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扩大内需——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为什么要走依靠内需发展经济这条道路？因为支持危机前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因素已经衰竭甚至逆转。对此已有很多分析，简单总结一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市场化改革制度红利步入递减区域

市场化改革是改革开放前30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15.89％。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其对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据研究，市场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1978—1989年为14.13％，1990—1999年为23.69％，2000—2008年仅为8.56％。据多个研究机构测算，我国市场化总指数在2000年以前处于不断加速上升的状态；2001—2005年处于匀速上升的状态，平均每年上升8.9％；2006—2009年则处于增速递降的状态，平均每年下降2.4％。下降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在加入WTO和进行大量相应制度改革之后，我国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和测度体系来测算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我国早在2003年就已经超过市场化经济体的临界值。目前，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超过8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占到95％以上，80％以上的企业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市场化程度处于中等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意味着体制转轨历史任务的完成，也意味着通过市场化来获取资源配置改善效应的空间将越来越窄，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大幅度减弱。我国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依赖于单纯的放权让利和体制性的转轨，而是依赖于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成为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核心动力源。

2.出口难以持续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

次贷危机前，我国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经济的极限。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压缩了我国外部需求的空间，我国主要货物出口地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制约外部需求增长的潜力，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逐步界定了我国出口品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升及汇率上升压力制约了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进一步压缩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出口退税政策难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3.工业化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

2008年，我国工业化程度达到42.9％，工业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46.1％，工业化快速进程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工业化不仅对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还带来了当前产能的极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未来，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将受制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有待改变。

4.人口红利逐渐衰竭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赖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人口红利支撑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以及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衰竭。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低廉劳动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另外，随着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居民高储蓄的状况也将有所改变，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也将一去不复返。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身就会不断弱化，2008年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探索新的增长点。

◎依靠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可维持次高速增长

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长一定告别高速度了呢？我的看法是，中国依然有可能保持次高速增长。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失去了过去所依赖的条件，但幸运的是国内尚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就是说国内需求的提升能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机会。国内需求体现在哪几方面？

1.城市化

城市化是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提升2.25个百分点。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8个百分点，这证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根据对历史长时间序列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我国城市化具有很大的潜力。

2.服务业

未来服务业大力发展的基础，来自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最终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过低是制约产业发展和需求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相比，分别低30、7.3和33个百分点。如果第三产业占比能够在未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带动GDP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3.消费

由“投资大国”“制造大国”“高储蓄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一边际推动力。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带来的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2.7％。2008年，我国的消费率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印度、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相比分别低23.2％、32.7％、31.6％、16.2％、30.6％、16.7％、21％、25.7％、39.5％。即便是印度，其消费率也处于65％以上，而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则长期低于50％。可以说，消费是中国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增长点。

伴随着上述内需潜力的充分挖掘，中国经济将逐渐向依赖内需转型，并发展为一个常态的中等发达国家。

◎扩大内需必须提高劳动者报酬

中国经济会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上述的状态呢？答案恐怕是不会。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学讲的需求是有效需求，也就是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它不是你的欲望和愿望，而是需要有收入和支付能力支撑。那么，怎么让人民有支付能力、消费能力呢？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就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日本在经济增长最高速的时期推出了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概7年左右翻一番。中国没有明确地讲，但是中国新的五年规划已经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居民消费如何提升呢？很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收入分配中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从而使得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得到实现。

同时，我们也看到，劳动力工资上涨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求，还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制供给的情况已经结束。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劳动力剩余没有完全解决下的刘易斯拐点，这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总体来说，劳动力需求／供给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的工资体系发生了变化。过去，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是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但现在的工资定价法则已经发生改变，不是只给低工资，而是人们要追求一种保留工资约束基础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这里，关键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通货膨胀是必然伴生物

与扩大内需相伴随的是什么呢？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它会伴随我国经济发展从超高速向次高速转型的全过程。通胀的成因是什么？从价格的上涨来看是因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需求大于供给。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有几点我们要非常关注：一是劳动力价格上升直接引起服务价格的上升。涨工资就意味着价格上涨，因为未来中国要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中的劳动含量比较高。在美国，租赁汽车每天大概需要38美元；而如果还需要租赁司机，每天的费用要500美元。如此大的差距从何而来？这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二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就等同于给农民提工资，因为土地的产出有限。再从购买力评价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国有一些产品甚至有些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但总体来看，我们的服务、产品价格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很低的，这需要国际上的平衡。与此同时，大量货币投入市场必然会造成流动性泛滥，进而引起通货膨胀。

当然，物价上涨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经济反弹时投资需求的上升、价格翘尾因素等都会引发通货膨胀。通胀不可逆需要伴随我们经济转型的全进程。服务产品和服务本身的价格在上升这一事实具有正面意义，因为只有提升这部分产品及劳动力的价格，才有可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也才有可能让人们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

此外，输入性通货膨胀不可控。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过去国际上很多大宗商品特别是矿产品的供求关系格局，从而引发了世界性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所以，从国际上来讲，价格上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曾经讨论过买卖双方定价权的博弈，既然我们是买家，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价格？为什么价格一定要由卖家确定？这就要看我们买的是什么。比如矿产品，它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并不会因为中国买家拒绝购买而变质，所以中国买家的筹码不多。所以，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控的。此外还有补差性调整。过去我们一直保持高成长、低通胀的价格体系没有理顺，价格体系本身需要调整。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总体来看提升了居民消费，但也有可能在一些领域引发价格的上涨，因为社会保障体体系改革会进一步分清政府与私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放开私人服务领域也会引发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中，中国也不例外。

◎通胀不可怕

出现通胀是不是就是世界末日？是不是就要出问题？我的回答是：通胀不可怕。我们有一项关于通胀容忍度的专门研究，简单来说，结论包括：从宏观来看，只要GDP增长速度超过CPI增长速度3％以上，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从微观来看，如果居民收入增速超过CPI增速5％以上，也不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键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不是一定会引起恩格尔系数的上升？在我们的衡量体系中，由于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又由于农产品消费只占消费领域的小部分，所以未来的恩格尔系数会持续下降，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另外，由于在过去中国积累了大量生产工业产品的能力，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工业产品价格上涨都会非常困难，所以全面恶性轮番涨价的通货膨胀不会出现。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所以应该将通胀的容忍度由原来的3％提高到5％～6％，在经济增长速度更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再高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出现通胀的时候伴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与社会动乱。如1947—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又如北非、阿根廷等出现的动荡，都与通胀有关。但在今日中国，通胀不会直接引发这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通胀率曾经几次超过两位数，有一年甚至达到了23％，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答案是通胀和失业并发。失业才是真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通胀不可怕，失业才可怕。什么会引发失业？经济停滞。但中国现阶段有条件继续发展，这就有可能遏制通胀和失业并发的局面，所以通胀并不可怕。因此，不要过度反应。因为反通胀而使经济增长停滞，这就会出现滞胀，这倒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