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上，人类学家往往以学术专著的形式撰写有关其他民族的研究。这些著作往往有点枯燥和无聊，在作者的想象里，自己无所不知，像神一般威严，不仅拥有胜过“本地人”的敏锐的文化洞察力，而且从不犯错，不自欺也不会被他人欺骗。他们提供的异域文化地图没有死胡同。他们不动感情，从不兴奋或沮丧。总之，他们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正在研究的民族。

本书不是这样的专著。它第一次尝试与“新”民族打交道——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新”的大陆。它记录了错误的足迹和语言上的无能，驳斥了自己和他人先入为主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

从严格的人类学角度看，这些接触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不是用当地人的第一语言，而是用印度尼西亚语进行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拥有数百甚至上千种当地语言，因此，第一次接触都是以民族语言为媒介，该语言的使用标志着交流的初步性质。然而，这种接触——在本书所涉及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变成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

专著恰恰相反，它们在现实中强加一个虚假的秩序，让一切看起来恰如其分。本书是在调查的旅程中写成的，如果按照专著的写法，可以从现在矗立于伦敦人类博物馆①展览厅中宏伟的托拉查谷仓开始，以展示建筑规划如何具有民族志、财政和博物馆学意义。但本书并没有这么做。

在本书所涉及的项目中，许多人都提供了帮助。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和受托人颇有远见地为此次研究提供了资助。如果没有让·兰金和马尔科姆·麦克劳德的坚定支持和理解，本书的出版就不能成为现实。

在印度尼西亚，要感谢教育文化部的伊布·哈里亚蒂·苏巴迪奥、旅游部的乔普先生和路德·巴伦——他们亲自帮助我和各种官方渠道打交道，如果没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帮助，我根本应对不来。雅各布先生、塔纳托拉查的布帕提、索思坡的帕坦迪亚南先生，以及尼科·帕萨卡一直乐于帮助我。在马马萨，感谢西拉斯·塔鲁帕当博士的款待和帮助。哈桑努丁大学的教授和伊布·阿拔斯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另外，一个反向的致意送给乌戎潘当移民办公室的W. 阿伦先生。

我还要感谢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尊敬的苏哈托约先生阁下和希达亚特先生。特别感谢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的W. 米塔先生，感谢他在整个项目中持续的支持、帮助和友谊。

雅加达的托拉查基金会——尤其是J. 帕拉帕先生和H. 帕林丁先生——从一开始就对托拉查文化展览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担任赞助商，印尼鹰航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萨列胡丁·本·哈吉·阿卜杜拉·萨尼令人愉悦的友谊、帮助和理解，这个项目就不会这样顺利构思并执行。

最重要的是，感谢许多普通的托拉查男人和女人，他们发自内心地关心我，不计个人得失地帮助我，从不考虑回报。

奈吉尔·巴利

脚注

① 现属大英博物馆。1970年到1997年，人类博物馆位于伦敦大学学院梅菲尔伯灵顿花园的旧楼里，包括大英博物馆人种志（民族志）部的展览和人类学图书馆。2020年起，储存的藏品被转移到大英博物馆新建的场地。——本书注释均为译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