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者王承福传[197]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

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198]。天宝之乱[199]，发人为兵[200]，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201]，馀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202]，而归其屋食之当焉[203]。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204]，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205]。其它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206]；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207]。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208]，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209]。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210]。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贵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211]。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212]？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213]？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214]。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215]？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216]，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217]，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218]，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219]。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220]，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评析】

王承福本是一个农户，安史之乱爆发，被征入伍，建立功勋，却弃甲归田。回到家后，田地没有了，以从事泥瓦工作谋生。韩愈为王承福立传，借以警悟世人，这是作者的意图所在。

王承福的话是传文的主体部分，要点有三：其一，职业是多样的，掌握一种技艺，对生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靠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也会心安理得。其二，职业的选择因人而异，不是说什么都能胜任的。所谓“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即从事脑力劳动的与从事体力劳动的是有差别的，劳心者指统治阶层，劳力者指从事各种体力工作的人，王氏认为自己是适宜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其三，不同的职业，其风险指数是不同的。王承福云曾去贵富人家干活，有去过一次的，或去过多次的，再经过时，均已变成了废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官场的风险代价是颇高的。以上三点，就王承福的观点而言，职业的选择往往是利益与风险共存，把风险降至最低，既能维持生计，又能保全性命，这才是精明的选择。在韩愈看来，王氏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王氏不愿成家，以为有妻子与孩子，就会有生存的压力，因此视妻儿为累赘。韩愈并不认可王氏的人生观，但认为王氏能保全自己，比起那些患得患失的人，还是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传记一般是记事为主，本篇却是以记言为主。作者借此警示世人，名为传记，实为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