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是传说还是史实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首篇，记述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五位部落联盟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后世称之为“五帝”。

历史的开端

说起中国历史的开端，很多人会想到两个典故，一是盘古开天辟地，二是女娲抟土造人。

这两个故事相信很多人在童年时就已经知道了，而且还能描述得绘声绘色，然而越是这样绘声绘色的故事，其真实性往往越是不靠谱。事实上，盘古和女娲的故事都是后来才有的。按照现有的文献记载，女娲的传说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而盘古的传说则在三国时期才出现。[32]

可见，盘古开天辟地肯定不能算作历史的开端，女娲抟土造人就更不能算，毕竟这样的神话故事实在太过离奇了。

《史记》既没有讲盘古，也没有讲女娲，《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史记》把传说中的五帝故事作为华夏历史的开端。

人们经常把神话和传说放在一起称呼，实际上，神话和传说是截然不同的。神话带有奇幻宗教的色彩，是一种夸张的想象；而传说则是带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的故事，是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

《史记》的开篇选择了传说中的五帝，而不是神话中的盘古、女娲来讲述华夏历史，这就足见《史记》的严谨性，以及作者司马迁撰述历史的严肃态度。同时，这也体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观——历史的起源是人，而不是神，这和西方很多历史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史记》中的五帝及其传说

对于五帝，恐怕很多人就不那么清楚了，实际上，五帝具体指哪五位，在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史记》给出的五帝是黄帝、颛顼（音同“专”“虚”）、帝喾（音同“库”）、尧、舜，这也是关于五帝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五帝中名声最大，对后世影响也最深的莫过于黄帝。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把黄帝尊奉为中华人文始祖，我们也一直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炎黄，就是炎帝和黄帝。

按照《史记》的记载，黄帝是当时一个叫少典部落的后代，他姓公孙，后改姓姬，名轩辕。据传，黄帝出生于轩辕之丘，故名轩辕，所以黄帝又被称作轩辕氏。

黄帝一出生就表现出诸多异于常人的特点。他刚出生不久就学会了说话，聪明机灵、行事干练、诚实勤奋，任何溢美之词都可以用在黄帝身上，等到他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部落的首领。

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除了不断发展壮大的黄帝部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偏居西方的姜姓部落。姜姓部落的首领被称作神农氏，也就是炎帝。

据说，炎帝和黄帝同出于一族，同是少典部落之后，只不过由于分散迁徙，一支居于姬水，以姬为姓；另一支居于姜水，以姜为姓。

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土地是绝对的第一资源，出于对地盘的争夺，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进行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就叫作阪泉大战。这场大战被后世反复演绎，演绎程度不亚于后来封神演义的故事，黄帝甚至还可以呼风唤雨，招来雨神、雷神相助。当然，这些奇谈只是小说家的演绎，是不足为信的。

历经三场大战，黄帝三战皆捷，黄帝部落最终兼并了炎帝部落，也就形成了炎黄部落。“炎黄”的称谓自此定格在了历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上的共同祖先。

在此，我想多说几句。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在各个文明之间相互冲撞所造成的征服和杀戮中，失败者往往身死国灭，而且也会彻底失去历史的话语权，最终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黄帝和炎帝之间的这场战争却让我们看到，失败者不一定就是死的宿命，失败者的部族也不一定会被杀戮，失败者甚至还能和胜利者一起成为历史的主角。

炎黄部落合并之后，开始逐步走向强大，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来自东方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开始虎视眈眈，于是一场新的大战又上演了，发生地在涿鹿，因此历史上将这场大战称之为涿鹿之战。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场战争的起因概括为八个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按照《史记》的说法，蚩尤只是一方诸侯，他发动叛乱，拒不服从黄帝诏令，作为联盟首领的黄帝便发动了对蚩尤的战争。

实际上，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炎黄部族，还是九黎族，他们所控制的区域都非常有限，根本不存在谁必须听命于谁的道理。《史记》之所以这么写，主要是基于一种华夏中心观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之下，黄帝是华夏共主，享受着四方诸侯的朝拜和尊崇。

就这样，涿鹿之战爆发了，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黄帝战蚩尤”的故事。故事后来甚至都被做成了连环画，它的知名度和传奇性都远超阪泉之战。

炎黄部落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蚩尤则战败而死。为何炎帝没有死，而蚩尤的结局却是死呢？实际上，蚩尤无论在《史记》还是在其他文献中，都是以残暴的负面形象示人的，残暴者人人得而诛之；而炎帝则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们也应该知道，历史书写往往有“春秋笔法”，也就是说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会加入后世的思想观念。同样是失败者的炎帝和蚩尤，结局却不同，这其实是后世儒家仁爱思想的一种体现，只有作为仁者的炎帝成了后世人们顶礼膜拜的人文始祖，残暴不仁的蚩尤注定只能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

蚩尤虽然死了，但是蚩尤的部族却有相当一部分融入炎黄部落，这也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后来的华夏族乃至中华民族，都是生活在中华文明这片区域上的先人经过几千年发展融合而形成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有的民族慢慢消亡了，有的民族却迎来了新生。

事实上，五帝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版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人选”都是分散在各地的各部落的优秀首领，他们所率领的部落最后都融入了之后的华夏族。当时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远古帝王其实远远不止五位，而且这些帝王来自各个不同的部族，随着后世五行学说和五德终始说的诞生，“五”成为一个定数，于是就形成了各种文献版本中的“五帝”。

比如，曾经有人向孔子请教何谓“五帝”，孔子便转述了老子的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是谓五帝。”[33]这其实就是在明确五行和五帝之间的对应关系。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帝的“人选”其实是为了附会五行之说而刻意“选择”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篇末也承认说，他所听闻的五帝传说众说纷纭，各家学派的说法都不相同，而司马迁只是选出了他最认可的五帝版本之一，并且用血缘传承的方式强化了五帝这一系统。

炎黄部落击败蚩尤之后，从此在中华大地上稳稳地扎下了根，这个部族也渐渐地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华夏族。

继黄帝之后，“五帝”接下来的两位是颛顼和帝喾，然而这两位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就比较低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仅有百余字记述，实际上，这两位确实是被用来“凑数”的，原因就是五帝的观念是受到五行学说的影响而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拼凑出了五位上古帝王，而且版本众多，《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五帝说法只是其中的版本之一，也是最盛行的一种。因此，我们可以把颛顼和帝喾的时代看作一个从炎黄时代到尧舜时代的过渡阶段，在此就不多表述了。

再接下来，就是尧和舜的时代了，这也是《史记·五帝本纪》中除了黄帝之外司马迁最下笔墨的部分。

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黄帝时代和尧舜时代同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联盟时期，但尧舜时代则进一步发展为禅让制，它是原始社会民主制的一种体现。

尧晚年的时候，在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儿子丹朱，而选择受人爱戴的舜作为部落首领继承人。尧当时说了一句名言：“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意思就是，儿子丹朱不成器，如若传位给丹朱，虽然对丹朱是有利的，但对于天下人来说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害了天下人，绝对不能这么做。因此，尧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通过禅让当上部落首领的人。

尧在位时期，也是传说中大洪水时代的开始。据说当时洪水滔天，田野被淹，百姓流离失所。在四位辅臣（当时称之为“四岳”）的举荐下，尧任命鲧来负责水患的治理工作，然而鲧治水九年最终以失败告终。

尧晚年的时候，就把政事全部交给了舜，28年后，尧去世，舜正式即位，史称虞舜。舜出生寒微，20岁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世，后来参与政事，不仅治理有方，而且善于用人，并得到了尧的赏识，成了华夏族的新首领。

舜在位时期，洪水依然肆虐，舜巡视四方，认为鲧的治水方法主要是截堵，这是造成治水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了向民谢罪，舜将治水失败的鲧处死在了羽山，重新任命鲧的儿子禹来治理洪水，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了。

舜非常善于用人，他任用“八恺”来管理土地和各种政事，任用“八元”在民间宣扬教义和伦理，同时又收服了祸害民间的“四凶”，把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

《五帝本纪》的价值和影响

以上这些就是《史记》中关于五帝的内容，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五帝的历史时代距离司马迁撰述《史记》已经过去至少两千年了，这两千年里没有纸张，书写工具也不便捷，文字也在演变和发展中，最主要的传承历史方式还是以口耳相传为主。

司马迁在撰述《五帝本纪》这一篇的时候，可供参考的资料已经非常稀缺了，主要内容都是大量参考自《五帝德》和《帝系》。因此，《史记》中所记述的五帝时代的历史传说，其真实性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其实，关于五帝到商周的世系传承，也存在多处矛盾和无法理解之处。比如，商朝的始祖契（音同“谢”）和周朝的始祖后稷，都是帝喾之子，从契到商汤传了十三世，从后稷到周文王却只传了十四世，而商汤和周文王两人生活的年代却差了四百多年，世系显然是有问题的。明代学者杨慎就对此提出了相同的质疑，并且说“凡史传所纪世次，皆不可信”。[3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可能并非真实历史的《五帝本纪》呢？

关于上古传说时代以及之后的夏商时代，其相关历史文献都是在周朝以后才有的。随着殷墟的发现，商朝的历史被得以证明真实存在，然而五帝时代和夏朝至今还是无法被考古实物所证实的。司马迁也在《五帝本纪》中说，就算是最古老的《尚书》也只记载了尧之后的历史，尧之前的历史一直都是众说纷纭。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记述三皇五帝时代以及夏朝的历史，其实都是周朝人写的，而周朝距离五帝时代至少也有一千多年了。而《史记·五帝本纪》这一部分主要的参考资料，就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五帝德》和《帝系》，最后都收录在汉朝的《大戴礼记》中。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童年时期，也是中华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这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的百家争鸣有着密切联系。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纷纷通过记述上古时代帝王的事迹来达到验证自己学说理论的目的，这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献上记载的五帝时代的历史，其实是包含了古人的主观政治动机的，甚至有可能是古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而在编造史料。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了“争鸣”，自然需要一些能够支撑自己学说的依据，于是，各学派便托古喻今，用上古帝王的事迹来阐述自己的学说观点。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尧舜继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舜为了篡夺尧的帝位，阴谋发动政变，将尧囚禁于平阳，使得尧和儿子丹朱无法相见，舜最终登上首领之位。有些人据此认为，《史记》中所说的民主禅让都是假的，《竹书纪年》才是血淋淋的“真相”。

实际上，我们根本没必要去争论哪个版本才是历史真相。这是因为，这两个历史版本其实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主张。

尧舜禅让的版本，迎合了当时儒家和墨家学派的学说；而舜通过政变夺位的版本，则是迎合了道家和法家学派的政治学说。只不过，后来汉朝统一了天下，汉武帝将儒学奉为官方正统之学，儒家所倡导的尧舜禅让的事迹便被官方认可下来，并被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采用，最终流传于后世。

因此，《五帝本纪》其实是代表汉朝官方正统思想——儒家学说的一部著述，也被司马迁认为是最切合实际的一种历史解释。

当然，我们绝不能就此来否定《史记》，否定司马迁，更不能否定五帝的历史现实意义。

司马迁在创作《五帝本纪》的时候，他未必不知道五帝世系是有问题的，但他依然坚持用血缘传承来解释五帝的世系，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说“五帝”的观念是伴随着五行学说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同时也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民族大融合和国家走向大一统的背景下产生的。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司马迁所到之处，都有关于黄帝以及五帝的传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是不可能在如此广泛的区域里都留下足迹和传说的。并且，在这么广泛的区域内生活着的也绝不仅仅是华夏族，更有东夷、南蛮等民族系统在内。

《史记》中所记述的五帝时代，其所对应的考古学年代是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时代，属于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古代文明诞生的时代。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概括为“满天星斗”。他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华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六大文化区域，它们彼此之间以不同的形式在独立发展，平行发展的同时彼此间又有着缓慢而连续的交流，最后凝结为我们的中华文明。[35]换句话说，这其实就是一种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

用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来理解五帝时代和后来的夏商周时代。正是由于各区域之间彼此独立发展，所以才造成了各个区域“满天星斗”式的文明雏形，比如我们熟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文化。这些不同的区域文化，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部落首领和英雄人物，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五帝”，所以这就造成了五帝传说的不同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史记》中的“五帝”其实是众多“五帝”的融合版本，并且以血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

相对于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司马迁的《史记》则采用了一种“一体多元”的历史观。司马迁认为，黄帝是上古时代最伟大的圣王，基于黄帝形成了炎黄部落，进而先后出现了五帝，最后发展出了夏商周。翻阅《史记》我们会发现，商朝的始祖契和周朝的始祖后稷都是帝喾的儿子，而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黄帝一系。

“五帝”这一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从西周到东周，从战国到秦汉，生活在中华大地这片广袤地域内的各民族对“五帝”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无不以黄帝后裔自居。后世人言必称“炎黄”，中华儿女无不以“炎黄子孙”自称，这和司马迁对五帝时代的历史表述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在《史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史书中关于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记载，无不冠之以“黄帝之苗裔”，匈奴、鲜卑等民族都不自觉地把自己归入到以黄帝为祖先的“千古一系”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处处充满着大一统观念和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司马迁还创造性地写出了《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民族史传。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除了我们有几千年历史传承的传统之外，也和我们的黄帝情结有关。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因此无论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多少次分离和动荡，只要我们还有共同的祖先记忆，我们就是一个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就永远不会消亡。而这种把我们民族拧成一股绳的精神动力，就是凝结在我们血脉中的黄帝情结。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这种黄帝情结正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带给我们的。

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司马迁已经掌握了当时他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史料，他无法具备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也不具备今人“居高临下”的历史眼界，他对五帝时代的记述已经是那个时代最为“正确”的历史观了，我们也绝不能苛求于司马迁。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正是司马迁对黄帝以及五帝的历史记录，才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是无源之水，才让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之根。

司马迁的思想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历史每次都可以从分裂走向统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大，中华民族一次次浴火重生，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这些都是由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所奠定的。

这正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伟大之处，也是《五帝本纪》的巨大文化价值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帝本纪》的真实与否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们也无须纠结于此。

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无比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