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间接的方法是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

幸福是对所有行为准则的检验，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这是我从未动摇过的信念。不过我现在认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放弃将其作为目标。只有将心思放在个人幸福之外的其他事情，比如他人的福祉、人类的进步或艺术等其他追求上，将这些作为目标而非追求幸福的手段，人们才能感到幸福（我眼中的幸福）。以其他事情为目标，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找到幸福。

——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1]

高瞻远瞩公司追求一组目标，赚钱只是目标之一，而且不见得是最重要的目标。不错，它们都追求利润，但是它们同样为一种核心理念所指引，这种理念包括核心价值和超越只知赚钱的使命感。但有趣的是，高瞻远瞩公司要比纯粹以赢利为目标的对照公司赚钱更多。

——吉姆·柯林斯、杰里·波勒斯《基业长青》[2]

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相较于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他往往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国富论》[3]

所有真相需委婉道来。成功在迂回之中。

——艾米莉·狄金森[4]

大西洋与太平洋被美洲大陆分隔，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巴拿马运河沿着横跨美洲大陆的最短路径开凿。如果你从大西洋沿岸的科隆港出发，行进30英里[5]就能到达太平洋沿岸的巴尔博亚港，最佳路线是，向西而行的船只要先往东南方向航行一段距离。如果由东向西沿“最短的”直线穿越尼加拉瓜，距离反而更长。

找到这条路线的航海队伍并不是在寻找通向西方的路线，也不是在寻找海洋。英国诗人济慈在诗中写道：

……科尔特斯睁大鹰目，

俯瞰着太平洋——而众兵丁

面面相觑，充满了惊疑，

肃然，立在达连山的峰顶。[6]

第一个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其实是巴尔沃亚，不是科尔特斯。不过济慈还是说出了关键，通往海洋的道路不是寻找海洋的探险家发现的，而是由寻找金银矿的淘金者发现的。道路是迂回的，发现正确道路的方法也是迂回的。

相较于政治、商业或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寻找横跨美洲大陆的最佳路线也许更简单一些。毕竟，地理条件的信息已经非常全面，而且没有太大变化。当然，如果北冰洋温度上升，西北水道通航，往来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船只就可以不经过运河。

但在此之前，最佳路线仍旧是巴拿马运河。船只向东走其实是为了更快到达西边的目的地，成本也更低。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迂回指的是以间接方式实现复杂目标的过程。

总体而言，采用迂回的策略其实是认识到了复杂目标未被明确定义，而且包含很多可能不相容或者看似不相容的要素，人们需要通过实验与探索来发现目标的本质和实现目标的方法。迂回的策略时常以退为进。吸引了科尔特斯（或巴尔沃亚）的所有探险活动都是如此，他们应对的问题是在被解开之后才显露出本质的，很多伟人的事迹也是如此。

20世纪，技术发展将建筑师从传统观念和过往经验中解放出来。某些建筑师觉得已经可以抛弃迂回理念，即对传统的理念和规定进行逐步修改。他们更喜欢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相信直接可以取代迂回。他们的图纸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直线。

在20世纪，人们希望一个无所不知的规划者的理性设计能够取代从适应和发现过程中获得的实践知识。这种愿望充斥着各种领域，一般被称为现代主义。[7]

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随着拆迁公司引燃导火索，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普鲁-伊戈公寓轰然倒塌。[8]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宣称，这一刻是设计现代主义的终结。不到20年前，这个方案因其前卫大胆的建筑理念受到诸多关注。这种塔式公寓大楼高度体现了勒·柯布西耶所说的“房屋是居住的机器”。[9]勒·柯布西耶自己就在法国马赛设计了第一批这样的公寓大楼。[10]马赛公寓是他个人构想的产物，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

然而，现代主义设计师的所想远远超出其所知。房屋不仅仅是居住的机器。房屋不会自然就成为家。家的功能是多重的：建筑物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设计，还取决于住在里面的人的互动。普鲁-伊戈公寓的住户生活在彼此疏离的环境中，因为建筑的设计没有考虑迂回、偶发的社交活动。住户不喜欢这里，他们讨厌自己的公寓，公共区域更是被住户弄得一团糟。住宅以实用性为设计初衷，却被证明并不实用。

在迂回理念中，人们对“家”“社区”的期待有很多元素，我们永远无法一一阐明。但是在有限的理解中，人们发现这些元素往往并不兼容，而且会不断变化。房屋和住户的关系或者一个社区中人们的关系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过往出现的问题以及当下正在产生的问题都在指引着求索的方向。不少人为寻找答案做出了贡献，但哪怕这些答案在现实中已经得以应用，他们仍未能彻底解释清楚答案从何而来。正因如此，巴黎圣母院历经数个世纪才得以完工。

迈克尔·哈默与詹姆斯·钱匹的作品《企业再造》是20世纪90年代最畅销的商业著作。两人在企业改革的抱负上和勒·柯布西耶一样激进：

在我们看来，这些理念对当今商界的意义相当于过去两个世纪亚当·斯密对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意义。（企业再造）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能够重新改造这家公司，以我目前的知识和当前的技术，这种改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企业再造就是完全抛弃旧系统，一切推倒重来。也就意味着要回到起点，重新创造一个更好的模式。[11]

以再造替代适应与发现，选择直接而不是迂回。

1901年，列宁撰写的《怎么办？》体现了对这种直接方法的需求。[12]在还未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前他就指出，只有通过紧密团结、目标一致的革命干部落实行动，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改革。虽然勒·柯布西耶、哈默、钱匹和列宁的政治立场不一致，但是他们一定对列宁的说法感到由衷地认同。这个理念的本质也是“再造”。

这个理念是由清晰而理智的头脑构思的，仅仅考虑人类世界的真理，但忽视了所有现行的规则、实际用途以及渠道。[13]

在读到此类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波尔布特，他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后宣布从零年开始纪年，一切重新开始。（两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举措。）随之而来的都是恐怖的统治时期。

哈默和钱匹不是坏人，也许他们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样。企业再造应该是一种思想实验，是对当前实践的相关性提出问题，而不是字面上的完全抛弃。不过，列宁和勒·柯布西耶的表述倒是非常真切。他们认为的理性的最高境界，“清晰而理智的头脑”其实并不理性，因为那都是基于对世界的过度简化甚至是误解。我们所处的社会、商业和自然环境正随着我们与它们的互动而不断变化。我们对复杂环境的理解必然是零碎的、不完善的。因此，我们追求的目标也必然要通过迂回而非直接的方式实现。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至第6章）会阐述工作与生活中迂回的作用。幸福不是通过对幸福的追求而获得的。盈利丰厚的企业不是以利润为根本目标的企业。最富有的人不是一味地追求财富的人。最伟大的画作不是栩栩如生地再现现实的作品。最能抵御火灾的森林不是林务员灭火最成功的森林。

第二部分（第7章至第12章）将阐述直接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的诸多因素，说明迂回的必要性。目标通常只能被宽泛地描述，而且包含不兼容或不可测量的要素。我们行为的结果取决于他人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不仅来自行为本身，也来自对行为人动机的理解。人们无法完全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系统。极少数问题能被完整地描述，应对问题的环境总是包含不确定性。

第三部分（第13章至第20章）阐述了如何以迂回的方式应对问题，进行决策。在迂回的思维中，意图和结果之间不存在可预测的联系。拥有迂回思维的问题解决者不会评估所有可用的替代方案，而是从有限的范围内不断地做出选择。有效的决策者之所以与众不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知识丰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知识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解决问题的过程是迭代和适应的过程。优秀的决策者不会通过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得出结论的。最复杂的系统是在没有人了解整体的情况下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优秀的决策者不拘一格，往往会将一致性视为固执或意识形态盲目性的特征，而不是美德。理性不是由良好的程序来定义的；非理性在于坚持那些显然行不通的方法和行动——包括那些打着“理性”幌子的方法和行动。

[1] Mill (1873), ed. 1989, p. 117.

[2] Collins and Porras, 2000, p. 8.

[3] Smith (1776), ed. 1993, p. 130.

[4] Dickinson, 1960, p. 107.

[5]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6] John Keats,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7] Weston, 1996.

[8] Jencks, 1984, p. 9.

[9] Le Corbusier, 1982, p. 10.

[10] Marseille’s Unité d’habitation, also known as La cité radieuse, was built in 1947–52 and combined Le Corbusier’s vision of communal living with the needs of postwar France for social housing.

[11] Hammer and Champy, 1995, p. 31.

[12] Lenin (1902), ed. 1987.

[13] Le Corbusier, 1964, p.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