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深入推进清廉浙江建设之际，深入研究浙江监察御史，了解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对于新时代长足推进清廉浙江、清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监察御史是指从古至今担任过御史等相关职务的浙江籍官员，也包括部分举家迁居浙江或曾在浙江地方任职，又担任过御史之职的外省籍官员。他们是忠君爱国、敢于直谏、肃整朝仪、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查究奸宄、忠实履职的一个官员群体。从古至今，浙江涌现出一大批热爱国家、忠于职守、解民危困、造福地方、反腐倡廉、执法如山、为民请命、平定倭乱、反抗侵略的监察官员，如：有许多在浙江地方任过职的历史文化名人，后又担任过监察御史；台州市仙居县历代共出过御史51人，号称“御史故里”；嘉兴市平湖市还出现过“屠氏一门五御史”“当湖二马御史”；拥有“江南第一家”之称的金华市浦江县郑义门，从宋元到明清，郑氏一族有173人为官，郑氏子孙没有一个因贪墨而罢官者，其中不少担任过御史。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他们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

御史，是中国古代执掌监察的官员的一种泛称。约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历代御史台有时还设“里行”“内供奉”等职，他们行使监察御史的职权，但其身份又不是正式的监察官员，官品更为低下。从御史台的构成看，其中既有品级高、声望重的官员，又有一大批品级低、权力大的官员，这样既保持了监察制度“以卑察尊”的原则，又提高了监察机构的威慑力，使监察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下属皆置“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战国时期，监察官御史见诸文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当时，国君置御史，《史记·滑稽列传》载：“执法在旁，御史在后。”大夫置御史，《史记·孟尝君列传》曰：“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邑宰置御史，《战国策·韩策三》云：“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总之，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但由于掌管记录、收受和保管文件，往往成为国君的耳目，带有监察性质，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即由此职发展而成。

约自秦始，秦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秦时如派御史出监郡县，则称“监御史”。御史的官制和监察制度的最初形态，得到了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的确证。如《秦简·尉杂》规定：“岁雠辟律于御史。”意为每年岁终，廷尉要到御史处核对律文的变通之处，说明御史掌管国家的法令。《秦简·传食律》还记载了御史的属官出巡的物质待遇：“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至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这说明从秦朝开始，御史已逐渐被重视，负有掌管国家法令、进行巡察等重要职责。

到了汉代，御史官制出现了一些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御史台长官作为高级监察官员，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秦及汉初，以御史大夫为御史府长官，秩中二千石。成帝时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掌水利，御史中丞遂成为御史府的实际长官。御史中丞秩千石，东汉时由于其位要权重，故号称“三独坐”之一。御史留守中央执行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指派之公务，则一般皆称御史，或侍御史。

两汉侍御史皆可简称御史，西汉御史府、御史大夫抑或简称御史。西汉时御史秩六百石，东汉卫宏的《汉旧仪》记载：“员四十五人……其十五人衣绛，给事殿中……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给事殿中的15人称侍御史，由御史中丞率领，在宫廷中随侍皇帝，从事监察工作；其余30人，则在御史府办公，负责举劾百官的非法行为，监督行政、军事、财政等事务。御史的名称按其职务划分可分为：监郡御史（监察地方行政）、监军御史（派遣至军队监督军政）、督军御史（派赴军队督促、督率军事）等。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长官，权力甚大。汉御史因职务不同有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汉朝御史统归御史台领导，按职掌分为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前，汉朝的刺史亦是监察官，也是御史的一种。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则为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督军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国侍御史之简称。又有禁防御史、检校御史，虽隶御史台，不居台中，不入宿，不带“侍”字。三国时，曹魏于殿中省置殿中侍御史，掌记录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西晋，御史名目很多，开后代专门职务——御史的先河，有督运御史、符节御史、检校御史等。北魏、北齐沿设检校御史。北周御史为春官府内史上大夫所辖御史上士、中士、下士的简称。

隋唐时期，御史大夫重掌御史台，官品从正四品至正三品。隋唐以来，御史又成为对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的统称。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始设，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隋又改殿中侍御史为殿内侍御史。隋炀帝省殿内侍御史员数，增监察御史员数，又一度增设从九品的御史。

唐代是监察制度开始定型的朝代。帝王都重视御史，逐渐明确其职责。唐高祖即位时，明确表明御史官是“清而复要”的重要官职。唐睿宗在《令御史录奏内外官职事诏》中强调：“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唐玄宗在《饬御史刺史县令诏》中进一步指出：“御史执宪，纲纪是司。”对于违法官吏，“按其有犯弹奏”。唐代御史台分为三院，其监察御史属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品秩低而权限广。唐有侍御史（从五品到从五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分掌台院、殿院和察院。《新唐书·百官志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然品级仅正八品下，无出入朝堂正门的资格，只能由侧门进出，非奏事不得至殿廷。唐开元初才取消限制。但因内外官吏均受其监察，权限甚广，颇为百官忌惮。中唐以后，御史常为外官所带宪衔。

五代时，御史各官依唐代旧制。到了宋代，御史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御史大夫无正员，只为兼官；二是御史中丞除正员外，多以他官兼权，而三院多出外，任风宪之职常用他官兼领；三是以御史兼言事，开“台谏合一”的先例。《宋史·官职志》记载：“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中丞一人，为台长；侍御史一人，掌二台政；殿中侍御史二人，掌以仪法纠百司之失；监察御史六人，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检法一人，掌详法律；主簿一人，掌受事发辰，勾稽簿书。”宋因唐制，御史员额由唐时的十五人减为六人，分察六部百司，品级为从七品。其职权有所扩大，扩大为“可风闻弹事”。

元代承继了辽、金的御史制度。元代御史制度特点在于抬高御史品位。《元代·百官志》载：“御史台大夫二员，从一品；中丞二员，正二品；侍御史二员，从二品；治书侍御史二员，从二品；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殿中司殿中侍御史二员，正四品。凡大朝会，百官班序，其失宜失列，则纠罚之。察院秩正七品，监察御史三十二员，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元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就是行御史台。行御史台分道设立，“统制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元沿设监察御史，员额很多，除内台三十二员，尚有江南行台二十八员、陕西行台二十员。元代虽然仍别设谏官，但御史承宋制，得兼官职。

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通掌弹劾及建言，仍保留监察御史。明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改置都察院。都察院设置左、右都御史各一人，作为都察院长官，本正三品，旋改正二品；其次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本正四品，旋改正三品；再次为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本正五品，旋改正四品；掌纠劾百司，提督各道御史，为皇帝耳目风纪之臣。皇帝派往各地的总督、提督、巡抚、经略、总理等大员，皆兼都御史衔，以便行事，但不理都察院事。都察院所属监察御史分道负责，各冠以地方名称，即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广、贵州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各道人数不等，总数一百一十人，均为正七品官。十三道设十三布政使司，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

清代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以监察御史分道纠察，员额甚多。清左都御史，满汉二人，正二品，雍正八年(1730)，改从一品；左副都御使，满汉二人，正三品；原有左佥都御史一人，乾隆十三年(1748)省。右都御史为总督加衔，右副都御史为巡抚、河督、漕督加衔，不理都察院事。乾隆时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下设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及监察御史，清末增至二十道。其职掌为“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审核刑名，纠察典礼”等事。清代派遣监察御史巡察各地者，分任各种任务，如巡按御史（清顺治后不设）、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明代有御史巡行京城之制）、巡漕御史（清有监察御史督察漕运），等等。清代监察御史初为正七品，乾隆时提高为从五品。清朝灭亡后，监察御史这一官职被正式废除。

中国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纠正官邪、弹劾非违、维持纲纪，以确保官僚队伍的基本素质，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充分实现国家的职能。监察御史制度对于古代政治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制衡作用。无论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在监察范围之内。这都说明监察御史制度在国家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监察机关作用的发挥。尽管如此，古代的监察御史对于纠弹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的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历代重视。历代选拔监察御史的条件是十分严格的，首先是道德品质，要热爱国家、刚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敢于触犯贵族、高官；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最后一定要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历代出现了许多敢于谏诤、严于执法、忠于职守、不畏权贵的监察御史，他们严格依法监察，纠弹拥有实据，惩处准确有力，为维护国家法律与统治秩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奋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着力从严从细抓管党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着力从作风建设这个环节突破，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全面强化党内监督，着力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着力遏制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势头，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党中央既发挥各级党委的主体作用，又充分发挥各级纪委监察委的监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巡视组是中央直接派的，要当好‘钦差大臣’，善于发现问题，发挥震慑力。”“中央给了巡视组尚方宝剑，是‘钦差大臣’，是‘八府巡按’，就要尽职履责，不能大事拖小，小事拖了，对腐败问题要零容忍。”并引用唐代御史韦思谦的话来强调，“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这不但是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所有纪检监察干部提出的要求。学习和借鉴浙江乃至中国古代监察御史的优秀品质、责任担当和有益做法，对于新时代推进纪检监察工作，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