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本纪》：家天下的开始
《夏本纪》记述了从传说中的大禹到夏桀亡国四百多年的夏朝历史，夏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世袭制朝代。
“消失”的夏朝
今天，当你走进任何一家博物馆，就会发现，馆中陈列的每一件文物都会有一个标识牌，上面会有文物的名称以及它所对应的朝代。
无论是秦汉魏晋，还是宋元明清，这些朝代的标识我们都能在博物馆中找到，但是，唯独有一个历史时期却是经常空缺的，这就是夏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
商朝之前的文物，所标注的年代一般是某某文化，比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却很少会有夏朝。即便有标志夏朝的文物，它所代表的也仅仅是考古意义上的夏代纪年，而非真实的夏朝。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几乎成为中国乃至国际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任何一个严肃的专业学者都不会轻易断言夏朝的存在与否。因为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我们并不能确定夏朝的存在，对此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也不光是夏朝的历史，夏朝之前三皇五帝的历史，我们至今都无法用考古学的证据去完全证明它们的存在。
大禹和夏朝的建立
翻阅《史记·夏本纪》，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篇本纪超过一多半的篇幅并不是记载夏朝的历史，而是着重记载夏朝的创建者大禹的事迹。
实际上，司马迁在撰述《夏本纪》的时候，他所能依据的材料已经非常稀缺了，最主要的记录夏朝的历史文献就是《尚书》，而《尚书》也只是着重记载了禹的历史。这也是司马迁在撰述夏朝历史时的无奈之处。因此，我们也会发现《夏本纪》和《尚书·禹贡》非常雷同。
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记载，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最终被处死在羽山，禹很快接过了父亲留下的治水的重任，他联合益和后稷，考察河道，翻山越岭，变截堵为疏浚。大禹忙于治水，就连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都没有，这也就有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成为一桩美谈。
据说，禹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天下所能及的每一寸土地，禹按照山川地形和风俗人情将天下设置为九州，这就是《左传》中所说的“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后来，“禹迹”和“九州”这两个词语，也都成为指称中国和中国国土的代名词，一直沿用到今天。
无独有偶的是，在那个史前传说的时代，类似的洪水传说不仅仅出现在了中国，在古希腊、苏美尔、古印度、古玛雅也都有流传。那么，史前究竟是否发生过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呢？
近些年，在土耳其发现了疑似挪亚方舟的遗迹，不过，这一发现也遭到了众多考古学家的质疑。而在中国，2002年的香港文物市场也出现了一件刻有大禹治水铭文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36]，更有研究人员发现了发生在约公元前1920年在青海省积石峡黄河上游的溃决大洪水遗迹，而这场大洪水足以引起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的改道和一系列次生灾害。[37]
关于国外的发现姑且不论，单说国内遂公盨和积石峡大洪水的这两大发现，就几乎可以证明“大禹治水”绝非神话传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虽然考古学家们还是莫衷一是，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传说故事是有真实原型的。
禹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成功地平息了水患。由于治水有功，禹受到舜的禅让，正式成了舜的接班人。舜在南巡途中病逝，禹为舜治丧三年，登上君位，定国号为夏，定都阳城。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正式建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朝建立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
大禹通过治水建立了万世功勋，成为世人敬仰的英雄人物，最终建立夏朝，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了。然而，如果把视野放到整个世界上古史来看，“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实是非常另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
《BBC世界史》中就这么说：
“你或许会想象，中国第一位有名可考的英雄要么是位能征惯战的国王——就像吉尔伽美什那样，要么是位长须飘飘的圣人。但你错了，他是一位公仆，一位水利工程师。这位英雄就是大禹，他恰好站在历史和神话的分界线上……但中国既没有诺亚，也没有方舟：中国的历史始于一位公仆式的英雄，一位献身国家的组织者。这个故事听起来委实太‘东方’了。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文化就极具‘中国特色’。”[38]
这其实就是西方英雄和中国英雄的区别，西方文化看重武力征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其实就是西方英雄文化的具体体现，而中国文化更看重的是“立德、立功、立言”，更加务实，更注重实效。
尧和舜显然是“立德”的典型，而大禹则是“立功”的典型人物，后世的孔子则是“立言”的典型人物。这就是中国文化所推崇的英雄人物，和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夏朝建立之后十年，禹在东巡会稽的途中，突发恶疾，最终不治而亡，临终时禹将天下禅让给了伯益。三年之丧过后，伯益主动将部落首领之位又禅让给了大禹的儿子启，而他自己却躲进了深山之中。
事实上，虽然伯益一直辅佐大禹，但他的威望却非常浅，并没有取得天下人的信任。因此，天下的诸侯也都纷纷朝拜大禹的儿子启，并且一致声称，启是我们君主禹帝的儿子。于是，启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夏后帝启。
从表面上看，启取代伯益继承王位，是大势所趋，是和平交接。实际上，根据另外一些史料诸如《竹书纪年》[39]等的记载，平静的背后实则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夺权政变。
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禹年老之时，认为自己的儿子启不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因此禅位于伯益，失去继承权的启心有不甘，于是秘密集结党羽，联合反叛杀掉了伯益，最终成功夺取了天下。
《史记》的观点是和平演变，古本《竹书纪年》的观点是阴谋政变。《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严肃史料，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实际上，之所以会有这样两个版本，和前文中尧舜继位出现的两种不同版本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阐述自己的政论而“改造”的历史。
禅让一直是儒家政治的理想，这都是孔孟所推崇的。直到西汉时期，儒生们还对这一理想念念不忘。后世的王莽代汉其实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一次实践，然而这一理想化的政治最终流于破产。
对于夏启继位这段历史，我本人更倾向于《竹书纪年》上的说法。我们只要看一下接下来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就一目了然了。
启即位以后，很多部族都对启表示不满，东夷族的有扈氏率先起兵发难。夏启自然也是不甘示弱：我是大禹的儿子，难道不应该继承天下吗？你敢反叛我，我就用武力让你听话。于是，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在一个叫作甘的地方，夏启对有扈氏发表了宣战誓词，这篇誓词最终被收录进了《尚书》之中，这篇誓词就叫作《甘誓》。发表完宣战誓词之后，夏启和有扈氏之间的战争也随之打响了。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答案了。如果是和平交接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部族对启表示不满，又怎么会有有扈氏的举兵反叛呢？显然，《史记》中的记载是被后世儒家所粉饰过的，事实的真相或许正如《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血腥政变。
这一点，我们在考古发掘中也找到了一点线索。
在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规模浩大的“暴力革命”。在一条倾倒废料的大沟里，发现了大量被砍切过的人骨，30多个头骨杂乱地堆砌在一起，且多为男性。在包括王墓在内的众多贵族大中型墓葬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毁墓行为，掘墓者并不搜罗墓中宝物，却只为毁墓虐尸。种种迹象表明，在陶寺发生了一场集体性的暴动，而且绝非外族入侵所导致，而是本族群体内针对贵族阶层的“暴力革命”。[40]
考古学年代测定显示，陶寺文化历经四百年，即从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这一时期大致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尧舜时代到夏朝。陶寺文化被不少考古学家认为最有可能是尧都的文化遗存，而我们从《尚书》《史记》等传统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尧舜时代是一个禅让制社会。陶寺文化出现的“暴动”虽然并不能直接推翻我们传统认识中的尧舜禅让制，但是却可以从另一方面让我们重新审视禅让制的真相——或许，禅让制下的“黄金时代”只是后世儒家学派的一种政治理想而已。
实际上，当历史从“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其过程必然不会像《史记》以及其他儒家典籍中所描述的那般和风细雨。夏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君主之位私有化的人，他所面临的艰难险阻是非常大的，流血和政变或许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夏启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将有扈氏打败。启用这种战争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将“家天下”的制度巩固了下来。
老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夏启通过战争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也让夏朝的国力大大衰减。而当一场更为猛烈的复仇之战降临的时候，夏朝已经完全无法招架。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
启死后，其子太康即位。太康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耽于享乐，纵情声色，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猎。由于太康终日游猎，这也正好给了东夷人以可乘之机。
就在太康一次外出游猎之时，东夷有穷国的首领后羿率兵攻占夏朝的国都阳城。而当太康悠哉悠哉地准备打道回府之时，这才发现自己的国都已经被敌人攻占了，自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
哦！不对！这不叫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回。面对如此窘状，太康此时的选择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逃。然而东夷人精于骑射，后羿就是个出名的神箭手，箭术高超。太康看到后羿撒腿就跑，后羿便迅速追了上去，弯弓搭箭，利箭将太康射了一个透心凉，直接让他当场丧命。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并没有死，而是成功地逃掉了。由于太康在位时期有一系列荒唐表现，大失民心，所以各诸侯都不愿意帮他复国。走投无路的太康只能四处漂泊，最终在一个叫作阳夏的地方居住了下来，并老死在了那里。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太康失国”，也叫作“后羿代夏”。此时的夏朝，仅仅传了两代，就被外族人所取代了。
后羿夺取了夏朝的政权之后，并没有取而代之，而是扶持了一个傀儡做国君，这个人就是太康的弟弟——中康。中康并不甘心于做一个傀儡，他也想复国，试图谋害后羿。不过，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中康还是被后羿软禁起来了，并最终忧郁而死。
不过，后羿的好日子也没过几天，很快他也步上了太康的后尘。后羿自恃箭术高超，自认为天下无敌手，对谁都瞧不起，同时，后羿终日声色犬马，酒色无度，很快便也大失人心。没过多久，一个叫寒浞（音同“浊”）的家臣（有的史书记载是义子），趁着后羿打猎归来，伺机刺杀了后羿，夺取了王位。至此，夏朝的政权又一次转手，落入了寒浞手中。
寒浞本身也是东夷人，妘姓，受封于伯明国，因而以伯明为氏。据说寒浞的妻子来自九黎族，是当年九黎族首领蚩尤的后代。
寒浞的好日子同样也没过几天，很快就被中康的孙子少康所打败了。少康的爷爷中康就是被后羿幽禁而死的，父亲姒相也被寒浞所杀，因此，少康从小就对后羿和寒浞有着切骨之恨。少康从小就立志报仇雪耻，他周游列国，游说各部落首领，最终建立起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并建立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少康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联合各大部落，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消灭了寒浞，并将寒浞一族斩尽杀绝。[41]
至此，夏朝的政权正式回归到了夏启的后代之手。少康在位时期，一改之前历代君主的奢靡之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夏朝在少康手中走向强盛。少康在位的这段历史，史称“少康中兴”。
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这段历史在《史记·夏本纪》中只有寥寥几笔，主要记载在《左传》中魏绛和晋悼公的一段对话中。
由于《史记》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较简略，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段历史无足轻重。事实上，按照《左传》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夏朝从寒浞开始就已经算是亡国了，古本《竹书纪年》中也将这一段历史称作“无王”的时代，随后夏朝又在少康手中复国并走向中兴。这是很多人在了解夏朝历史的过程中很容易忽略的一点。
接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史记·夏本纪》开始用流水账的叙述方式，记录了少康之后七位君主的帝系传承，除此之外竟然没有只言片语。这段空白的夏朝历史至少有两百年，然而这两百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关于夏朝的史料就已经严重残缺了。
《史记·殷本纪》中，同样也记录了大段的商族先公和商王的世系传承，具体的史事也是一片空白。王国维对此专门作了考证，对比殷墟甲骨卜辞的各种记载，并和《史记》所记录的商王世系相对照，最终确证了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42]由此，许多历史学家相信，既然《殷本纪》可以做到如此准确，《夏本纪》又何尝不能呢？
从孔甲到夏桀
此后，夏朝的历史进入中晚期，君位传到孔甲。孔甲在《史记》上留下了“好方鬼神，事淫乱”的评价，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角色，典型的昏君的类型。
据说当时天降二龙，一雌一雄，孔甲专门找了一个叫刘累的豢龙人来饲养，并赐姓御龙氏。结果，刘累一不小心把其中的一条雌性的龙给养死了，然后把死龙做成食物给孔甲吃了。刘累害怕孔甲问罪，就溜之大吉了。
当然，作为一种图腾形象的龙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存在，红山文化中玉猪龙的形象，以及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铜牌饰就是早期的龙形象。[43]
我们也知道，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龙这样的生物，但是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却存在大量豢养龙的记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发现，与夏商时期图腾形象中“无足之龙”不同，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有足之龙”，而且还经常被视作不祥之物。
那么，上古先秦时代这种现实世界中的龙究竟是什么呢？许多学者都对此作了研究，主流观点有两种——“蟒蛇说”和“鳄鱼说”。
笔者更倾向于“鳄鱼说”，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扬子鳄。孔甲所豢养的“龙”很可能就是扬子鳄。[44]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鳄鱼说”非常离谱。因为扬子鳄是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水陆两栖动物，中国只有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才适宜生存，而在上古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才是文明的中心，扬子鳄怎么可能会成为中原文明所认为的“龙”呢？
事实上，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生态也远非今天可比，正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全年年平均气温也要比现在高2℃。[45]当时中原就生活着野生大象，甲骨文中就有不少“获象”的记录[46]，同时也发现了大象被祭祀使用的两座象坑。[47]今天的河南省简称“豫”，就可以追源于此。
同样，当时的黄河流域也广泛栖息着鳄鱼，在山西汾河流域就出土有鳄鱼的化石，被古生物学家定名为“汾河鳄”。事实上，在夏商时期的山西西南部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鄂国，其族群世代以捕鳄和驯鳄为业，故而得名。西周以后，随着晋国的崛起，鄂国为晋国所兼并，鄂国遗民才南迁至今天的河南南阳一带，其后又迁至古鄂城（今湖北鄂州），最后被楚国兼并。[48]这也是今天湖北省简称“鄂”的由来。
同样，在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扬子鳄的骨板，以及驯养鳄鱼的池苑。这无疑也给“鳄鱼说”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49]
当然，从最直观的外形上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鳄鱼和后世龙的形象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它们都擅长水性。
西周以后，随着气候变冷，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土地被大量开发，铁器开始大量使用于农耕，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大象、鳄鱼以及犀牛等动物开始向南迁移。因此，春秋战国以后文献中关于豢龙的记载也随之减少乃至消失。
笔者之所以说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考据孔甲养龙的细节，更是想以此为契机，一窥上古时代龙的形象的演变历程以及环境气候的变迁状况，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孔甲在位时期，夏朝政治混乱，国力渐衰，这段历史史称“孔甲乱政”。孔甲乱政是夏朝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预示了夏朝的灭亡。孔甲之后，君位只传了三位，夏朝便走向了覆亡。
夏朝的末代君主是桀，后世史书通常称作夏桀。如果说孔甲只是个昏君的话，那么夏桀就是昏君加暴君了。史书记载夏桀暴虐无道，施虐于民，他甚至自比太阳，认为自己惠泽万民。百姓非常痛恨夏桀，诅咒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50]意思是这个太阳（指代夏桀）什么时候才能消失？我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就在夏桀倒行逆施之时，商部落开始崛起，商部落的首领汤最终灭了夏朝，夏自此灭亡。
最早的中国
夏朝的历史，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这些零碎的片段，但是关于夏朝的争论，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历史上的夏朝是否真实存在过。
王国维曾经提出过“二重证据法”，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要把地下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典籍相互印证，这也成为后世人们治史的一大准则。因此，要想确证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结合考古出土文物和遗迹，相互印证之后，才能最终得出结论。
商朝的历史遗存已经发现不少了，尤其是殷墟的发现，更是确凿无误地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这已得到举世的公认。然而，夏朝的历史遗迹却至今未被人们所发现，即便是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未发现关于夏朝的记录。
有人或许会说到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因为自从1977年考古学家邹衡率先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51]以来，这一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而且从年代测定上来说，二里头遗址确实比殷墟要早很多。
二里头遗址到底是“商都”还是“夏都”？关于这个议题在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持续争论了数十年，但是遗憾的是，至今仍无定论。因为，想要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遗存，除了年代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族属问题。
比如，在殷墟甲骨中，就反复出现了“商”“大邑商”“天邑商”等文字，这就直接证明了这片文化遗存就是属于商文化的，而不是属于别的文化。而在二里头遗址中，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有关“夏”的文字或者是其他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换句话说，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的遗存，也有可能不是，对此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一切都有待于考古的后续发掘研究，才能最终解决这个疑问。
其实，我们之所以纠结于二里头是不是夏都，主要还是受“王朝史观”的影响。在“二十四史”中记录着绵延不断的中国王朝史，人们每发现一处考古遗迹，就自然而然地会与史书上的王朝对号入座，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习惯。然而，偏偏史书上记载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却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考古印证，这就成为包括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内的无数国人心中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
事实上，我们根本没必要纠结于此，我们只需要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前1800年—前1500年），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具有广域王权性质的国家，它有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城市中轴线，最早的“井”字形城市道路交通网，最早的“中国龙”。这些“最早”，无不证明二里头曾经是一个超大型的王朝都邑，一切尽显“王朝气象”。
可以说，二里头就是当之无愧的“最早的中国”[52]，即便它不属于夏，或许它也不属于商，但它绝对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一个客观存在，它完全可以证明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以及华夏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
如今，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进展和成果。这些考古新发现，虽然不能帮助我们证实传统史籍上夏文明的真实存在，但是却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的文化认识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冲击。
这种冲击就是，我们认识到华夏文明开端的标准已经不再只是史书上记录的夏朝了，而是诸如河洛文化、良渚文化等与夏朝纪年相近或者更早的文化类型了。换句话说，我们更应该把夏朝看作一个文明之后的结果，是众多如河洛文化、良渚文化等一系列文明形态之后的一个见诸史料记载的具体呈现。
以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说夏朝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也标志着华夏文明的开始。但是今天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夏朝已经不再是华夏文明开端的标准，而是文明后的结果了，我们的文明史已经远远超过了夏朝的纪年。这无疑是对由“二十四史”所建立起来的传统史观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和超越，这并非在否定我们的文明史，而是一种超越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