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市场化与路径多样性
市场经济及其制度形态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市场要素则是一个古老现象。从“抱布贸丝”（《诗经·卫风·氓》）之日起，人们在物物交换的过程中，或许就萌发着财产权利、平等交易和价值规律等市场要素的某种潜意识。三次社会大分工催生了三次产业分工和商品、交换、货币、市场的产生。商人阶级发展商品市场关系的活力与动力，尤其是对产权保护、市场交换、价值规律、财富积累及其制度环境的期待与依赖，绝不稍逊于农民之于土地、工匠之于技艺的热忱、期待和依赖。并且，“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1]。相对于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工商业具有财富积累及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由此也意味着那些率先适应社会分工、产业进化和工商业发展及其市场建制要求的国家或民族，有可能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取得先发优势。经济成败和国运兴衰的历史线索乃至逻辑规律，本来就存在于社会分工、产业进化、比较效率和制度建构的原始根基之中。
但是，古往今来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规律认知能力尤其是既得利益维护需要，背离社会分工和产业进化趋势、抑制工商业发展及市场建制的政策主张、制度建构和理论成果俯拾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市场化便由此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及制度环境，也给相关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命运与前途。
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经济是人类早期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经济形态。限于自然力的作用特征和人类生产工具与劳动技能的制约，社会生产手段和劳动时间主要用于耕作与养殖，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衣食所需，经济组织、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以此为基础建构、运行和维系。家庭自然分工的余缺调节、地域自然分工的产出差异和生活多样性产品需求，历史地推动了第二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和发展。在自然经济体系中，商品流通、货币交换等市场经济要素，在自然物产丰饶地区、水陆交通便利港埠、劳动分工发达场所、消费人口密集市镇和管制体系松动时期，逐步得以孕育发展并不时地出现间歇性繁荣。但其发展程度、样式及前景，则一方面取决于农业自然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细化程度、劳动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自然经济维系及管制体系的突破能力，另一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取决于市场要素发育成长的广义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条件、适应性质与可持续能力。至少包括财产权利的确认与保护、企业制度的建立与演进、交易规则的创立与遵循、公平竞争的秩序与维护、市场规模的稳定与扩展、通用货币的应用与稳定、供求关系的对应与调整、商业伦理的锻造与坚守、契约精神的形成与建制、法治体系的创制与确立、贸易地位的奠立与提升、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等。
广义的市场公共品，既是商品货币关系孕育与萌芽期的必要条件，更是市场经济成长与建制期的制度基础。但是，在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转型期，即便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制度性市场公共品的适应性提供及可持续能力也很难实现。合乎逻辑也不出意料的是，经济市场化及其建制成功与否，固然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但在经济市场化转型关键期，或许更要取决于这些制度性市场公共品的提供条件和创制能力。那些率先创造并较为有效地提供市场公共品的国家和民族，便有可能由此获得经济市场化乃至科学技术创新的历史先机或优势地位，走向全球甚至支配世界。
自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与建制促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大分流。[2]一部分国家由农本转向重商，以贸易打造的世界推动农耕自然经济转型为商业市场经济，并以资本主义制度形态进行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市场建制，创造了后来众所周知的故事。[3]另一部分国家则由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等原因，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被牢牢地禁锢于自然经济体系之中，阻碍了经济市场化转型和建制，经济社会与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直至沦入被奴役境地。近乎同样的原因又使其中一些国家在应对内外部挑战、救亡图存或寻求发展道路中选择了“类自然经济体”的极端形态即逆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社会上层建筑与价值意识形态。
背离社会分工深化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计划经济模式注定没有出路。当初选择计划体制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先后陷于发展困境，几乎普遍走上了市场化改革之路，但也出现了改革理念与路径的分化或大分流。
一些国家疾风暴雨般地采取颠覆式的市场化变革模式，经济上彻底抛弃当初依据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及相应的企业制度，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甚至不惜借用所谓“休克疗法”[4]，打断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以加速这一过程；政治上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采行发达市场经济体的议会民主制；思想文化领域，彻底抛弃曾经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建社会意识形态。
另一些国家则选择了近乎完全不同的市场化改革之路。即在坚持原有政治制度和价值信念的基础上，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创制。或者说，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产生了激进式的制度性变革和渐进式的治理性改革等不同模式。[5]经济市场化变革及其建制模式多样性和制度绩效差异性，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创立了相应的理论形态。
注释
[1]两千余年后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或是其现代表达。1940年，英国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G.Cl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的研究为基础，从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的整理中，总结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演进趋势。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弹性差异和投资报酬（包括技术进步）差异。配第-克拉克定理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验证，而且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断面中得到类似的印证。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份额相对越大，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份额相对越小；反之，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劳动力中的份额相对越小，而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所占份额相对越大。此外，当代经济发展更是显现出高收入国家几无例外地都是三、二、一次产业结构序列。
[2]近代以来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分化和落差及其原因，学界积累了各有见地、分歧也较多的理论成果。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大分流》一书中从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煤炭资源的开采是英国走向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4]“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一医学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萨克斯受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根据玻利维亚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推动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等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这套经济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出现“休克”状态，人们便借用医学上的名词，将萨克斯提出的这套改革经济体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
[5]也不排除极少数小国经济体依然坚守计划经济及其制度形态。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生活方式和价值信念的权利，其经济制度及其福利效应只能由他们自身感知和历史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