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氏经学的独特魅力

研究苏氏经学对北方社会的影响，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苏学盛于北”而不是“程学盛于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看到苏氏经学思想的独特之处。

中唐以后，经学研究出现了抛开传笺，回归经文的风气，这直接影响到了宋代经学，儒士们大胆阐发义理，标新立异，形成了一股疑经惑古的思潮，苏氏经学是这股思潮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苏氏兄弟以其扎实的经学基础和关注现实的精神，提出了崭新的经学思想，在宋代经学研究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苏氏经学著作主要有：苏轼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解》，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孟子解》等，他们对主要的儒家经典都有研究，另外，苏氏父子的多篇文章中都有对经学思想的阐述，可以说，苏氏父子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学体系。苏氏经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风口浪尖，有赞美者、追随者，也有批评者、责骂者。朱熹曾写《杂学辨》直接批评苏氏经学之杂，但是，他的经学理论中也有多处对苏氏经学内容的肯定和吸收。苏氏经学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北方的士人在北方地区展示它洒脱的风貌，完成了它传播经学的历史使命。它的独特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灵活、融通

苏氏经学的突出特点是它的灵活性和融通性。苏洵作为苏学的奠基者，他认为“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29，看到了圣人之道的深层特征—— “有权”“有机”，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深层特征，才使得圣人之道具有了现实性，他在自己的理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特征，“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30。苏洵还明确地指出了自己经学理论的突出特点——“权”，“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31，苏洵经学已经参入了机巧和权变。苏轼兄弟继承了他的权变思想，在经学研究中表现出了灵活、融通的特点。苏轼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道’者‘器’之上达者也；‘器’者‘道’之下见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32事实上，苏氏已经把儒学理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形而上”的“道”的层面，一个是“形而下”的“器”的层面。而“道”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哲学思考的理论，与佛家、道家产生的原因是相同的，它们的相通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形而上的层面，苏氏对于经学的阐释往往与佛、道两家的理论走向相通，苏氏没有拒绝这一点，而是在与佛、道的相通中寻求更合理、更全面的经学义理的阐释。纪昀认为“今观其书，如解《乾卦·彖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于异学”33。在“形而下”的层面，苏氏更强调经学的灵活性，并不固守绳墨法度。“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34苏氏经学的灵活性、融通性正是守卫经学正统的儒士们对它激烈抨击的关键点。在宋代，这一点就受到了朱熹等人的批评，到明清时期的经学界，还一直有批评的声音。在《宋元学案》中，以“苏氏蜀学略”被列为另类，足见后代儒士们的排斥态度。

（二）重浅易、实用

苏氏经学非常重视经学的浅易性和实用性，苏氏父子对汉代以来经学研究传笺冗长、深奥难通的现象很不以为然，“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35。苏轼认为，正是因为解经者力求高深，使得经文深奥难通，完全走向了虚渺难明之境，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正因为此，圣人之道离我们越来越远，也就完全背离了圣人之道产生的初衷。苏氏认为，圣人之道是为安定天下，教化、规范百姓而产生的，浅近、易行才可以走进百姓生活，服务社会。“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详，则愚实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是则有取焉耳。”36苏轼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解经过程中，力求简易、详尽、明白。

对于经学产生的时间及社会状况与现实社会的差异问题，苏轼认为应该以实用为主，可以对不合时宜的礼乐规定进行修改。“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37“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38礼乐制度是根据数千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规定的，目前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学习，应该根据现在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状况加以调整，可见苏氏经学是以实用、简易为宗旨的。这就避免了生硬和烦琐，更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所以，纪昀认为“轼之说多切人事”39，是对苏氏经学思想特点的概括。

（三）以人情为经学之本

苏氏认为，圣人著书立说是以人情为道之基础的，所以后人解经也应该以人情为本，“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40。正因为圣人著述是以人们的喜怒哀乐为基础的，所以经文事实上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以人情为本解经，就会使经文明白而易懂，如果离开了人情去理解圣人之言，容易求之过深，难以理解。“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41“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42正因为解经之人离开了人情，所以将圣人之言变得深奥难懂，“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43。离开了人情，就离开了圣人立言的基础，经学中就会出现牵强附会，远离圣人立言之本意。圣人立言因为近于人情，所以久传不衰，只有本于人情解经，才能符合圣人之本意。苏氏解经是以人情为本，故清楚、明白、易懂、易行。

苏氏经学的这些特点使得经学从高深的理论走向浅近的生活哲理，从儒学大家的笔头进入了普通读书人的生活，使更多的人易于接受经学。北方民族初入中原，儒、释、道各种理论、学问的传播者都希望得到统治者的接受、认可。高深的理论，他们会望而却步。苏氏经学的浅易、灵活、实用，很快就让他们对儒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苏氏解经以人情为本，人情古今相通，以人情为本，高深的理论变得合乎情理，烦琐的礼乐可以简而从之，《诗经》中有古代社会风貌和普通人的情感，枯燥的经典变得趣味横生，《春秋》的“微言大义”也融入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成了人们对待善恶的常见态度。高深的《易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灵活理解，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苏氏经学少字词训诂，多义理阐释，灵活、融通、浅易、实用、以人情为本，这些都使得经典易于被理解、接受，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发挥的空间，使经典的理解出现了随意性。清毛奇龄认为：“苏氏解经，每以强辞夺正理，大之启南渡改经之渐，小之一扫汉儒旧说，使不学之徒可以凭臆解断。初闻之似乎极快，而实则灭经之祸皆始于此，此正学人所当戒者。”44毛奇龄站在维护经学正统的角度，批评苏氏经学，但也说明了苏氏经学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