，我见他如此深明大义，非常垂怜他。”大家听了，面面相觑，都没有说什么，唯独褚遂良走上前说：“陛下，您也是君王，恭请慎重考虑。哪有执掌天下的君王，杀死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猛然醒悟。褚遂良与国舅长孙无忌终于说服唐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

唐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与朝政。当时，唐朝所册封的高句丽国王高建武，被大臣泉盖苏文（莫离支）所杀，唐太宗想以此为由亲自去征讨高句丽，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尤其反对唐太宗御驾亲征，但是唐太宗强硬拒谏的态度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高句丽。但是后来唐太宗远征高句丽的失败，证实了褚遂良当初反对出兵是正确的。随后，他被唐太宗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可以直接黜陟官吏。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因他父亲褚亮去世，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回乡守孝。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褚遂良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阴历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成为继魏徵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臣。唐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评价道：“褚遂良性格耿直，有学术素养，竭诚服务、亲近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托孤辅臣

当初，唐太宗的儿子虽然年幼，但都外放担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进谏说：“过去两汉用郡国参与治理，间杂使用周代制度。如今设州县全都仿效秦代的法度，而皇子幼年一齐担任刺史，陛下您的确是在用至亲守卫四方。虽然如此，刺史是人民的领导者，用人得当下面就安定稳妥，用人失当辖域就劳苦疲惫。我认为，未成年的皇子，可以暂且留在京城，用经学教导（他们）,（使他们）敬畏仰慕天子的威严，不敢违犯禁令，养成德行和才能，考察（他们）能胜任管辖州县，然后再勉励派遣。请陛下审察（我的谏言）。”唐太宗赞许并采纳了褚遂良的谏言。

西突厥进犯西州，唐太宗说：“以前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子弟（为王），我没有采纳他们的计策，今日才后悔。”唐太宗在寝宫旁另置院落让太子居住，褚遂良进谏，认为“朋友深交时容易产生怨怼，父子沉溺于爱怜时增多过失。应该准许太子偶尔回到东宫，亲近师傅，专心学艺，来扩大美德”。唐太宗听从了他的话。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并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你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我也就放心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传位诏书。

唐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为唐高宗，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唐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唐永徽四年(653)，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谏阻武氏

唐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想要废除皇后王氏，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唐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进宫商议废后立后的大事。当时，大臣们有很多是坚决反对的，褚遂良就是其中之一，并打算带头劝谏。有人说长孙无忌应该先去进谏，褚遂良说：“长孙太尉是国舅，如果事情不顺利，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向舅舅发怒的名声，这不好！”还有人说应该李勣劝谏，褚遂良说：“李司空是国家的重臣，一旦事情难办，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治罪大臣的坏名声，这样就不好了。我只不过受太宗宠遇，这才有了今天，况且今天正是我报答太宗的恩情之时，如果我不去，何以面对先帝的在天之灵啊！”

于是，褚遂良入宫进谏，将入见高宗的时候，褚遂良对无忌等人说：“皇帝想废除皇后王氏，今天一定会商议此事，我想进谏，各位的心意如何？”无忌说：“明公必须尽情地说，我会紧跟其后。”等到入见皇帝，高宗难于开口，多次看着无忌说：“天大的罪，没有后人是最厉害的。皇后王氏没子，昭仪武氏有子，现在我想立昭仪为皇后，你们认为何如？”褚遂良说：“皇后王氏出自名家，先皇帝给陛下所娶，孝顺先帝，没有违背妇德。先帝临终时，握着陛下您的手对我说：‘我的好儿子，现在就托付给你了。’陛下亲闻先帝的临终遗言，其言好像还在耳边。皇后此后没有听到什么过错，恐怕不能废除。我现在不能曲从，（如果这样的话，）对上违背先帝之命，只希望陛下再三思考。愚臣违抗圣旨，罪该万死，只想不负先帝厚恩，哪里顾得上性命？”他极力反对废黜王皇后，其后又主张即便立后，也要立贵族之女，不可立曾服侍过唐太宗的武则天。他把手中的笏板丢在殿阶，摘下官帽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

褚遂良发了这通议论，给唐高宗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至于流血，更使唐高宗大为恼火，唐高宗觉得褚遂良在要挟他，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武则天则在帘幕后高呼：“为什么不扑杀此獠！”武则天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长孙无忌见状，急忙劝道：“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于是，褚遂良被远贬外地。

第二天，唐高宗对李勣说：“册立武昭仪的事情，褚遂良固执不从。褚遂良是受到先帝临终重托的大臣，这个事情如果不行，应当暂且停下来。”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唐高宗于是册立昭仪为皇后，把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这样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贬谪岁月

武氏在唐永徽六年(655)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武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唐显庆元年(656)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武则天不失时机地向反对立她为后的大臣进行打击报复，褚遂良再次遭遇厄运。唐显庆二年(657)春天，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去任都督。同年，武则天伙同许敬宗、李义府一道，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远离京师的化外之地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唐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唐高祖与唐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唐高宗继位等等，信中提道：“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紧紧抱着臣的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哀大告，内外宁谧。”结果，唐高宗不为所动，褚遂良的办法仍是无济于事。

唐显庆三年(658)，禇遂良在流放地带着遗憾离世，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故去的地方。褚遂良的两个儿子在流放途中被杀。直到他死后四十六年，即唐神龙元年(705)，才得到平反，复官爵。唐贞元五年(789)，唐德宗下诏，将褚遂良等功臣的画像挂于凌烟阁中。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经安南都护、首任静海军节度使高骈奏请，访求褚遂良后裔护丧归葬于阳翟。

书法艺术

褚遂良博涉文史，有文集二十卷，《全唐文》收录其奏疏章表二十篇、碑记等十篇。

作为唐朝著名书法家的褚遂良，他的书法，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法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徵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褚遂良善于学习，他与虞世南曾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值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

褚遂良的楷书代表作品主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褚遂良研习多种字体并综合运用，史称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史陵，然后学习舅父虞世南，终法为“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且融会贯通汉隶，自创一体，所以被称为“初唐四大楷书家（欧、虞、褚、薛）”之一，人称“褚体”。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境界，为书法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御史典范

历史上的褚遂良是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人，既有北方人的旷达，又有南方人的心细。说他复杂，是因为他历仕两朝、兼具多种身份，以至行事动机较难揣测；而说他简单，是他做事敢作敢为，颇为雷厉风行，始终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褚遂良作为言官，是十分称职的，他忠义坚贞、疾恶如仇。他既敢于上谏，又善于劝谏，而且取得较好的谏止效果，深得帝王的信任。这是十分难得的。唐太宗是从与褚遂良讨论书法逐渐喜爱他的，后来，两人的讨论内容逐渐从书法转到政治上来，唐太宗曾说：“我自从得到魏徴以后，每天听取谏言，魏徴病逝以后，幸亏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能不断上谏。”敢于直言上谏的褚遂良，深受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代帝王的宠信。

五代时后晋政治家刘昫曾评论道：“褚河南上书言事，亹癖有经世远略。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昔齐人馈乐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妇人之言，圣哲惧罹其祸，况二佞据衡轴之地，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韩、来诸公，可谓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赞曰：“褚公之言，和乐愔愔，钟石在虡，动成雅音。二猘双吠，三贤一心。人皆观望，我不浮沉。”

褚遂良作为政治家，他勤劳王事、忠心为国。为了维护国家和君主的尊严，不顾个人得失，多次提出治国安邦的好建议，并被唐太宗所采纳，对朝廷、对国家可谓赤胆忠心，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忠臣。

褚遂良作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受到历代推崇。魏徵评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清朝刘熙载《书概》一书评论道：“欧褚两家并出分隶，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人书评评之：欧其如龙威虎震，褚其如鹤游鸿戏乎。”因此，书法界多认为：“学书尚风韵，多宗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诸家。尚沉着，多宗欧阳询、李北海、徐浩、颜真卿、柳公权、张从申、苏灵芝诸家。”

从褚遂良身上，我们能发现值得学习的东西，值得追求的东西，也能得到一些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