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的旅程

“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我一直对此有所怀疑。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件事被一家信誉良好、诚实守信的保险公司以白纸黑字的形式确认。毕竟，保险公司是最了解这样的事情的。

该声明是我跟保险公司长期通信的最终结果，主要本着超然的关切而不是严肃的调查精神进行。我为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购买了健康保险，但没有明智地阅读小字限制条款。我也没有投保核攻击或外国政府的国有化保险。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被劫持，我的保险期限最长为12个月。自由落体跳伞和“所有其他危险运动”都被明确禁止。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

摆在床上的装备似乎在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我准备了净水片，以及治两种疟疾、脚气、化脓性溃疡、眼睑炎、阿米巴痢疾、花粉热、晒伤、虱子和蜱虫感染、晕船和呕吐的药。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忘记带阿司匹林了。

这是一次艰苦的、绝不轻松的旅行，严峻的环境对我虚弱的体格会是一次致命的考验。在那里，所有东西都可能需要背着翻越高山、越过峡谷。这是我最后一次乐观地审视自己的体能，之后就得面对城市生活和人到中年，被折磨得面目全非。

一个角落放着新的背包，闪耀的绿色像热带甲虫的甲壳。新靴子在旁边现出悦人的光芒，散发着要让脚保持干燥的承诺。相机已清洁，镜头也已重新校准好。像士兵在上战场前清洗步枪并上油一样，所有琐事都已处理完毕。现在，在出发前的阴霾中，我脑袋空空、感官迟钝，坐在行李箱上感受着空虚的压抑。

我从未真正搞懂是什么驱使人类学家进入人类学这一领域。可能只是纯粹好管闲事，战胜了理智和谨慎。记忆并不可靠，这使我忘记了大部分田野工作的痛苦和乏味的回忆。可能是因为都市生活的乏味和循规蹈矩的生活让人失去了干劲，决定离开通常由相对较小的事引发，使日常的例行公事产生了新的角度。有一次，当一份题为《计算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的冗长报告来到办公桌上时，我感到很受诱惑，因为我的机器太老了，所需的色带已经因没有商业价值不再售卖，导致花了40分钟才用手重新卷起打字机的色带。

问题是，田野工作往往是研究者为解决个人问题而做出的尝试，而不是试图了解其他文化。虽然在这个行业中，它常常被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婚姻破裂了？去做一些田野工作，找回一点感觉。对未晋升感到沮丧？田野工作会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烦恼。

但无论什么原因，民族志学家都能感受到野性的呼唤，就像穆斯林对前往麦加那种突然而迫切的需求一样。

去哪儿？这一次不是西非①，而是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学生们经常向我询问去哪里进行田野调查。有些人有沉重的精神负担，只专注于一个主题——女性割礼或铁器锻造，给他们提供建议相对简单。其他人轻易就爱上了世界的某个特定地点，他们也很好打发。这样的喜好可以成为承受民族志工作诸多考验和失望的基础。然后是第三类，也是最困难的群体，我自己现在似乎也落入了这一群（一位同事不客气地称之为“人类学社会民主党”）——他们更清楚知道想要避免什么，而不是想要寻求什么。

在提出相关建议时，我总是问学生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去一个居民美丽、友好，到处是鲜花，同时还喜欢那里的食物的地方？”这样做的人通常会带着优秀的论文归来。现在这一点也适用于我自己了：西非显然被排除在外，不过答案一闪而现——印度尼西亚。我将在那里做进一步的调查。

我咨询了一位著名的研究印尼的学者——一位荷兰人，千鸟格夹克、长而优雅的元音和福尔摩斯式的烟斗，使他显得比英国人更有英伦味道。他用烟斗柄指着我。

“你正在遭受精神更年期的痛苦，”他喘着粗气说，“你需要彻底改变。人类学家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田野调查地点，总是艰难地发现：那里的人不像家乡的人——在你这里，多瓦悠人②不像英国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搞清楚，所有的民族都是不同的。你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兜兜转转，把遇到的人和事都当成多瓦悠人。你有研究经费吗？”

“还没有，但我大概能找到一些经费。”（做学术研究最可悲的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时间，但没有人会给你钱做研究。当你在学术系统里跃升到更高层级时，你通常可以说服某人为你提供资金，但你再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做重要的研究。）

“经费是很棒的东西。我经常想，我会写一本书，讲述研究经费的计划用途与实际花在哪里之间的差距。我的车，”他从车窗里打了个手势，“来源于重新在打字机上打出我上一本书的经费。连着六个星期，整晚我独自坐着写作。这辆车并不好，但我的作品也不是很优秀。我结婚是靠研究亚齐人③的经费。我生第一个女儿是靠着访问德国的印尼研究机构的经费。”学术界——这是种斯文的贫穷。

“你最近离婚了，是因为得了经费吗？”

“不……我得自掏腰包。但这是值得的。”

“那我应该去哪里？”

他猛吸了一口烟，说：“你应该去苏拉威西岛④。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你就解释说因为当地孩子们的耳朵是尖的。”

“尖耳朵？像斯波克⑤？”

“就是这样。”

“但为什么呢？”

他像印尼火山一样喷出一股烟雾，神秘地微笑：“去吧，你会明白的。”

我知道我动心了。我会去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看看孩子们尖尖的耳朵。

对远途旅程的期待可能会带来不少乐趣，但在仓促准备的工作中就不是这种体会了。注射疫苗——人们真的应该相信天花已经被根除了吗？“根除”，一个漂亮、干净、有力的词，却令人产生无限怀疑。狂犬病——你被疯狗咬伤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你能因为被猫抓挠或被鸟啄而患病。丙种球蛋白？美国人发誓它绝对有用，英国人则不相信。最终，你做出了一个随意的选择，就像一个孩子随手抓了一把糖果一样。带几件衬衫？多少双袜子？平时衣服总是不够穿，现在却总有太多的衣服携带不了。锅？睡袋？有时两者不可或缺，但它们是否值得一路带到爪哇⑥去？牙和脚都得检查好了，要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奴隶市场中棘手的商品。以及，是时候看看旅行指南和以前的民族志作品了。

每个人说的故事都不一样，提前规划路线是不可能的。它们无法调和以达成一致。有个说法认为印尼是藏污纳垢之地，现在是这个国家衰退最严重的时期，到处是瘟疫。另一些人则视此地为宁静的避难所。一个旅行者声称走过的柏油碎石路，却被另一个旅行者宣布已经走不通。旅行指南与基金申请一样，都像是幻想出来的。我认识的荷兰学者可能都写过旅行指南。还有个问题是，你永远无法确定作者的“痛点”。对一个人来说“舒适”，对另一个人却是“昂贵到荒唐”。最终，唯一能做的就是实地看看。

地图必不可少。但事实上，它们只是给人一种虚假的确定感，好像你知道自己正走向何方。

卖地图的人是图书市场中真正的怪人——头发狂乱、眼镜被高高推到前额。

“苏拉威西地图？查理，有人想要一张苏拉威西岛的地图。”查理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他的眼神从一堆地图上方越过，盯着我。显然，他们不是每天都能卖出苏拉威西这类地区的地图。

“这个没办法给你，我们自己也想要一幅呢。给你一张战前荷兰制作的吧，但是上面什么都没有。印尼人用的就是这种，你懂的，害怕间谍。或者你可以要美国空军的调查图，但它是三张六英尺⑦见方的表格。”

“我希望有更方便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你东马来西亚⑧的政区图。你也可以看婆罗洲⑨地图，以及四英寸⑩见方的南苏拉威西地图，这样就完整了。但我想，如果你想去距离首都十英里⑪以外的地方，那也没多大用处。我们可以提供带有名录的首都街道地图。”

我看着这张图。人们曾多少次研究过这些雄心勃勃的街道和林荫道，它们在地面上变成了一座座炎热、尘土飞扬的小村庄，中间只有一条真正的道路连通。

“不。我觉得不合适。你看，连地名都变了。这座城不再被称为望加锡，而是乌戎潘当 。”⑫

查理看起来很震惊。“先生，这是1944年的地图。”确实是，它上面的名录都是荷兰语。

钱一如既往地不够用，是时候打电话给廉价机票店来张便宜的票了。去苏拉威西岛的机票几乎无法买到，最好的办法是先去新加坡中转。

令人惊讶的不是票价因航空公司而异，而是即便乘坐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同一班次，支付的票价也可能不同。随着航线的减少和机票价格的下降，航空公司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越来越露骨。芬兰航空的航线玩起了消失的把戏，马达加斯加航空价格昂贵，却时不时给乘客带来狂野的飞行体验。最后，我选择了一家自称“起飞后你就放心了”的第三世界的航空公司。在牛津街的一个阁楼上，我遇到了一个神经质的小个子男人，他看起来像是压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集中展示——干瘪、焦虑不安、咬指甲、连续抽烟。他被一大堆纸和一个不停响起的电话包围着。我付了钱，他开始写票据。电话在一旁铃铃作响。

“你好。什么？谁啊？啊，是的。我很抱歉。问题是每年这个时候所有的航班都是向东飞的，所以很难找到余票。”接着对电话线另一端的人进行了五分钟的安抚和解释，对方显然非常生气。他挂了电话，咬了咬指甲，继续写票据。很快，电话又响了。

“你好。什么？什么时候？呃，好吧。问题是每年这个时候所有的亚洲人都在向西走，所以很难找到余票。”又是五分钟令人舒缓的噪音。他绝望地吸了一口烟。电话又响了起来。

“你好。什么？对不起。在我从事这项业务的这些年里，这从未发生过。我肯定把票寄给你了。”他从一叠票里挑出来一张，放入信封，开始写地址。

“问题是每年这个时候，大部分邮局都在放假，所以会有延误。”

带着可怕的预感，我把票装进口袋，离开了。

就这样，我陷入出发前的沮丧中。我背着甲壳虫背包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打开它把里面一半的东西扔了出去。我不需要这么麻烦。到达机场时，飞机上却没有空位，一周内也没有其他的飞机。我给已经压力很大的旅行社打了电话。

“什么？谁？在我做这行的这些年里从未发生过。问题是每年这个时候，多出来的航班都会受季风的影响。不过我会给你全额退款。我现在就把支票装入信封里。”几周后，当我收到信时，里面的支票还没法兑现。

据说每一个积极的事物，都需要消极的一面来明确它的定义，以便在更大的系统中确立其位置。这也许是苏联航空⑬在航空界的角色——航空公司的反面教材。没有优雅的乘务员，只有身材魁梧、留着卷曲八字胡的“监狱看守”。飞机上没有精致的菜肴，只有炸鸡。在伦敦飞新加坡的航班上，我们吃了五次炸鸡，时而热，时而冷，但总算还能吃出炸鸡味。我没有拖着行李回家，而是选择了当天唯一的廉价航班——苏航。

类似丁香油一样奇怪的气味在机舱内蔓延，厕所里的气味特别刺鼻——一个完全没有纸的地方。人们从厕所出来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在紧张的时刻，例如着陆时，能看见冷空气从天花板的通风口流出，就像戏剧演出中的干冰一样。这吓坏了机舱里的日本乘客，他们以为是着火了，呜咽起来，直到一名“看守”用俄语对他们大喊大叫。此后，他们虽说没有被说服，但至少被吓住了。

炸鸡事件的唯一解脱之法是在莫斯科转机。傍晚时分，我们从丁香油的恶浊空气中走出来，被迫在楼梯上排队，站在20瓦的灯泡下，就像在城里的妓院一样。乘务员冲向我们中间，一边审视着，一边喊着“卢萨卡⑭”，也可能是在喊“大阪”。日本人和赞比亚人相互推挤着。我们的票被仔细检查，行李也被严格搜查。一个年轻人皱着眉头检查我们的护照，嘴唇翕动一行一行地读着，并坚持要求我们摘掉帽子和眼镜。他测量了我的实际身高，与我护照上所说的数字进行对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两个数字能匹配。

我身后的女孩是位法国人，一直在喋喋不休，渴望讲述她的人生故事。她要去澳大利亚结婚。“我希望到那边后一切都会顺利。”她兴致勃勃地说。她幽默感十足，发现我在被量身高，觉得实在有趣。“他们是在给你量棺材的尺寸吧？”愁眉苦脸的工作人员并不欣赏她的活跃，又把她送到了队伍后面重新排队。我们就像回到了学校一样，事实上整个转机区都让人回想起战后单调乏味的学生时代。一脸严肃的女士们推着剥落的奶油色搪瓷手推车，肉嘟嘟的大脸上写着不满。毫无疑问，她们正像我上小学时那些边分发肉饼边讨论如何分配的“学校晚餐女士”。机场里破旧的厕所也让人想起学校的厕所。

身着橄榄绿制服的年轻女性向拿着步枪四处闲逛的士兵们行礼。他们有一种在处理重要国家事务的神情。一种内疚和不安全感似乎侵入了我们这些西方人的内心。我们感到这一切都滑稽可笑，但这是不适当的，就像葬礼上的傻笑一样。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像这些人一样成长为严肃的公民。

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因此我们没法购买俄罗斯套娃和讲述越南集体化的书籍。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人发现楼上有一家酒吧，可以从一个忧郁且不找零的人那里购买气泡水。

我们收到一张方形的纸板，上面写着“晚餐九点”，于是找了一个有桌椅的地方坐下来，看起来越发像难民。十点钟，“学校晚餐女士”出现了，她们调整头巾准备行动。但是，不幸的是，她们没有为我们准备肉饼，只为自己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不慌不忙地大口咀嚼，看起来十分满足，在我们羡慕的目光中吃得津津有味。这一次饭菜里没有鸡肉。女士们消失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持续很久的收盘子的声音。在飞机起飞前不久，她们推着搪瓷手推车得意扬扬地冲了出去。一个人给了我们每人两片面包、一个番茄和一杯黑咖啡，而另外两个人挥手把我们赶作一团以检查机票。正当我们以为没有别的食物了，我们又得到了一块饼干。

在我们下方，离境门前的空地上，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现场表演。两名旅客，似乎是说着英语，在敲打移民局的玻璃门。他们试着推它、拉它，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一扇滑动门。

“我们的飞机！”他们喊道，指着停在玻璃窗外面的一架大型飞机——可以看到乘客正在登机。一个身穿粗布制服、身材圆胖的官员盯着窗外，背对着他们，努力不去理会他们的吵闹声。

“是你打电话让我们来机场的，”他们带着哭腔喊道，“我们等飞机都等了一周了！”

最后，这种扰动让他感到难受，他不情愿地将门滑开一英寸，透过门缝，像一个凌晨被敲门声吵醒的户主一样凝视着他们。他们把票推向他，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错误。他接过票，平静地关上并锁上了门，将机票放在办公桌的一端，继续不慌不忙地凝视着飞机。一个乘务员出现在登机梯的顶端，环顾四周，耸了耸肩，又回到了机舱里。

“打电话问问吧，”两名旅客恳求道，“我们的行李还在那架飞机上。”

作为回应，该工作人员灵巧地将机票从门下滑出去，再次转身不理。飞机的舱门关上了，登机梯也被拉走了。旅客开始绝望地敲门。官员开始抽烟。我们看了整整十分钟，飞机终于沉重而缓慢地驶过。那时，两位旅客都在抽泣。

终于通知要登机了，我们伪善地转身离开。看了这出小小的道德剧，谁也不愿意迟到。我们像罗马城门口的异教徒一样，成群结队地围着登机口大声叫嚷。偶尔，玻璃门后面会出现一个乘务员，我们就会向前涌动。然后她会再次消失，让我们陷入愚蠢可笑的困境。

重新起飞没有带来任何轻松的感觉，只有更多的炸鸡。一个傲慢的印度人在飞机上踱步，告诉所有人他是海军上将，乘坐苏航只是出于安全考虑，并非因为节俭。角落里坐着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她对端上来的炸鸡轻蔑地挥了挥手，很有远见地为自己准备了精选的奶酪和一条上好的面包，脚边还放着一瓶酒。她的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最离谱的是，她还带了肥皂和卫生纸。我们就像老人院窗户前那些面孔一样，带着毫不掩饰的嫉妒看着她。令人开心的是，当我们快到新加坡时，一个脸色发青的男人从厕所里出来，踢翻了她的酒。

新加坡又称狮城。它目前的标志是鱼尾狮⑮，之所以说目前，是因为新加坡总在不断改进和提高一切。这是一种病态的、忸怩的狮子和鱼的结合，值得迪士尼的青睐。鱼尾狮雕像在海港喷出一股股脏水，目的是让游客拍照留念。

新加坡无疑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控制和秩序的地方。这个城市国家的社会宪章受莱佛士⑯影响颇深，岛上许多地方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加坡的创始人、救世主和仁慈的统治者——李光耀，却没有得到纪念。新加坡是一个共和国，李光耀是它的国王。这里到处保留着英国时期的名字。参观空军基地也是一种乐趣——在名为“斯特朗德”和“牛津街”的道路上，可以见到沉稳的华人军官就坐在名为“Dunroamin”⑰的平房外。新加坡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抹杀其作为殖民地的历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它已经被顺利吸收到国家的文化之中了。

虽然李光耀的名字不是无所不在，但他的人格魅力已经渗透到国家的各个层面。你不得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过马路（否则罚款500新元），不得随地吐痰（否则罚款500新元），不得乱扔垃圾（否则罚款500新元）。这个国家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定更多的规章来解决。就像在莫斯科一样，通过用学校做类比，我们得以理解所有的威权制度。当然，不是现代英国学校那种罪恶、暴力和犯罪的滋生地。新加坡的公共空间干净整洁，每一片土地都变成了公园。在庞大得甚至让人感到可怕的公寓楼里，所有的电梯都在工作并一尘不染。令人称奇的是，新加坡人已经对周围的环境习以为常，甚至公用电话也都能使用。这与伦敦肮脏、瘫痪的现状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总的来说，这是一座市民都在全力谋生的城市。许多人称赞新加坡人的勤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产业模式，似乎主要由购物中心里的商人组成，他们身边堆满了主要卖给西方人的日本制造的商品。即使按照英国的标准，售货员的粗鲁也令人震惊，尽管李光耀亲自发起了“微笑”运动。（再次想到了学校——校长在集会上站起来说：“我想就学校普遍缺乏快乐的氛围说几句话。”）新加坡人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在这个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混合而成的多语言群体中，有些人似乎根本没有第一语言。

我曾和一个马来家庭住在一座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中。马来人过去住在古老的木棚屋里，安逸但不卫生，现在它们已经被这些高层楼房取代。根据政策，楼里会有各个种族。一边是印度人，另一边是华人。走廊里充斥着奉献给各路神灵的熏香的气味。不同的语言在楼梯间回响。五个大人和两个孩子挤在三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里，全家却一尘不染。住旅馆？没必要。这里有的是地方——你就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马来人热情好客是全方位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唯一的“负担”就是必须吃三顿。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说印尼语——差不多是。马来语和印尼语的关系，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关系差不多。电视同时接收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电视信号。新加坡频道只有好消息，糟糕的事件都属于外国。新加坡人则表现出多民族的和谐。看啊——新的地铁。瞧呀——更多的土地正在从海洋中填海造地而来。在马来西亚频道，一个英俊的人正在展示穆斯林的美德。“你确定这些不是以色列的橙子？”有人在我身后问道。

市内电话是免费的。十分钟后，我去雅加达的机票就订好了，价格是我在伦敦要支付价格的三分之一。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土包子。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开始观看一部马来西亚情景剧，剧中充斥着这样的剧情：正直的丈夫不在妻子身边，妻子明显给丈夫戴了绿帽子。卧室的门一旦关上，标志着通奸行为的开始。

“听她的笑声。就是那一声。她不是处女。”

“看，她会抽烟。哇！”

遗憾的是，我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词，但人类学家从小就受过训练，可以忍受枯燥的研讨会、无聊的讨论和演讲。我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在可怜的丈夫遭受许多恶行之后，妻子受到王公的谴责。法庭上讲的方言与印尼语非常接近，可以听懂。她的罪行终于被揭露了：她偷了给她继子的大米，然后卖掉大米买了香水。哇！

新加坡的商业中心却令西方人感觉不像是亚洲，这是一个做事的地方，一个类似美国达拉斯的糟糕环境，到处都是石油商人、会计师、律师以及其他种种不体面的职业。有些清高的政府莫名其妙地想要改变西方游客的品味，这似乎很难理解，因为如果去除一些肮脏、不合理之处和所谓的“地方特色”，游客会觉得还不如留在家中。

游客参观的主要场所是武吉士街⑱，这个名字让许多老英国水手听了都心惊胆战。很简单，这条街因其异装卖淫者而闻名。异装是东方的一大有名产物，往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有时还涉及宗教问题。

不过，在武吉士街，大家纯粹是为了休息和娱乐。这条街上“令人发指的暴露狂”让政府十分震惊。政府一直担心这条街的国际形象，因此决定关闭它。报纸上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

“这条街在哪里？”我问住家的儿子们，他们都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去那里好玩吗？”

他们低声交谈：“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儿。”

“你们有地图吗？”

“我们没有地图。但我会找个朋友问问。”

他们拖着长长的电话线进卧室并拨通了电话。他们打了三个电话，最后脸红地走了出来。

“我的朋友都不知道。”

“你有华人朋友吗？”

“我试一试。”

十分钟后，我们各怀鬼胎，偷笑着上路了，此前已经向住家父亲解释说要去看看海港的灯光。当我们终于找到武吉士街时，看到的却是一条黑暗狭窄的街道，街道上的建筑物已经老旧得等着被拆除。尽管很窄，但柏油碎石路面上已经摆放好了桌椅，上百个摊位的厨师在星空下烹饪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成群结队的游客四处游荡，在寻找目睹丑行带来的刺激。没有找到其他感官的享受，游客在失望中开始进食。我买了在所经之处喝过的最贵的三种饮料。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向游客挑战用一美元赌注玩画圈打叉游戏⑲。她玩得很好。看起来非常整洁的马来人警察在到处巡逻，眉头紧皱。

“为什么这里的警察都是马来人？”

男孩们笑了：“除了高级官员，所有警察都是马来人。华人不喜欢马来人开飞机或开大炮，所以当我们服兵役时，他们就把我们安排到警察队伍。”

游客们显然觉得很无聊。一群英国人发现了一只流浪猫，准备用花大价钱买来的鱼喂它。一个美国人突然喊道：“快，米丽亚姆。这儿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孤独的异装者穿着紧身皮裙，噘着嘴，在桌子间转来转去。米丽亚姆看起来是位保守老妇人，她意志坚定，勇敢地穿过人群，用她的摄影机来回扫描着这名“女孩”。各种欧洲语言的喊叫伴随着到处抓拍的咔嗒声。异装者极力凸显自己的特征，吐着舌头翘着臀，踩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了。

怀疑接踵而至。这显然是一个街头流浪者，但性别仍未得到证实。

“应该就是个老妓女。”米丽亚姆说。

这本来会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夜晚，我的朋友们失望地发现，邪恶并不一定令人愉快，但这个夜晚被一个看起来非常干瘪的服务员拯救了。

“你要点其他饮料吗？”

“不，谢谢。价格太贵了。”

“喂，你想要下流的照片吗？”

“什么？”

“下流的照片。你想要吗？”一时之间，它唤起了日不落帝国军队的热情和余晖，面带稚气的英国士兵乘蒸汽船前往东方的奇观。等待他们的将是肚皮舞者，或者斜眼美女的照片，身上戴着大量银饰，个个丰满性感。服务生将一个藏在手里的塑料文件夹放在桌子上，文件夹里放着带编号的照片。

东方男人毛发并不旺盛，但不知怎么他们发现了如白种人般体毛放荡不羁的群体。照片上的腿就像马桶刷一样，由于穿着女士泳装，所以显得格外突出。许多人拿着羽毛，傻笑着。他们身上有一些非常悲哀而又有点滑稽的东西，很像我们祖父母时代的画像。就好像他们拼命想要恶作剧，但又不知道怎么去做。

另一支警察巡逻队经过，两名马来人警察挥舞着警棍。他们死死地盯着我的两个马来人同伴，目光从我们面前的册子上滑过。他们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同伴们看起来像是遭受了某种惩罚，极其羞愧。我再次做了一个坏公民。是时候走了。当我们离开时，米丽亚姆伸手拦住：

“如果你看完了那些照片，亲爱的，我也想看一看。”

脚注

① 作者在西非的经历参见《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

② 见《天真的人类学家》一书，记录了作者前往喀麦隆研究多瓦悠人的田野之旅。

③ 亚齐人，主要分布在印尼最西端、苏门答腊岛最北端的亚齐特别行政区，使用亚齐语。

④ 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一个大型岛屿。

⑤ 斯波克是科幻片《星际迷航》中的一个主要角色，长着尖耳朵，是瓦肯人与地球人的混血儿。

⑥ 爪哇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五大岛，印尼首都雅加达位于该岛西北。

⑦ 1英尺约为30.5厘米。

⑧ 旧称东马来西亚（简称东马），现称沙巴砂拉越。

⑨ 即加里曼丹岛，世界第三大岛，约三分之二为印度尼西亚领土。

⑩ 1英寸约为2.54厘米。

⑪ 1英里约为1.6千米。

⑫ 望加锡坐落于苏拉威西岛的西南部，为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的首府，亦是苏拉威西岛上最大的城市。在1971至1999年曾称作乌戎潘当。

⑬ 为1992年成立的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前身。

⑭ 卢萨卡，非洲中南部国家赞比亚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⑮ 14世纪新加坡被称为Singapura，这个名字来自梵文，意思是“狮城”。鱼尾狮是一种虚构的鱼身狮头动物。半鱼半狮的鱼尾狮是新加坡的标志，坐落于滨海的鱼尾狮公园。

⑯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英国人，把新加坡发展成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港埠。

⑰ 英式英语中通常用来称呼别墅和平房。

⑱ 武吉士街，拥有繁华购物中心的购物街，在1950—1980年代因为聚集大量变性人而闻名。

⑲ 两个人在九宫格内轮流画圈和叉，谁先把三个圈或叉连成一线即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