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尺牍中的节笔

节笔是晋唐时期折纸持书下的产物，而且具有某种随意性。《书谱》中出现的大量节笔与涂改痕迹，清楚表明此作的非正式性，其很可能属于稿本，故出现文句脱误也不足为奇。《书谱》以外所能见到的节笔，大多数保存在王羲之等东晋人的尺牍中，是否同样具有随意性就值得加以探讨，涉及目前传世晋人尺牍作品中的稿本与底本议题。关于这个问题，祁小春已有深入研究，他的研究不仅有相当贡献，而且深具启发性。

东晋时期的士族，相当重视书翰礼仪，除了可用来显示身份与地位，对于世人还起着示范的作用。据文献记载，王羲之生前书名已显，而王献之(344—386)寄简文帝司马昱(321—372)的书信中，还特别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他们父子二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书迹的珍贵与可能被收藏的状况。以王氏父子对自身书法珍重的程度，可推知他们书写尺牍的态度应该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很可能会先书写底稿，甚至是誊写数次后再择其中佳者寄出，至于未丢弃的誊本，可能就会以底稿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因此，流传到今日的书迹中，有部分就是属于这些未曾寄出的誊本或底稿。此外，晋朝的士族高官也确实有保存底稿的习惯，郗超(336—378)就曾将自己寄给桓温(312—373)的信稿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王羲之最富盛名之法帖《十七帖》（图24），共收录信札二十九通，受信人有周抚(291—365)、郗愔(313—384)。当时有能力同时将寄给多方的书简保存下来，应该只有王家之人，所以《十七帖》很可能就是寄出书信的底稿。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万岁通天帖》中。《万岁通天帖》又称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万岁通天二年(697)，凤阁侍郎王方庆（？—702）献出他十一代祖王导(276—339)，十代从伯祖王羲之、王荟(464—549)，九代从伯祖王献之、王徽之(338—386)，九代祖王珣(349—400)，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约513—576），王家一门共二十八人的墨迹十卷献出。武则天(624—705)命人摹拓后，将原作发还给王方庆，传为书史上佳话。一门二十八人的尺牍，除了年代不同，收信人也都不同，王方庆如何完整汇集这二十八人的作品，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都是未寄出的信件底稿，才可能如此完整地被保存在王氏后人手上。

此外，《丧乱帖》属于诸告凶书类别的信件，祁小春在研究后发现，法帖中所见此类书信多以行楷书写，与此作率意且变化剧烈的书风不类，所以推测其应该也是一件底稿，因此书写得特别匆忙且急促。

上述讨论中可能属于稿本的《丧乱帖》、《十七帖》（《远宦帖》为仅存的双钩墨迹）、《万岁通天帖》中，只要是行草类的作品几乎都见得到明确的节笔。节笔的存在已经反映出书家在书写时并未十分关注作品的美观性，注重内容与思绪的连贯才是这些书迹真正的意义。整体而言，这批出现节笔的作品，确实带有某种随意性，书风特别洒脱率真，丝毫没有矫揉造作。如此率意不加修饰的尺牍自然不适合寄出，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些都是当时被保存下来的底稿。事实上，从东晋时期十分注重个人形象、风神与修饰的观念来看，不难想象每一封寄出去的信，会被润饰成怎样的完整状态，绝对不可能是这种带有节笔的率意之作。

晋唐传世作品中受到书家所认可的、寄出的书信的风格为何？根据祁小春的研究，发现有一种状况是从诸多誊本中择一寄出，其中不用的誊本当然也会被保存下来，这不仅解释了王羲之传世多本尺牍内容接近或相同之状况，而且可以确定风格会接近寄出本。另外有些看起来精心书写的书翰或许也能代表寄出书信的风格，书写时格外谨慎小心，刻意避开折线，如《万岁通天帖》中王羲之《姨母帖》（图25）、王献之《廿九日帖》（图26）等。

多数的晋人尺牍都带有节笔，虽然都有着稿本的性质，但也都成为当前研究东晋书风的重要标准品。然而，这些稿本基于种种理由不适合寄出，不过却因为副本保存的观念，让这些作品阴差阳错地成为代表作。当然，这些稿本也不是完全没有艺术价值，毕竟这些底稿正是在书家认同的状况下被家族保存下来，其所反映出的其实是更接近真实且未加修饰的一面。

持书、折纸与节笔的关系，从唐代桌椅开始逐渐普及后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书家开始可以将纸张放置于桌面书写。以颜真卿为例，《刘中使帖》（图27）中的字体尺寸乍看之下，容易推测其为放置在桌上书写，不过在第四、五、六行出现了节笔，显示这也是一件出于折纸书写的尺牍。有趣的是，字体较小而且确定是稿本的《祭侄稿》，直觉上应该会存在很多节笔，却仅于第九行“人心……”（图28）处见有明显节笔，多处行间字迹交错处完全没有折纸痕迹，显示此稿可能是整张纸摊在平面上书写，而第九行的折痕可能是偶然压出的。由于唐代处于转变期，对于该时期的书迹需要视个案而调整，不可一概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