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一个人的气魄决定他的人生格局。自甘平庸、得过且过的人永远也不会有大成功。成大事者，必是志存高远之人。两千年前，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曾国藩有治世之心，又岂肯泯然于众人。他早早便为自己勾画了宏伟的人生蓝图，并朝着目标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是虎断不卧平阳
“如果你自诩为奴隶，那你永远不会成为主人！”诚然，每个人对于成功的追求都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你怎样解读成功、怎样定义成功，你都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没有目标、没有想法的人生，必然会一塌糊涂，必然会极度乏味、极度平庸。曾国藩生就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气魄，断不肯庸碌一生，尚在蛰居之时，他便已发出“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的虎啸龙吟。
所谓性格决定人生，心态成就命运。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首先就要有成为大人物的心态。立志是一个人对人生执著的追求，也是一种渴望，更是一种争取人生有所为的性格反映。“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缺乏立志性格的人，做的一定是小事，甚至连小事都做不好。真的是这样，人都有软弱的一面，如果不能将软弱的性格压制住，那么做事时往往瞻前顾后，还没有行动，就惧怕失败，只会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于是一直畏首畏尾，而人生始终没有突破。
成功者则不同，他们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断不肯甘于人下。这是一种强者的风范。在强者看来，这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泯灭自己的斗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己走向成功，因为自己天生就是个“强者”。
就像贝尔博士所说的那样——“时刻想着成功、看看成功，心中便有一股力量催人奋进，当水到渠成之时，你就可以支配环境了。”可见，要想成为一个成功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刻保持着成功者的心态，将自己设定为理想中的模样，只要它是实际的，便以最大的自信和热情去行动，直到成功为止。
曾国藩一生恢宏，气势冲天。但这是他人生的结果，而不是过程。过程是什么？就是为他的人生目标而付出的具体行动，即立下大志，赢定人生胜局。曾国藩的这种性格从何而来呢？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这样一个关于性格的道理：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益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早年的曾国藩，在他还没有获取成功的时候，就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枞金钟。”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正是这种高远的志向，才使曾国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变成一个“震断九州无凡乡”的“孤凤”。
曾国藩曾这样说过：“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必须有三种立志性格：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成为了“中兴名臣”；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历史上的榜样人物。咸丰九年，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进行重新估计，共得32人（实际上是33人），做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象，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目标，一个人的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会是盲目之举、徒劳之举。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有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确如曾国藩所说，一个人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志向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其实，生活中很多人原本也是志存高远，原本也有“当元帅”的梦想，只是面对生活给予的压力、面对挫折所带来的打击，他们最终选择了退避。于是，原本无限的潜能彻底被压制住；然后，人生变得麻木不仁；最后，对于苦、对于乐，他们似乎都没有了感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橡皮人”。
事实上，很多人确实已经习惯了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但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所说的那样“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有所成就的人生也必然是有遗憾的人生。人生究竟是何等模样，这，取决于你的定位。从个人的角度看，人能否有立志的性格，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狂妄自大的人，不会比一个志存高远且踏实肯干的人有更大的成功几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
志存高远，则意味你有赢定局面的机会，有大功告成的可能。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理想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刺激下，人生就有盼头，就有希望。曾国藩的一生之所以能赢定胜局，就是因为他知道，“出类拔萃，不流于俗”才是人生的目标所在，也就是说他能站在高处看人生，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达到赢定胜局的目的。回过头来看，一个人的立志往往是成功的开端。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意识地缔造一种“自我成就感”，以此来压制人生中那些消极情绪，譬如自卑、自闭、自我放弃，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良性循环。倘若你做了一件自认不错的事情，那么不妨鼓励自己“今天做得真不错，再接再励，我能做得更好！”如此一来，自信感、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令你更有勇气、更有毅力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诚然你现在还未成功，但这种自我造就的心理会将你推得离目标越来越近。
总有豪气冲云天
“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何等的一种气势！不甘寂寞的人生需要这种恢弘的气势，强者身上自有“我能”、“我行”、“舍我其谁”的志气、勇气与霸气，于是舍去了“我穷”、“我难”、“我无关紧要”的弱势心理，便有了日后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曾国藩骨子里是不甘寂寞的，于他而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反正不能默默无闻地活着。
一个人如果对于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即使其中掺有谦虚的成分，也无法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成功，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健全的自信往往是促成成功的关键。梦想是人类的特权和天性，成功者会展开梦想的翅膀，立定目标飞向诱人的未来。有些人对梦想总是持一种鄙夷的、不屑的看法，但实际上每个人，从童年直到老年，谁也无法摆脱梦想的缠绕。不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如同小鹰一般，曾拥有过翱翔天际、悠游自在的壮阔梦想。有趣的是，这些伟大的梦想，往往也就在周围亲友的一句句“别傻了”、“不可能”声中，逐渐萎缩，甚至破灭。其中，这种破灭还与你性格中的弱点有直接联系，即你因别人而放弃远见，可能开始充满短见，贪图小利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生充满激情，不断向着梦想冲刺呢？至少，不要让我们的梦想因别人的几句冷言冷语而熄灭。安于现状，只会使你丧失获得更卓越成就的能量。只要你的眼光看得够远，就一定能真正飞起来。所以，你的性格中应该融入自己的主见，自信能在将来有所作为，才能放弃小恩小惠。否则，你成不了大事，这都是因为你的性格弱点制约了你！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怎样做的吧。
在曾国藩的一生之中，很多时候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与豪迈。
曾国藩21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23岁考取秀才，24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他在一首奋发图强诗中写道：“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这首诗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看到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大作为似乎就不应感到偶然了。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一个人能不能管好自己有这样两点：一是有无坚强意志，二是有无撒手不管的行动。一个不能管好自己的人，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事，更谈不上获取成功。曾国藩在此时可能尚未发达，但在彼时则一定能够有所成。因为他能管好自己，不乱方寸。
现在我们知道了，虽然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豪气”，都曾想过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威风八面，但的确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就梦想。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这部分人的“豪气”要较一般人更为强烈，而且他们知道怎样去驱使自己的“豪气”。也就是说，生活中很多人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没有足够的自信与豪气。所谓自信，便是指由于自身产生了某种信仰，而感觉自己正被世界所相信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唯有充满信心，其行动的可能性才会更高。相反，倘若一个人总是妄自菲薄，那他就会逐渐成为自己所自贱的样子；倘若一个人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他就注定与庸人为伍；一个人如果质疑自己的能力，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成功。对自己缺乏基本的、适度的信心，在生活中就不可能具备刚毅、无畏的品质，就不可能充满激情、充满斗志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的人，注定碌碌无为，他的生活甚至会举步维艰，又如何成就一番事业呢？
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墨子告诉后辈“志不强者智不达”。一个人能在人生中取得多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心中的“豪气”与“自信”。“金鳞”志在九天，所以才能够“一遇风雨便成龙”，我们若想“大鹏展翅乘风起”，心中就一定要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自信与豪气，让心中激荡着恒久的斗志与激情，并不断地向着天际飞升。
自信与豪情于人而言，一如飞机的引擎，只不过大多数人的引擎尚处于熄火状态，一旦引擎发动，且驾驶无误，他们就会很快地一飞冲天。
“天下之物，见行可以测微，智者决之，拙者疑之”。做人，绝不能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调转一个角度去寻找你的人生焦点，用自己特有的处事之道去展示自我。心中长存这样的信念：“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一定行！”那么，你就一定行！
学海无涯苦作舟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生不能懈怠，它需要不断地超越自我。要知道，人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以后，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才能不断取得进步。那些不懂得充实自己的人，显然是愚蠢的；那些自我封闭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曾国藩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封闭、相对最为落后的时代，却有振兴民族的伟大志向，而他也深知，这需要从不断强化自身开始。
“成事在人”，这是俗语，也是真理。一项事业，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相应的成就回报你。如果以勤付出，回报你的，也必将是丰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事在勤”实不为过。所以，养成勤的习惯，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记得有人曾将人生比作一段旅程，是因为人生的艰难曲折。人在旅途之上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肩负着人生的使命，要向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体味人生的意义，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之旅。旅途上的食粮是勤奋。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很远，即使能走远，也是碌碌无为的，走了很长的路，却依然两手空空。只有勤奋，才能走好人生的路，获得事业的辉煌。无论是做到的亦或是没有做到的事，勤奋都可以令你在生命里做到。圣贤不是天生的，都是勤奋造就的。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奋就会变得不易实现，如果有了勤奋，成功也就不会太难了。
即，“勤”字成大事，“惰”字误人生。曾国藩深知此点，他始终在“勤”字上下功夫，始终告诫自己莫要懒惰，故能博得后来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他们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都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不开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无藻所辑《全浙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毫无疑问，成功需要辛勤的汗水来浇灌，懒惰、不求进取是成功最大的敌人。曾国藩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其实，人生很短暂，但生命的成长和精神境界提升的历程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人都在追逐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却忽视了作为人一生中一切事务的根基的进德修业功课，以致到头来才发觉自己的一生其实都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
学习不仅有利于人生的进步，同时它亦可充实我们的生活。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学得不够，自然而然就会谦虚谨慎，而越学又越会觉得自己无知、渺小，于是乎自己的感悟及收获就会大增。毫不过分地说，学习，就是我们“点石成金的手指”，是我们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今天，唯有懂得学习、会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摘下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
所以，每一个志在成功的人，必须不断在工作和生活中学习新的知识、汲取新的养分，借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要知道，在知识“折旧”的过程中，即便是原本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也会逐渐失去光泽，最终变得与普通手指一般无二。
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自我完善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前提条件，更是自身充实生命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时时处处勤奋努力，即使这样，也不可能达到完美。但要知道，因此而放松懈怠，就只是一种自弃。没有人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找到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所在。
可以肯定，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去弥补。正所谓“学无止境”，为学修业者绝不应该满足。人这一生，需要学习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们应该有的放矢，身上缺少什么，就补充什么，如此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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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看不到地平线以外的世界，但是要保持着探求的精神。在自然界，狼的生存方式就是将目光放得很远，它们很清楚，鼠目寸光保证不了种族的繁衍与生存。狼的这种思维是很值得人类学习的，做人，不能受环境影响而使眼界促狭起来，而应站得更高一些，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曾国藩为国、为民、为自己，无一不是一开始就从大处着眼，从而一步步地构筑起了自己辉煌的人生大厦。
我们相信人生中充满机会，但我们往往不懂得把握。我们归功于运气的成就，有许多其实与运气完全无关，应归功于当机立断、敢作敢为，见人之未见，坚持不懈。也就是说，成功需要远大的目光与刚毅的性格。即，若想成为翱翔于天际的苍鹰，就要将目光投向深邃的天空；若想成为普照天下的太阳，就要将目光投向世间万物。这是一种大胸怀与大视野，唯有如此才能认清大格局、大趋势，并把握形势乘风而上。
是的，能够左右个人命运的因素有很多，而长远的视野、宽阔的格局绝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很多大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尚在一文不名之时便已开始构筑人生的大格局。这使得他们缔造了远大的理想、宽阔的心胸、刚毅的性格，使得他们在看待问题时总是以长远的、发展的、全局的目光去审视。于是，他们看得越来越远，也就走得越来越远。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体会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当时并未得到重视。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对进一步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清恭亲王奕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6.8万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9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这次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不过，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打击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地，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制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要求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19海里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海里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至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年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能够打开慧眼观天下的人，只是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还未能看得足够透彻。不过，他这种长远的视界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大千世界，风起云涌，每个人都在驾驭着自己的生命之舟在风雨中颠簸，不同的是，有的人能扬帆远航、走得很远；有的人却触礁搁浅、驻足不前。究其根由，就是因为前者能够像曾国藩一样，看得更远、老早便规划好了航向；而后者鼠目寸光、横冲直撞，走一步算一步，所以便为自己的航程增添了很多危险。
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往往只能看到眼前利益或是表面现象，这种人太过短视或者狭隘，是不足以成功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放眼千里的心胸与气魄，否则固步自封、盯视眼前三寸之处，立世恐怕尚且勉强，更别谈开创了。
纵览古今中外那些有志之士，他们无不将目光投向远处，从不拘泥于眼前利益，正是这种远大的目光与格局，决定了他们永恒的位置。燕雀与鸿鹄的区别，正源于它们选择的视角不同，是做一只鸿鹄，还是一只寄人篱下的燕雀，但看我们的选择。
目光有多远，就能走多远。若想这一生有所建树，就需要高瞻远瞩的视野和不计小嫌的胸怀，需要有“开眼观天下”的人生大格局。无论做什么事，都将目光放远一点，无论当下处境如何，切不要急功近利。将目光放远，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做好铺垫。当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再远一点，进入你眼中的将是一个广阔而神奇的世界。
一步一步干出来
“君踏实，则霸业成！”理想不是想象，成功最怕空想。要想成就人生，就必须干将起来。躺在地上等机遇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机遇早已从头顶飘过。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出面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这个世界总是为那些有目的的人准备着路径的。如果一个人有目标、有对象，晓得他自己是向着何处前进，那么，他就比那些游荡不定、不知所从的人来得更有成就。没有对象，就不能有迅速的进步。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你便不会达到什么目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想法太多，或者想要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聪明人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堕入空想。
堕入空想，这是造成一个人事业大起大落的缺点。这种人想做的事太多，结果反而一事无成。其结果还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弱点所致。这种弱点经常在喜欢冒险的人身上发现，这些冒险者发达起来时，简直就像希腊点石成金的米达斯，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会一直飞黄腾达下去。而问题却往往出在当他们垮下去的时候。这些人的基本问题是，目标太分散以致无法集中目标。
曾国藩并不是这样的，他最不喜欢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所以他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正是秉持着这种“事必亲躬”严谨态度，曾国藩每想到一步，便积极地去运作，每做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而他的人生也因此受益匪浅。
由此可见，人格与尊严是自己干出来的，空想只会通向平庸，而绝不是成功。然而，现实中不乏空想家，这样的人总是夸夸其谈，说起理想来天花乱坠。他们有着数不完的理想，制定了成百上千个计划与方案，却从不做一件实事。他们习惯于给自己找借口，譬如精力不足、没有时间，等等；看到别人成功，他们总是会安慰自己：“他的机遇好，而我没这种命”；于是，他们年复一年地勾画着自己的梦想，但直至老去，依然一事无成。这是很可怕的。
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将军亦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因为你不仅要敢想，还要肯干！如果你时刻想着“统帅三军”，却连一个“士兵”该做的事都不做，那又何谈“横刀立马扫天下”呢？谁会相信你有这个能耐？所以说，若想做成一件事，就要先入局。在实践中充实自己、展现自己的才能，将该做的事情做好，证明自身的价值，如此你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事实上，那些成功人士都是一点点干起来的。当他们一文不名时，就已经为自己立下了大志，并且愿意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他们脚踏实地地干，舍生忘死地拼，矢志不移地搏，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风光无限。这就是实干家与空想家的区别。我们若能认识到这一点，就立即划清梦想与空想的界限，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毫无疑问，空想是不会成功的。付出才有回报。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有人由始至终、有人半途而废，这缘于个人执著程度的不同。但不管怎样，只要坚持过并坚持着，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倘若空有梦想，却从不曾行动，那无异于得过且过。这种懒惰或者说是麻木，带给人生的伤害无可估量。因而，我们必须让自己实干起来，我们可以将梦想视觉化，将其做成图文，贴在床头或是某个抬头可见的地方，让它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行动起来，从而去完成每一个需要我们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