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大腾挪”打造新常态下的经济新格局

经济均衡与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非此即彼的两种基本状态，经济调控则通过政策手段使经济波动重新回到均衡的状态上来，不至于偏离得太远。调控政策轨迹可以表现为理论成果，而在实际经济层面则表现为“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伴随中国经济多年的词了，其意图是使经济重新回到均衡的状态或者恢复政府期望的局面，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是动态与静态的转换。中国经济多年处在中高速发展的阶段，然而，尤其是2015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中国经济谋求转型与增长的再平衡、经济转型和均衡的重建，需要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来实现。正如熊彼特所说，“经济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对现有的劳动和土地等所提供的服务加以不同于从前的使用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组合就是创新。李克强总理主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正是调动资源和要素的重组和流动。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促进资源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呢？其主要抓手是什么呢？

实现资源流动和重新配置的核心是资金的投放和使用。通过资金的流向来引导资源在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的再配置，进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大腾挪”，指通过大腾挪来打造新常态下的经济新格局。

◎在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实现大腾挪

1.投资区域的大腾挪

中国正在由一个商品输出、资本输入国转变为一个商品、资本双输出国，中国的资本走向世界，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宏观经济增速换挡的背后，外部环境改善乏力使得出口增速持续低位运行，对经济的推动力大大降低，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消费自2014年年底以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但从政策效果显现的快慢来看，消费比投资落后。在宏观经济触底阶段，投资对刺激经济反弹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尤其是在“稳增长”依然是宏观调控重要目标的前提下，更需要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自2012年以来逐渐成为投资增速最快的领域，特别是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

但是，近几年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部分地区在交通运输和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局部不平衡，超出现阶段的需要，导致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而较低的项目回报率对国内市场的投资效率也产生不利影响，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和新能源市场超前发展带动部分相关行业出现过度投资，使得钢铁、水泥、风电制造、多晶硅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这些现象都对投资方向和区域的重新定位提出要求。

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资金拓展了新的投资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发展严重受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制约，十分需要外部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据测算，在2020年之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达7300亿美元。由“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来的投资区域向国际市场的转移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随着亚投行成立、丝路基金正式投入运营，投资区域的大腾挪已经拉开序幕。从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组成来看，37个来自亚洲和大洋洲，20个来自欧洲、拉美和非洲，这可以看成世界格局的又一次重塑，全球经济利益格局再平衡正在悄然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由一个商品输出、资本输入国转变为一个商品、资本双输出国。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基于中国资本走出国门的需要，而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带去经验，满足它们依靠自身难以实现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还会增加当地的其他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建立起多赢的合作机制。同时，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借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强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产业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有助于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建立新平衡。

2.产业结构的大腾挪

由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行业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服务业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宏观经济增长点转换的重要步骤，这既包括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包括新兴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及服务业的壮大。从制造业来看，中国制造在过去一直是廉价物品的代名词。然而，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已经大大削弱，跨国公司的工厂也在向成本更低廉的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转移。同时，落后的产能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负的外部性影响也加重了社会发展的负担。因此，进行技术升级，提升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由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才是长远发展的道路。国务院在2015年5月公布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规划，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并将其作为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规划提出了通过三个十年的“三步走”战略，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基本方针，以2025年、2035年和2045年为三个时间节点，力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这意味着，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任务，制造业将要开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力求把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同时，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则是从三次产业结构上向发达经济体的追赶和靠近。

从2012年的数据看，在国际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的第二产业比重仅为2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均在80％左右；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的第二产业比重比美国和英国高6％～9％，相应的第三产业占比低于英、美，略高于70％；上述国家的第一产业比重仅在1％上下。相比之下，中国第一产业比重（9.16％）、第二产业比重（42.64％）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第三产业比重（48.19％）虽然逐渐上升，但到2014年仍低于发达国家20％～30％。按照未来三十年发展为制造业强国的目标，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需要增加20％以上，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不仅能够增加经济的活力，满足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而且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承接因技术发展释放出来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转移。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出台了多项鼓励创业的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另一方面有助于让优秀的人力资本向更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转移，为转换经济增长点、改善经济结构积蓄力量。

资源的腾挪是对过去结构的改变，是由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大变革之中，毫无疑问，方向是积极的。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投资区域向境外拓展还是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有一些问题需要重视；并应针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尽早采取行动，防止不良影响扩大，影响变革的进程。

◎大腾挪与风险防范

1.资本输出中的风险意识

资本输出和项目运作环节，识别和防范“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可能遇到的多重风险是前提。

一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沿线国家由于多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经常成为大国角力的焦点，地区关系常处于紧张状态；同时叠加种族和宗教的多样化冲突，政权更迭频繁。这些不仅会给东道国的偿债能力和货币带来不稳定因素，对投资安全性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在进行投资之前，十分有必要明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水平，评估投资与贸易能否顺利进行。

二是东道国的经济风险。虽然沿线国家大都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农业原材料及旅游资源等，但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业化程度偏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可能难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冲击而出现经济衰退，继而引发政策变化，出现较高贸易壁垒的可能性也更高。这些都影响着外部投资的可持续性，需要充分考虑。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收益水平不高，往往要依靠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来补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者的收益。东道国是否具有发展配套项目的能力、能否满足项目的收益要求也是十分有必要纳入考虑的问题。

三是在东道国投资的金融信贷风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往往规模较大，期限较长，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支持。如果东道国的金融、外汇政策波动较大，无论是对资金投资的持续性还是对投资收益水平都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投资人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上升。

综合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对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多重风险识别是资本走出去的必要前提，应该针对潜在风险做好充分的评估和充足的准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

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防范债务风险。

一是在投资新兴产业、鼓励创新的同时，要注意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总结过去的经验可以发现，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与个别地区没有很好地发掘自身发展的优势和特点，盲目跟从、一哄而上，行政干预市场导致无差异化的发展有较大关系。因而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更加注意减少行政对市场的干预，将政府的注意力放到完善市场运行规则、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督、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的创造力，增强差异化竞争和市场多样性，进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是在大腾挪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为结构调整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以延长调整可用的时间窗口。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经济增速由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尤其是从2010年二季度到2012年一季度的近两年时间里经济增速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一降幅如果发生在发达国家，很可能意味着经济衰退，即便对于中国这样绝对增速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也是难以承受的。在当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如果不能将经济增速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前期积聚的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改革也将难以继续推进。因此，在“调结构”的同时，不能忽视“稳增长”的重要性。

三是在化解前期积累的风险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解决债务问题上，注意对非国有经济的保护，避免因政策兜底国有经济风险而完全挤占非国有经济的资源。2015年以来，监管机构已经明确表态，存量的政府性债务通过置换、展期等方式避免违约。但是，对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说，在经济尚未企稳的情况下，风险控制也是重中之重，因而就出现了为保证对城投公司在建工程的贷款而对非国有企业进行抽贷，进而使得部分中小企业发生连锁性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在直接融资渠道尚未完全通畅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金融机构对其的歧视性抽贷行为会加剧其困境，对于非国有经济的冲击较大，可能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因此，在确保国有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更应注意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打通民营企业股权、债权直接融资通道，给民营企业留下生存空间。

◎结语

中国经济正步入艰难的重构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复苏也需要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对内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拓展和腾挪区域发展新空间；对外把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有助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复苏，推动形成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赢。大腾挪的序幕正在拉开，大腾挪的成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