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绪论篇

第一节 河西经济区的崛起

一 早期的畜牧业经济基础

社会经济是社会生活的载体，是社会人文发展的动力源泉。五凉政权正是依托河西地域经济而存在的。

汉魏之际，河西经济区兴起。它一兴起，便与同期关中、中原、河北、关东等经济区形成并峙之势。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强盛，推动了汉民族文化圈向边地的扩展。边远地区经济也由此得以进一步发展。秦汉政府向边疆移民，则是汉族文化圈扩展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因；早在秦灭六国后，已在河套地区进行屯戍，延至西汉中期，则将屯戍活动扩大到河西地域。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

这就是说，汉武帝将西汉政府的军事和行政权由原先的陇西一隅推延至河西地区，是河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也是河西经济区形成的开端。

关于西汉河西军事与行政权建立的年代，史料记载中歧异甚多。一种记载是：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2]

（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3]

据此，武威、酒泉二郡置于元狩二年（前121），张掖、敦煌二郡置于元鼎六年（前111）。

另一种记载是：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4]

据此，酒泉、张掖二郡置于太初元年（前104），武威郡置于太初四年（前101），敦煌郡置于后元元年（前88）。综合上述记载，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88年，是河西经济区进入开发的重要时期。

汉武帝开发河西之前，河西已是众多民族蕃息之地。月氏、乌孙是最早的两支。大约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那里居住，并过着游牧经济生活。近年来，在天祝、古浪、永昌、张掖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掘出铜石共存文化，称为“沙井文化”。出土的石器、陶器质地钝厚，制作粗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属于月氏文化遗存。[5]月氏的活动区域，史书记载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6]后人进而指出：“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7]这就是说，月氏活动区域很广，几遍于整个河西走廊。月氏人的生活是“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8]。他们的畜牧业主要是养羊，羊的品种很好。有记载说：“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9]“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羬羊也。”[10]乌孙的活动区域较月氏稍西。近年来，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的骟马类型文化，经分析可能是乌孙遗留的历史痕迹。[11]乌孙人的生活也是“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12]。畜牧业以养马著称，马的存栏数很多，所谓“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13]。

在月氏和乌孙之外，古老的羌族与河西走廊也有关系。羌族在商周时期已见诸史料记载，过的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的生活。[14]战国初期，居住于河湟一带的羌人懂得了农耕技术，开始了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这推动了羌族社会的进步。秦汉之交，羌人析其部落，一部分向今川西北岷江上游流移，一部分留居河湟故地。留居河湟的一支在其首领忍和他的弟弟舞统率下，繁育人口，发展部族，“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5]

以上说明，早在匈奴人居河西之前，河西已生活着以月氏、乌孙和羌人为主的畜牧业民族，他们是河西早期的居民，他们繁盛的畜牧业经济为河西经济区的起步创立了基础。所谓“河西畜牧为天下饶”，当始于他们。

西汉前期，匈奴势力扩展到河西。汉文帝在位时，匈奴最终击败月氏，迫使月氏放弃河西故地，西迁到伊犁河流域。月氏迁徙时留下部分老弱南撤，“保南山羌，号小月氏”[16]。此前，乌孙曾因受月氏侵逼而投靠匈奴。月氏西迁时，其首领昆莫带领昔日“亡走匈奴”的部众也向西迁移，并打击月氏，迫使月氏再离伊犁河向西，最终“遂都妫水（今阿姆河）北，为王庭”[17]。这样，伊犁河流域为乌孙占据，而匈奴则独霸了河西走廊。

匈奴独霸河西走廊时，其奴隶制国家已经形成，国家机构的逐渐完备以及军事力量的迅速扩张，需要充足的物质财富作为支撑。对于河西走廊的占领，带给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利益是多方面的。首先，河西走廊水草丰盛，冬温夏凉，宜于畜牧。尤其是绵亘千里的祁连山，更是理想的天然牧场。

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羊，乳酪农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又有仙人树，行人山中饥渴者，辄食之饱，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见。[18]

这为畜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其次是河西走廊地当东西要冲，是联结西域与秦陇的桥梁和咽喉。占据河西走廊，可挟制西域诸国，并“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9]。作为匈奴的既定政策，在公元前176年已得以实现。此前，匈奴不仅击败月氏，而且“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20]。而后，在西域诸国设置“僮仆都尉”，进行控制与搜刮，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另外，河西走廊地势险要，地域辽阔，可供匈奴骑兵任意驰骋；有时也可挟制和联络羌人，武力威胁西汉边境，掳其边民，掠其资财，获得大量人口及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并且迫使汉王朝为宁边而做出让步。这在老上单于时期特别突出。老上单于尤“乐汉物”，他用“和亲”与军事威胁相结合的政策，对汉王朝施加压力，索取汉朝资财。“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21]匈奴对“汉物”的掳掠与索取，成为匈奴奴隶制国家物质财富供给的重要来源。

总之，在汉武帝经营河西之前，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是河西社会的基本经济格局。同时，羌族的农耕经济，汉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影响也逐渐渗入河西早期畜牧社会。特别是汉族经济产品的渗入和吸引，也给匈奴这个古老畜牧民族带来了社会人文方面的一些变化。自老上单于开始的所谓“变俗”是变化的表现。这种变化虽然微小，不足以引起经济生活方式上的根本变化，但反响却非同一般，以至匈奴内部也有人疑虑“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22]这是以后河西经济区内人文与产业格局必然变化的历史信息。

河西走廊早期畜牧业丰厚的经济资源虽非汉武帝经营河西的决策性依据，但也是诱因之一。因为大宛的汗血马、西域的奇物都要经河西方能获致。实际上，在西汉政府驱逐了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河西畜牧业也给汉王朝带来极大的利益。这从“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民谚从此流传，一些优良的畜牧业产品源源不断输入关中、中原可见一斑。特别是良种马的输入，大大提高了西汉王朝的军事水平，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有记载说，元狩三年（前120），“得神马渥洼水中”，司马相如作《太一之歌》以咏其事，称此马为“天马”，讴歌它“沾赤汗，沫流赭”，说它堪与龙为匹。[23]鉴于河西畜牧业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两汉政府以及后世各代，都在河西设立牧苑。永元五年（93），东汉政府为减轻河西地区负担，“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24]

河西早期畜牧业经济奠定的基础，也为汉以后河西域内割据政权的存在和“自成战国”准备了物质方面的条件。而五凉各政权之所以都拥有强劲的骑兵，也是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