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军事天才

任何复杂的活动，如果要以任何程度的技巧去从事，就都要求有适当的智能和性情。如果它们卓越，并在非凡的成就中显露出来，它们的拥有者就被称为“天才”。

我们明白，这个词在许多意义上被使用，程度和种类都不同。我们还知道，这些含义当中有某些令人难以确定天才的实质。然而，由于我们未声称有哲学或语法学方面的任何专长，因而我们可被允许在其通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天才”指的是就一种特定的行当非常高度地发展了的心理禀赋和才华。

让我们讨论一下这种才能，这种心灵卓著，更详细地阐述出它的要求，以便更好地理解这概念。然而，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讨论限于作为一种极高程度才能的天才本身，因为这概念缺乏可度量的极限。我们必须做的，是概览所有那些结合起来作用于军事活动的智力才华和性情禀赋。这些合起来，构成军事天才的本质。我们说了结合起来，因为军事天才的本质恰恰是它并不在于单独一项适当的才能，例如勇气，而其他智力或性情素质缺乏或不适于战争。天才在于诸项要素的和谐结合，在其中一种或另一种能力可以占主导地位，但没有哪一种可以与其余相抵触。

假如每个军人都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军事天才，那么我们的各支军队将非常弱小，因为这个术语指一种特殊性质的智力或精神力，那在一个社会不得不将其能力用于许多不同领域时，难得能够见于一支军队。一国的活动种类范围越小，且军事因素越占优势地位，军事天才的发生率就越大。然而，这仅就它的分布而非品级来说才真确。后者取决于一个既定社会的总的智能发展。在任何原始好战的民族内，武士精神远比在文明民族中间常见。差不多每个武士都有之；可是在各文明社会内，只有必需才会将它在全民中激发出来，因为它们缺乏天然的尚武倾向。另一方面，我们从不会见到一个野蛮人是真正伟大的统帅，很难得见到一个会被认为是军事天才，因为这要求某个程度的智力，那超出野蛮民族能够形成的。文明社会也显然能具有程度或大或小的好战特性，而且它们越是发展它，在其军队里具有军事精神的人就越多。拥有军事天才与文明程度较高相一致：最高程度地发展了的社会产生最辉煌的军人，正如罗马人和法国人已给我们显示的那样。就他们而言，正如就作战威名远扬的每个民族而言，最伟大的英名不是出现在高度的文明水平已被达到之前。

我们已经能够猜测智力在较高形式的军事天才中发挥一种多大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更细致地审视这个问题。

战争是危险的王国；因此，勇气乃军人的第一需要。

勇气有两种：面对个人危险的勇气；承担责任的勇气，要么在某种外在力量的裁判面前，要么在一个人自身良心的裁判面前。在此将只讨论第一种。

面对个人危险的勇气也有两种。它可以是对危险无动于衷，那或可归因于个人性格，归因于他看轻生命，或者归因于习惯。无论如何，它须被视为一个经久状况。反之，勇气可以出自诸如野心、爱国情感或任何种类的热情等积极动机。在这场合，勇气是一种情感，激情，并非经久状态。

这两种勇气以不同的方式作用。第一种更可靠；成为第二天性之后，它将永不短少。另一种往往会成就更多。第一种有较大的可靠性，第二种则包含更大胆量。第一种使心灵更镇静；第二种趋于刺激，但它也能是盲目莽撞的。最高类别的勇气是两者的复合。

战争是耗费体力和折磨身心的王国。这些会摧毁我们，除非我们能使自己不在乎它们，为此须有先天资质和后天训练给我们提供一定的体力和心力。如果我们确实拥有这些素质，那么即使我们除了常识之外别无其他去引导它们，我们也将大有条件应付战争：恰恰这些素质，是原始和半文明的族民通常拥有的。

倘若我们继续追索战争对实际从战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就进至智力支配的领域。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作战行动基于的种种因素大半掩藏在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这迷雾之中。要求有一种敏感的和善于识别的判断力，一种用以觉察出真实的精湛智能。

普通的智能可以偶尔辨认真实，非凡的勇气可以间或补救错误；然而通常，智力不足将通过成就平庸显露出来。

战争是偶然性的王国。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给偶然性更大的天地：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那么始终不断和多有变化地与之打交道。偶然性导致每件事更不确定，并且干预整个事态进程。

由于一切信息和假定都多少可疑，并且有偶然性在每一处起作用，统帅不断地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所预料。这必定影响他的规划，或至少影响构成其基础的种种假定。如果这影响有力得足以导致他的规划有变，那么他通常必须制定新的规划；然而，用于这些新规划的必要信息可以并非立即可得。在一项作战行动期间，决定通常不得不立即做出：可以全无时间重新审视形势，甚或通盘思考形势。当然，新的信息和重新评估通常不足以使我们放弃自己的意图：它们只是使之成为可疑。我们现在所知更多，但这使得我们更不确定而非较有把握。最新情报并非立即抵达：它们只是点滴渐次而来。它们连续地影响我们的决定，而我们的理智必须——打个比方说——持久地全副武装，以便处理它们。

如果理智要不受这与意外之事的不断斗争损伤，那么两项素质不可或缺：第一，一种智力，那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仍保持某种引向真实的微弱模糊的内在光芒；第二，勇气，勇于跟随这模糊微弱的光芒，不管它引向哪里。这些素质中的第一项被法文术语“扫视”（coup d’oeil）描述出来，第二项则是果断。

战争的一向吸引最大注意的方面是交战。由于时间和空间是交战的要素，而且在骑兵进攻乃决定性因素的时代特别重大，因而迅速精确的决定这观念起初基于对时间和空间的评估，随后得到了一个仅指目测的名称。许多战争理论家如此狭义地使用这个术语。然而不久，它就也被用来指在行动中间做的正确决定，例如辨认出正确的进攻点等。“扫视”因而不仅指肉眼的，而且——更经常——指心眼的。这个表述法，有如这素质本身，肯定一向更多地可用于战术，但它必定也在战略方面有一席之地，因为在这方面往往也需要迅速的决定。剥去由这术语加诸它的比喻和限制，这概念仅指迅速辨认出一个真实，那是理智通常会忽视的，或者只在长时间研究和思考以后才认识到。

单独一次果断是勇气的表现；如果它成为特性，它就体现了心理习惯。然而，这里我们在说的不是自然的勇气，而是承担责任的勇气，面对一种道义危险的勇气。它往往被称作“智勇”（courage d'esprit），因为它由理智造就。然而，这并未使它成为一种理智行为：它是性情行为。只是聪明并非有勇气；我们往往见到最聪明的人犹豫不决。在事态急速更动之中，一个人由情感而非思维支配，因而理智需要唤起勇气素质，那继而在行动中支撑和维持理智。

以这方式去看，果断的作用是当行动的动机不足时，限制疑虑的折磨和犹豫不决的危险。诚然，按照口语说法，“果断”一词也被用来指大胆、好斗或鲁莽冒失的倾向。然而，在一个人有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充分的行动理由时，他不能被恰当地叫作“果断的”。这等于是将一个人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以他从未感到过的迟疑来掂量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这只是个强弱问题。我并非学究，要就稍许误用一个词去辩驳惯常用法；说这些话的唯一目的，在于排除误解。

果断——它驱除迟疑——是这么一种素质：它只能由理智唤起，由如此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智能唤起。有些人可以最敏锐地思考最难办的问题，而且可以有勇气承担严重的责任；但是，在面对一个困难的形势时，他们仍然发觉自己不能做出决定。他们的勇气与他们的理智彼此分开而非合起来作用，因而无从造就果断。果断仅由一种内心行为产生；理智告诉人需要大胆，从而使他的意志有了方向。这特殊性质的智能用对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的畏惧去压制所有别的畏惧，从而是迫使刚毅者果断的力量。智能低下的人因而无法做到果断——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的果断。他们可以在一场危机中无所犹豫地行动，但如果他们行动，那么他们如此而不假思索；而一个行动不假思索的人当然不可能受迟疑折磨。这类行动有时可以甚而恰当，但如前所述，表明军事天才存在的是通常成就。这一说法可能使认识某些决绝果断的骑兵军官的读者大为惊讶，这些军官几乎根本不习惯深入思考；然而，他必须记住，我们在谈论一种特殊种类的智能，而非谈论沉思冥想的伟力。

简言之，我们认为果断出自一个特殊种类的理智，一种强健而非辉煌的理智。我们能给出这解释的进一步证据，办法是指出关于这么一种人的许多例子：他们作为低级军官显示了大果断，但随他们晋级高升，便不再如此。他们明白决绝的必要，但也认识到一项错误的决定包含的风险；由于他们不熟悉自己现在面对的种种难题，因而他们的头脑失去了先前的犀利。他们越是先前惯于即刻行动，现在就越是胆怯，随着他们认识到诱捕他们的踌躇不决的种种危险。

讨论过“扫视”和果断之后，自然要进到一个相关的论题：沉着。沉着必定在战争这意外之事的王国中起大作用，因为它只是一种应对意外之事的增进了的能力。我们赞誉机巧辩驳蕴含的沉着镇定，一如我们赞誉面对危险时的快思敏想。这两者都不需是非凡的，只要契合形势就行。一项随长时间深入思考后做出的反应可以看似相当平常；作为一项直接回应，它可以令人爽然欣喜。“沉着”这一表述准确地传达了理智之助的速度和直接性。

这极可赞赏的素质是归因于一种特殊性质的智能，还是归因于坚毅的神经，要视意外事变的性质而定，但这两者都始终不可全无。迅捷反诘显示机智；在突如其来的危险中足智多谋首先要求有坚毅的神经。

四项要素构成战争氛围：危险、费力、不定和偶然。如果我们将它们合起来考虑，那么显而易见，要在这些阻碍性要素之中安全和成功地取得进展，就需要何等的心智坚忍和性格刚毅。依据种种环境，战争报道者和战争史家使用诸如干劲、坚强、坚韧、情感平衡、性格力之类用语。英雄秉性的这些产物差不多可被当作同一个因素对待，那就是意志力，它自我调整以适合种种环境。然而，它们尽管密切相联，却并非同一。对在此作用的种种心理力的互动作一番较为仔细的探究可能是值得的。

首先，思维的清晰性要求我们牢记一点：在挑战军事司令官的心理强度的重力、负荷、阻抗——随你喜欢怎么称呼——中间，仅有一小部分是敌人的活动、抵抗和作战的直接结果。敌方活动的直接和首要的冲击起初落到司令官本身，而不影响他作为司令官的能力。例如，倘若敌人抵抗四小时，而非两小时，那么司令官身处危险的时间有两倍长；可是，一位军官的级别越高，这个因素就变得越不那么重要，而对总司令来说它全无意义。

敌人的抵抗直接影响司令官的第二个途径，在于旷日持久的抵抗导致的损失，连同这对他的责任感施加的影响。他必然体验到的深切焦虑作用于他的意志力，考验他的意志力。然而，我们认为这完全不是他必然承受的最重负荷，因为他只应对他自己负责。可是，敌人行动的所有其他影响被他麾下的人感受到，并且经过他们反作用于他。

只要一支部队心甘情愿斗志昂扬地作战，就很少需要大意志力；然而，一旦种种状况变得困难，就像它们在多有危急的时候必定的那样，事情就不再如一部运转顺利的机器似地运作。机器本身开始抵抗，司令官需要巨大的意志力去克服这抵抗。机器的抵抗不必由抗命和争辩构成，虽然这足够经常地发生在个别军人那里。司令官不得不经受住的是士气颓丧、体力低落的冲击，还有令人伤心断肠的大量死伤景象的影响：首先是他自己要经受得住，然后是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希望和恐惧付托给了他的人要经受得住。随每个人的力量急趋衰竭，随它不再呼应他的意愿，整个部队的惯性逐渐变得仅仅基于司令官的意志。他的精神热忱必须在所有其他人那里重新点燃意图的火焰；他的内在之火定要重新振奋他们的希望。只是在他能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他才会保持住对部下的掌控。一旦这掌控丧失，一旦他自己的勇气不再能振兴部下的勇气，大量属众就会往下将他拖入畜生般的世界，那里盛行逃避危险和不知羞耻。此乃司令官的勇气和意志力必须克服的在会战中的负荷，如果他希望获取卓越的成功。他麾下的人员越多，这负荷就越重，因而他的职位越高，他为承受住愈益加码的重任而必需的性格强度就越大。

行动中的干劲与其动机强度成正比变动，不管这动机是出自思想信念还是出自激情。然而，在没有激情的场合，不易产生大力量。

在战斗中鼓舞人的所有激情中间，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哪一种像渴望荣誉和名望那样强劲有力，那样持续不断。德语以“贪图荣誉”（Ehrgeiz）和“追逐光荣”（Ruhmsucht）这两个用语，将它与两个可耻的含义联系起来，从而不公正地玷污了它。对这些高尚抱负的滥用无疑使人类历来遭受了种种最令人厌憎的暴行；尽管如此，它们的来源使之有资格跻身于人性中最崇高的成分之列。在战争中，它们作为激励惰性大众的根本生命气息起作用。其他激情可能更为普遍，更受尊崇，包括爱国精神、理想主义、复仇心、每一种热忱，但它们取代不了对名望和荣誉的渴求。它们确实可使大众奋起行动和鼓舞之，但不可能赋予司令官力争俯瞰其余的勃勃雄心，就像他要使自己卓越超群就必须的那样。它们无法像雄心能够做到的那样，赋予司令官一种在战斗的每个方面的个人利益，差不多专有财产似的利害关切，因而他利用每个机会争取最大裨益：大力开耕，仔细播种，渴望丰收。主要是所有层次上的司令官们的这种奋力精神，这种创造力、干劲和竞争热忱，赋予一支军队蓬勃生气，并且使之得胜。至于统帅，我们很可以问是否历史上曾有过任何一位并非雄心勃勃的伟大将领；确实，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否可以设想。

坚强显示意志对单独一项打击的抵抗；坚韧则指经久延续的抵抗。

虽然这两个用语相似，而且通常被互换使用，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至关重要，不容误解。面对单独一项打击的坚强可以出自强烈的激情，而理智帮助维持坚韧。一种行为延续得越久，坚韧就变得越深思熟虑，而且这构成它的一个力量源泉。

我们现在来看心理力，或曰性格力，首先须问我们以这些用语指什么。

显然，不是指感情的猛烈宣泄或激昂的性情：那会扭曲这用语的含义。我们指的是在格外紧张和情感激烈的时候保持镇静的能力。能否仅以理智力量去说明这样一种本领？我们怀疑。当然，尽管某些理智杰出的人确实失去自制，但不能从这个事实引出相反的论断；可以论辩说，所需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而非宽敞的心灵。然而，假设那被称作自制的本领——甚至在最大压力之下仍保持镇静的才能——植根于性情，可能更接近真理。它本身是一种情感，作用在于平衡性格强健者的种种激昂情绪但不毁坏它们，而且正是仅凭这平衡，才保证了理智的主导地位。我们指的这平衡力只是人类尊严感，最高尚的自豪和最深刻的必需：在任何时候都理性地行事这强烈要求。因此，我们要论辩说，性格强健者是一个不会被最强有力的激情搞得失衡的人。

如果我们端详人们在情感反应方面如何不同，那么我们首先发现有一类人难被激起，通常他们被称作“迟钝的”或“冷漠的”。

其次，有些人极端活跃，但他们的激情从不升至一定水平以上，这些人我们知道是敏感的，但不镇静。

第三，有些人容易被煽起激情，激动突然发作，但很快就发散掉，如火药一般。最后，我们见到这些人：他们不对小事做反应，只会很是逐渐而非突如其来地被驱动，然而他们的情感达到强劲经久。他们是激情强劲、深刻和被掩藏起来的人。

这些不同形态大概与人体内运作的物理力相联：它们是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双重机体的组成部分，其一面是物理的，另一面是心理的。凭我们的稀薄的科学知识，我们全无任务去深入这模糊不清的领域；尽管如此，仍然至关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些不同的心理结合能够以哪些方式影响军事活动，并且发现一个人多大程度上能在它们中间去寻找性格力。

迟钝者难以抛弃平衡，但全然缺乏勃勃活力不可能真正地被解释成性格力。然而不可否认，这类人的不易激动赋予他们在战争中某种狭窄的有用性。他们难得有强烈的动机，缺乏主动性，因而并非特别积极；另一方面，他们难得犯严重的错误。

第二类人的突出之处在于，区区小事能突然激发他们行动，但大问题很可能将他们压倒。这种人会欣然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但全体人民的不幸只会使他悲伤；它们不会激发他行动。

在战争中，这样的人显得不乏干劲或平衡感，但他们不大可能成就任何意义重要的事情，除非他们具备一种非常有力的理智去提供所需的刺激。不过，难得发现此类性情与强健和独立的理智合二为一。

种种一触即发的激情，很容易激起的情感，一般而言在实际生活中极少价值，因而在战争中极少价值。它们的驱动强烈但短暂。如果这样的人的干劲与勇气和抱负相结合，那么它们往往证明在一个低级指挥层次上极为有用，原因只在于低级军官掌控的行动持续时间短暂。往往单独一项勇敢的决定，激情力的一回迸发，便将足矣。一次大胆的冲击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场激烈的战斗可以持续一天，一场战役则可持续整整一年。

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种种易变的激情使他们加倍地难以维持内心平衡；他们往往失去理智，而实际作战期间没有什么比这更糟。虽然如此，说甚易激动的心灵从不可能强健——即从不可能甚至在最大压力之下也保持平衡——仍非真确。作为一个通则，它们跻身于较优的秉性之列，因而为何他们不应当有一种他们自己的尊严意识？事实上，他们通常有这么一种意识，但没有时间让它去发生作用。一旦危机过去，他们倾向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说训练、自知之明和经验迟早会教育他们如何提防自己，那么在大激动之际，一种内在的平衡力就将张扬自身，以致他们也能依凭性格的伟力。

最后，我们进到谈论难以驱动但有强劲情感的人——与前一类相比犹如内热比之于火花迸发如雨的人。他们是最能唤起巨大的力量的人，以这力量来清除在战争中阻碍活动的巨大负荷。他们的激情动起来恰如巨型质体：缓慢，但不可抗拒。

这些人不像第三类人，那么经常地被自己的情感猛地推离正道，然而经验表明他们也能够失衡，受制于盲目的激情。每逢他们缺乏自制这高尚的自豪，或每逢它分量不足，这情况就能够发生。我们最多地在原始社会的伟人中间见到这种状况，那里激情趋于主宰，因为缺少理智的规范节制。然而，甚至在各个有教养的民族和文明社会中间，人们往往也被激情猛地推离正道，恰如在中世纪偷猎者被用锁链拴在牡鹿身上，而后被载入森林。

我们再度重申：性格力不仅在于有强劲的情感，而在于尽管情感强劲，但仍保持内心平衡。即使激情猛烈，判断力和原则仍须起作用，犹如一艘舰船的罗盘，不管大海如何波涛汹涌，仍记录下最细微的航向变动。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一个人有性格力，或简单地说有品格：他坚执自己的信念，无论这些信念是出自他自己的看法，还是出自其他某个人的看法，无论它们代表原则、态度，还是代表突如其来的洞察或任何其他思想作用力。当然，如果一个人老是朝三暮四，变更想法，这样的坚定就无法表现出来。这不必是外部影响的结果；原因可以是他自己心智的运作，但这会提示出一个局促不安、以致乖僻的心灵。显然，如果一个人不断改变看法，即使缘于他自己的反思，他就不会被叫作一个有品格的人。这个说法只被用于看法稳定和一贯的人。所以如此，可以是因为它们经深思熟虑，清晰分明，很少可予修改；或者，就懒惰者而言，是因为这样的人不习惯心智努力，因而并无缘由要改变自己的看法；最后，是因为一个坚定的决定，基于出自思考的根本原则，比较可以防止看法更动。

因其巨量逼真印象，连同作为一切信息和看法之特征的种种疑惑，没有任何活动像战争那样使人们失去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信心，并使人们偏离自己最初的行动方针。

在可怕的磨难景象和危险状况面前，情感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倒思想信念，而且在这心理迷雾中，那么难以形成清晰彻底的洞察，以致看法变动成了更能理解和原谅的。行动永不能基于任何比直觉——对真理的一种感悟——更坚定的东西。结果，无论何处意见分歧都不像在战争中那么严重，新颖的看法从不停止猛烈冲击既有的信念。没有哪个程度的镇静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新印象太强大，太生动，并且总是既冲击理智，又冲击情感。

只有那些出自清晰和深刻的理解的总的原则和态度，能够提供一个总括的行动指南。关于各具体难题的种种看法正是应当被锚定在它们上面。困难在于，要在众多事件和新看法的洪流中坚执深思熟虑的这些结果。原则与实际事件之间往往有差距，它并非总是能靠前后相继的逻辑演绎去弥合。因此，一定程度的自信实属必要，同时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亦属有益。常常，没有任何缺乏一个铁定原则的东西会足够管用，那不是当下思考过程的组成部分，却支配之：那原则就是，凡身处疑难境况，便须坚执自己原先的看法，拒不变更，除非迫于一个清晰的信念去这么做。需要坚信业经考验的原则的莫大道理；短暂易逝的种种印象的生动性决不可使我们忘记，它们包含的那种道理是较低级的。在疑难境况中，依靠将我们原先的信念置于优先，依靠顽强地坚执这些信念，我们的行动便取得那种被称为性格力的坚定性和一贯性。

显而易见，性格力多么大地依赖内在平衡的性情；大多数情感强劲和稳定的人因而也是有强健个性的人。

性格力能够蜕化为顽固。在一个具体场合，往往难以划出它们之间的界线；然而，要在理论上区分它们肯定容易。

顽固并非一项智能缺陷；它出自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将这归咎于智能不符合逻辑，因为智能系判断力所在之处。顽固乃性情缺陷。顽固和不容矛盾出自一种特殊类型的自大自负，那将其自主才智之悦抬高到凌驾其余一切之上，对它别人必须顶礼膜拜。它或可也被称作虚荣，假如它并非更甚：虚荣满足于仅仅外表，顽固则索要资质实在。

因而我们要论辩说，一旦一个人拒绝另一种观点不是因为有优越的洞察，或信奉某个更高的原则，而是因为他本能地反对，那么性格力便立即变为顽固。诚然，这个定义可能没有多大实际用处；但尽管如此，它仍然帮助我们避免一种解释，即顽固只是个性强的一种更甚的形式。这两者之间有一根本区别。它们紧密相连，但前者那么不同于一种更高程度的后者，以至于我们甚而能见到极端顽固的人，他们愚钝得没有多大性格力。

至此，我们对一位伟大将领在战争中所需秉性的概览一直涉及理智和性情在其中合成作用的种种素质。现在，我们必须谈论军事活动的一个特性——可能最显著即使并非最重要的特性，那与性情无关，仅涉及理智。我指的是作战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首先，这关系是个常在因素，以致不能设想一支正规军作战，除了是在一个明确的空间内作战。其次，它有最高程度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影响所有部队的作战行动，而且有时整个改变它们。第三，它的影响可以在地面的最小特性上被感觉到，但它也能支配幅员巨大的各地区。 

以这些方式，作战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决定军事行动的特性。如果我们考虑与土地相联的别种活动，例如园艺、务农、建筑、水利工程、采矿、猎场看守或林业，没有哪一种延展到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以外，而且关于该区域的实用知识很快就被获取。然而，一位司令官必须将他的工作呈交给一名伙伴——空间——去左右，那是他永不可能彻底勘查的，并且因为他受制于不断的移动和变化，也是他永不可能真正变得知晓的。诚然，敌人的处境一般也不比他好；然而，这障碍虽然双方都有，毕竟仍是个障碍，以足够的才能和经验去克服它的人将拥有一项真正的优势。不仅如此，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这困难才对双方是一样的；在任何特定场合，防御者通常远比其对手了解所涉的地区。

这难题独一无二。要驾驭它，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被给予了太狭窄的名称——方位感。是迅速准确地把握任何地区的地形这一本领，使一个人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找到自己的周边路径。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一种表现。事情当然部分地靠肉眼观察，部分地靠心智设想，后者依凭基于学习和经验的猜测去填补空白，因而从肉眼能见到的众零碎片断中构设出整体；可是，如果整体要被逼真地展现给心智，像一幅图画或地图似地刻印在脑海里而无细节消散或模糊，那就只能靠我们称为想象力的智力本领才能做到。一位诗人或画家可以大感震惊地发现他的缪斯女神同样也支配这些活动：在他听来，说一名年轻的猎场看守人为了能干称职就需一种强得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可能古怪。倘若如此，我们就将欣然承认这是狭隘地应用这概念，而且是应用于一项没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然而，无论联系有多远，他的技能必定依然出自这一天赋才能，因为如果全然缺乏想象力，就会难以将诸多细节结合为一个清晰、连贯的意象。我们还承认，好记忆可以是个大帮助；不过，我们是否因此便将记忆认作是一种独立的心智才能？或者，想象力是否毕竟更清楚地刻印出这些记忆中的图像？这问题须被留下以待回答，特别是因为即使将这两种能力设想成各自独立运作也显得困难。

不可否认，实践和业经训练的智能与之大有关系。卢森堡元帅[81]属下著名的军需将领皮伊塞居尔写道，他刚开始从军生涯时，对自己的方位感全无信心；当他不得不策马行进任何一段距离以获知口令时，他总是迷路。

随职权增进，这种才能的所涉范围自然增大。一名带领一个巡逻小队的轻骑兵或侦察员必定轻而易举地在大道小径中间找到自己的路。他需要的一切只是几个路标，加上某种平凡有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相反，一位总司令必须力求取得关于一省、整个一国的构造的总体知识。他的脑海必须拥有一幅关于道路网、河流线和山脉走向的鲜明图像，同时不在任何时候丧失他的身旁环境感。当然，他可以从所有各类情报和从地图、书籍和回忆录抽取大体的信息。细节将由他的参谋人员提供。尽管如此，仍然真确的是，依凭一种迅速、准确的方位感，他的部署将更快捷，更可靠；他将冒较小的风险，那出自寓于其理念的一定笨拙性，并且较少依赖别人。

我们将这能力归因于想象力；然而，这是关于战争能从这轻浮的女神索要的唯一服务的，她在大多数军事事务中倾向于为害多于行善。

以此，我们相信，我们达到了我们一番审视的终点，即审视战争中人性需要依凭的智力和精神力。智力的至关紧要的贡献从头到尾始终清晰分明。因而不奇怪，战争虽然可能看似不复杂，但除非依靠智力杰出的人们，就不可能打得卓著昭彰。

一旦这观点得到采纳，就不再有任何必要去设想翼侧包抄一个敌方阵地（一种进行过无数次的明显行动）需要一番智谋大努力，或设想实施许多类似的作战行动也同样如此。

诚然，我们通常将朴实胜任的军人视作与沉思默想的学者截然相反，或与知识渊博得令人炫目的富有原创力的知识分子截然相反。这一对照并非全然脱离现实，但它不证明唯有勇气才造就一名胜任的军人，或者有智能和用智能不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者的必需素质。我们必须再次坚持：最常见的情况在于，军官随晋级高升而干劲衰减，随任职高位而能力不逮。然而，我们也必须提醒读者，我们想的是杰出的努力，是给人带来英名的那类努力。每个指挥层级都有它自身的智力标准，它自身的获取英名和荣耀的先决条件。

在总司令——率领全军或指挥一个战区的将领——与直接隶属于他的各高级将领之间，存在一大鸿沟。原因简单：第二层级受制于严密得多的控制和监察，从而只给予小得多的独立思考余地。人们因而往往认为，杰出的智力只是在顶端才属必要，对所有其他职责来说，普通的智力就足够了。一位责任较小的将军，一名服役期间头发渐白、心智因多年例行公事而大不敏锐的军官，可以常被认为已变得多少陈腐迟钝；他的勇敢豪侠得到尊敬，但他的智能低下令我们觉得好笑。我们不打算拥护和提倡这些好人；这将全然无助于他们胜任，并且极少有助于他们愉快。我们只是希望如实地表明情况，因而读者不应认为一个有勇无谋的战斗者在战争中能够成就任何意义卓著之事。

在我们看来，甚至低级指挥职位者为取得杰出的成就，也需有杰出的智力素质，而且职位每上一步，标准就随之提升，因而我们认识到，倘若军种次高职位者要功绩卓著，就需有怎样的能力。与博学的学者、经管范围广泛的企业经理和国务家相比，这样的将领可能显得相当平实简单；但是，我们不应当瞧不起他们的实用智力的价值。当然，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人在一个职级上树立了自己的声誉，在被晋升时载誉而任，却非真正配得上。如果对他无甚要求，而且他能够避免暴露自己的低能，那就难以断定他真正值得有什么声誉。这样的例子往往导致一个人低估在职责较小的位子上本可干得很优秀的军人。

所有各个层级都需要合适的才能，如果要成就卓著的业绩的话。然而，历史和后世将“天才”之称保留给这些人：他们在最高职位上——作为总司令——卓越非凡，因为在此对智力和精神力的要求高得多多，高得无比。

要使一场战争或它的一场战役胜利告终，就要求彻底领会国家政策。在此层级上，战略和政策合而为一：总司令同时是一位国务家。

瑞典的查理十二不被认为是个伟大的天才，因为他从不能使自己的军事才能服从优越的洞察和智慧，从不能依凭它们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我们也不用这方式去想亨利四世：他在他的技艺能够影响国际关系以前被刺杀了。死亡令他得不到在这更高的领域去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那里有效地平息了国内纠纷的高尚情感和慷慨意向将面对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

一位最高统帅必须迅速学会和准确评估的广泛事务已在第一章里予以显示。我们论辩说，一位统帅必须也是一位国务家，但他决不可不再统兵打仗。一方面，他明白整个政治形势；另一方面，他准确地知晓以他掌握的手段，他能实现多少。

战争中，情势那么变化万千，而且那么难以界定，以致不得不评估数量巨大的种种因素——大多只依照或然性。负责评估整体的那个人必须以一个素质去应对自己的任务，那就是在每一点上都感悟到真理的直觉。否则，就会出现意见莫衷一是，思虑一团混乱，并且致命地牵累判断力。波拿巴就此说得对：在总司令面对的种种决策中间，有许多犹如数学难题，值得一位牛顿或一位欧拉的才华。

这任务就更高的智力才能而言，要求的是一种整体意识，连同一种判断力，它们被提升到一种绝佳绝妙的想象力，轻而易举地抓住和撇弃千百个遥远的或然性，而那是一个普通的头脑会费力去一一辨识、并在这么做的过程中耗竭它自身的。然而，若无如前所述的性格和性情素质，那么即使是悟性——天才本身的绝佳慧眼——的这一超级发挥，也仍将够不上历史重要性。

真理本身难得足以令人行动。因而，从认识到决断、从知识到能力总是路长步远。人的行动的最有力源泉是他的情感。他从理智和性情的混合中提取他的最强劲的支撑（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的话），那是我们已学会在种种素质即果断、坚强、坚韧和性格力之中认出的。

足够自然，如果统帅的最优越的智力和性格力没有表现出来——在他的工作的最终成功中表现出来，而只是凭信任被以为有此，它们就难得会荣获历史重要性。

外行人就军事事件进程得知的东西通常少有特征。一个行动貌似另一个，而从纯粹的事件叙述中不可能猜出遇到了和克服了什么障碍。只是间或地在将领或其亲信的回忆录里，或者作为严密的历史研究的结果，这幅图景的无数线索中的某些线索才被披露出来。一次重大作战行动之前的大多数论辩和争执被着意掩藏起来，因为它们触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它们干脆被忘掉，被当作建筑物建成时要被拆掉的脚手架。

最后，不想冒险做一个关于更高形态精神的更严密的定义，让我们断言人类心灵（在这用语的通常意义上）远非到处一样。因而，如果我们问哪种心灵最可能表现出军事天才素质，那么经验和观察都会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我们要挑选的是探索性的而非创造性的心灵，综合的而非专科的方法，冷静镇定的而非容易激动的头脑，给其付托我们的兄弟和孩子们的命运，还有我们祖国的安全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