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与美国对非洲的殖民侵略

18世纪40年代以前，直接从非洲运到北美英属殖民地的黑奴很少。北美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是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共生关系，白人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18世纪40年代以后，大量非洲人被奴隶贩子通过大西洋的“中间通道”直接从非洲贩运到北美，他们的到来给北美英属殖民地造成很大的非洲文化影响，其文化自治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北美英属殖民地从非洲进口黑奴的数量从18世纪末开始减少，他们分布在刚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北部、西部和南部。1799年约70%的非裔美国人出生在美国。19世纪初，几乎整个美国的黑人都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不少人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也是在美国出生的。在黑奴进口数量减少的同时，欧洲白人移居美国的数量却急剧增加，因此，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黑人数量有超过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的趋势。

18世纪中期，奴隶制已成为美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种族问题并未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北美殖民地的民众和政治家正忙于从事争取北美13个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暇顾及日益尖锐的种族矛盾。尽管如此，当时还是出现了反对奴隶贸易的抗议声，一些殖民地甚至采取对奴隶进口征收高额税收的办法来予以抑制；一些宗教团体，特别是贵格会，公开质疑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随着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南方和北方对待黑奴制的态度逐渐产生差异：南方种植园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生产，需要大量使用黑奴，而北方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相比之下使用的黑奴并不多。但是，社会上尚未出现成熟的废奴思想和声势较大的废奴运动。

18世纪中后期，随着种族冲突的不断激化，种族界限更加严格，对奴隶的管理体制也更加残酷。早在17世纪60年代，殖民地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些法规，把“非洲人”等同于“奴隶”，使美国奴隶制合法化。这些合法化措施渐渐发展成为独特的“奴隶法令”，授予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控制权和处置权。

在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下，奴隶在种植园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但在个别地区，奴隶可以享有一些自治的权利和一定限度的自由。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有些奴隶主允许奴隶保留小块自留地，用来种植蔬菜或其他作物，获得的收成或卖了作物的钱归奴隶自己所有；在个别乡镇，善于经营的奴隶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市场，并取得相当的经济独立地位。此外，在奴隶主的授权下，一些黑奴参与海上和陆上的运输业，对南卡罗来纳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程度可以与新英格兰地区媲美。这些奴隶商人和从事技术工作的奴隶积攒了足够的钱后，可以用钱购买自己的自由。购买自由这一机会的出现动摇了美国南部地区把奴隶与肤色画等号的习俗和惯例。

1763年“七年战争”[1]结束后，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奴隶制的存留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黑奴之间相互传递殖民地政局不稳的信息，很多黑奴跃跃欲试，想利用这个时机解决自己的自由问题。当时的革命思想启蒙了非裔美国人的政治觉悟，他们与白人在奴隶制问题和种族问题方面的斗争越来越尖锐。

1783年北美13个殖民地在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成功摆脱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非裔美国人虽然在国家层面上的废奴工作未能获得成功，但在局部地区争取自由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了争取南方各州加入联邦，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在宪法中写进了保护奴隶制的几个条款，特别是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妥协案》。这个妥协案规定在计算选票时一个奴隶可以算作五分之三个人。然而，黑奴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废奴主义者，在北美最大的反对奴隶制的宗教团体贵格会的支持下，发出号召，要求各州渐渐废除奴隶制。其中以“道德说服”而著称的渐进方式在实践中获得了重大成功，改变了许多白人政治家和白人民众对奴隶制问题的看法。1777年弗蒙特宣布禁止奴隶制；1780年宾夕法尼亚通过了废奴法案；之后，罗德岛在1784年、康涅狄格在1784年和纽约在1799年相继宣布废除奴隶制。虽然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大量奴隶并未被释放。

1783年《巴黎条约》[2]签订后，美国南方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烟草种植遭到土力耗尽和市场饱和的双重打击，稻谷和靛蓝的生产几乎无法为种植园主带来利润。种植园对奴隶的需求骤然缩减，市场上的奴隶价格持续下降，奴隶制似乎要寿终正寝。但奴隶主不愿束手待毙，还苦苦支撑。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转机。轧棉机极大地提高了棉铃处理和棉花生产的效率，刺激了棉花的种植园经济，使得棉花很快成为美国南方最重要的农产品，改变了美国南方的经济结构和美国南方的历史。轧棉机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大，激活了快要倒闭的美国奴隶交易市场，导致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源源不断地从非洲被贩卖到北美为奴，垂死的奴隶制又复活了。

美国高涨的革命精神与当时奴隶制的社会状况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革命领导人意识到黑人动产奴隶制与他们的革命主张不相容。他们反对英国乔治三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国王支持国际奴隶贸易。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反对奴隶制。1790年，富兰克林还呼吁第一届美国国会应尽一切努力督促奴隶主减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让奴隶得到更多的人身自由。

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在立法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北美13个殖民地都存在奴隶制问题。25年后，所有的州，包括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都立法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1787年大陆会议禁止在《西北法令》适用地区实施奴隶制。在马里兰、特拉华和弗吉尼亚的梅森—迪克森分界线以南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废除了奴隶制的地方。

独立战争对黑奴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他们提供了挑战动产奴隶制的机会，有助于削弱按白人至上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除了当时的革命思想，基督教的福音传道遍布各个殖民地，宣传上帝关于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与革命的理想主义遥相呼应，向各地政府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在美国北方的殖民地，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对非裔美国人生存状态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巨大影响。美国革命打击了北方奴隶制的发展，北方奴隶制问题得以分步骤解决。北方先是重新定位奴隶制的合法性，然后默许一些奴隶在北方的存在，最后彻底废除奴隶制。独立战争期间，北方的英属殖民地都颁布了奴隶解放计划。

独立战争胜利后，由于黑人政治权利被白人统治者剥夺，废奴运动遭到重创。不过，这场革命极大地启发了美国黑人的政治思想觉悟，他们认为《独立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不是白人政治家所能否认或曲解的，坚信自己在上帝面前与白人是平等的，确信“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不仅是白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美国人（包括非裔美国人）的合法权益。非裔美国人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关于人类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念为思想武器，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做斗争，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非裔美国人没能获得真正的平等权，但是这两个法律文件给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成为黑人与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