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业的产生及农牧结合经济格局的确立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是西汉王朝开拓边疆政策的产物。

匈奴独霸河西走廊，不断地侵扰西汉西北边地，造成西汉初期严重的边患。鉴于国力有限，为求得安宁，西汉初期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作用不大，史载汉武帝初年事说：

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25]

汉武帝即位，鉴于汉初“休养生息”已见成效，国力也已充实，便决定对匈奴用兵。建元三年（前138）和元狩四年（前119），通过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武帝了解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和物产情况，掌握了河西走廊的地理交通和生态环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反击匈奴的决心。从元朔二年（前127）拉开反击匈奴的战争序幕，中经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统军出征河西，到元狩四年（前119），终于将匈奴势力驱逐到大漠以北。此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6]。

接着，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建郡设县，立亭障，置烽隧，并开始大规模向那里徙民。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27]

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28]

在元狩三年（前120）到元鼎六年（前111）的短短十年时间里，沉睡的河西农业社会苏醒了。汉政府利用屯田方式，集中劳力和技术，开垦处女地，建设“官田”，筑起从河套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的兵农合一、边屯边守的军事、经济壁垒，一次次加大包括河西在内的屯田的投入。而军屯的投入更显示出空前的力度：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9]

在大兴屯田之时，水利建设也在上马。

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30]

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祁连山终年积雪，夏日消融，给农田灌溉提供了条件。走廊内河道纵横，著名的氐置水（今敦煌党河）、籍端水（今安西、敦煌间疏勒河）、呼蚕水（今酒泉北大河）、羌谷水（今张掖黑河）、谷水（今武威、民勤间石羊河）等五条河流交错回流，加上走廊地势平坦，引水灌溉方便，元封以后，西汉朝廷上下兴起一股水利热，这都推动了河西水利灌溉事业的勃兴：

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31]

为了保证河西水利灌溉设施与屯田配套，政府做出相应规划，尽量将屯田区建设在河水流域，并将屯田都尉站所置于重要的水口处，如北部都尉设于酒泉郡内的会水偃泉障，渔泽都尉治设于敦煌渔泽等。

在开“官田”为国有农业搭起框架之时，“假民公田”又为民生农业创立规模。对于迁徙到河西的中原贫民，由国家供给他们衣食，度过一段适应性生活以后，“数岁，假予公田”，分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组织他们自垦自种，自给自足。由组织民生农业而形成的农业社会洋溢出古朴敦睦的村社风情，正所谓：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32]

农业生产技术上，不但中原的先进成果在河西推广，而且一些新的耕植方法相继在河西得到应用。如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相庸挽犁法的应用。由于代田法可增强作物抗风抗旱能力，并且相庸挽犁法能大大提高耕垦效率，很适合河西地区特点，经关中、中原实验后，实施于河西，“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33]，促进了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代河西农产品甚为丰富。见于记载的作物品名不下二十种，主要有胡麻、粱米、黄谷、土麦、白米、穬麦、黍米、黄米、白粟、胡豆、秫、糜、荞、茭、秣、谷、菽、麦、米、姜等。[34]

从汉武帝时期奠定河西农业经济基础直到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中，河西农业社会经过了一个相对平稳和顺利发展阶段。首先，阶级结构相对平稳。当时的关中及中原、河北、关东地区，地主制封建社会早已确立。激烈的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尖锐的问题，使那里的农业社会常处于动荡不宁之中。而河西走廊内，虽然因农业经济的起步及西汉行政权的延伸，封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在形成和发展，但土地兼并似很少见。相反，地广民稀、土地亟待垦发仍是基本现象。其次，西汉政府为安定民生，对迁到河西的百姓实行优待，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谓“此政宽厚”、“吏不苛”，以及“有和气之应”等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河西百姓较少遭受封建政府及其官吏“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侵扰，自然安居乐业。此外，河西“僻远”的地理位置和险塞的地理环境，也使其不易受外部战乱及灾害的波及和影响。如汉武帝后期，关中、关东屡屡发生“群盗并起”[35]“水旱连年”之类的问题，而河西却少有此类景象。相反，西汉政府常在关中、中原社会问题严重时，将河西作为安置流民、减轻压力的目标和出路。如元封六年（前105），因天灾人祸所致，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万口，而“无名数者”多达四十万口，朝廷被如此严重的流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商讨对策，“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36]公卿心目中的“边”，自然包括河西走廊。另外，中原发生的战乱与政治纷扰，也导致河西人口增长，王莽代汉过程中，就有不少中原人口流入河西。

河西农业经济的兴起，并没有造成畜牧业经济的窒息。国家牧苑的设置和农业人口兼营畜牧业，使农业和畜牧业形成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的趋势，这带给河西人文方面的变化甚为显著。在民风的敦厚淳朴之外，天长日久，移居河西的关东人在习俗上也与原先大不相同，即“习俗颇殊”。[37]而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形成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河西区域经济朝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互补，既提高了自然经济的产值，也带动了手工业的起步，并使手工业更具区域特色。西汉以后，以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而兴起的手工业，如织造麻布、毛褐，进行皮革、毡裘加工，以及冶炼金属，制取食盐等，大大提高了河西社会的自给自足能力。河西区域政治的存在，正是以此经济潜力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