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喜乐不过是抛物线的两头

1979年，春风拂面，随着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进，原来统购统销的生产模式被打破，国家开始强调市场调节，不再计划式地包销工业产品。柳州拖拉机厂的主打产品出现了严重的滞销，产销量急剧下降，生产全面陷入低谷。本来是向上的曲线，突然像抛物线的后半程一样，拐头向下。

当时，“私有资产”依然是讳莫如深的社会话题，人们敬而远之。轿车则属于地地道道的奢侈品。1984年以前，县团级干部不能坐轿车，只能坐“北京吉普212”。因为不存在私人购买的汽车，只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才能用公款买车，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汽车都是国家固定资产。驾驶人也是最热门的职业之一，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描述了县干部的儿子是一个驾驶人，这在当时可是令人眼红的职业。轿车是个人所不敢想的，拖拉机也一样。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拉机需求骤然下降。以前是公社制，拖拉机是分派到县里公社的，属于集团购买力，生产了拖拉机入库即可收款。至于用户是谁，根本无人过问。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一台价格约为8000元的拖拉机，对于包产到户的一家家的农户而言，是根本负担不起的，而且也未必需要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刊物，还在讨论农户是否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扶拖拉机[6]。

拖拉机的市场急转直下，没有给企业留下太多的准备时间。像是有人陡然将收音机的旋钮，从计划经济直接转到市场经济的频道，歌曲突然从民谣转向摇滚的风格。在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憧憬时，企业也面临着对市场的诸多不适应。很多拖拉机像以前一样唱着歌开出了工厂大门，但却从此没有了回声。

柳州拖拉机厂的财务账面上，看上去有产品卖出去的钱，但总是无法收回款项。没有购买者愿意提前付款，即使当时周边城市中最富裕的广西玉林市，最多也只能支付20%的款项。那些要不回来的货款，很快就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过去，都是农机局收了以后发给公社。工厂派人到各地现场考察时，才吃惊地发现，很多拖拉机仍然停留在农机公司里。企业接收到的销量信号，其实是“失灵”的。公社没有钱，而工厂的产品又积压，没有更好的办法，工厂只能让公社先来领拖拉机，希望等公社领了国家的补贴后再支付货款。当时，国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工厂却落后于时代的巨轮。拖拉机发出去了，钱却收不回来。后来，全厂出动中层干部，分别到县里公社将那些拖拉机运回。然而，有些机器已经损坏，有些轮胎也变旧了。很快，从各地返回来的拖拉机就将原本开阔的工厂挤得满满当当，大部分还都是废铁一堆。

1980年年底，工厂积压拖拉机近两千台，生产运转出现了停滞。曾经的辉煌戛然而止，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去不复返。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流光容易把人抛。兴盛时期的时光持续得太短，拖拉机滞销，让柳州拖拉机厂的员工陷入困境。三千多名企业职工转瞬就从一个自豪的大集体，变成一个巨大的负担。

拖拉机是不能再生产了，因为生产多少就赔多少。企业只好停止生产拖拉机，转产到其他行业。绝处求生的背水一战就此打响。从农用必需品开始，到织布机、缝纫机，甚至童车，只要能做的东西都去做，为的就是赚钱吃饭。企业员工很快成功试制了1515型56寸（1寸=3.334cm）自动换梭织布机。柳州市人民政府下文，同意柳州拖拉机厂承制各纺织厂急需的1515型自动换梭织布机。随后又成功开发了更先进的1515K宽幅织布机。在转型期间，企业贯彻了一套十六字方针，即“自力更生，以厂养厂，不赚不赔，以杂养专”。

以往从未涉足的织布机，激活了企业职工的斗志和活力，但销售渠道仍然是个问题。当时，浙江省有一家织布机厂正在高速运转，但铸铁部件严重不足。织布机90%的部件都是铸件，涉及机加工件则很少。众多铸件，正是这家织布机厂的软肋，恰恰柳州拖拉机厂的铸造车间正在大面积闲置，而且员工对生产零部件是非常拿手的。通过“老乡关系”，柳州拖拉机厂找到了这家企业。二者一拍即合，柳州拖拉机厂负责生产零部件，装箱后再拉到纺织厂去进行总装。

这段时间市场需要什么，工厂立刻就生产什么。企业还研制出“万家”牌缝纫机。不仅能车缝，还能进行锁边、绣花、订扣眼。这种多功能缝纫机，在1981年投放市场后也曾大受欢迎。

就是这样一种四处拼缝的状态，让柳州拖拉机厂在1981年再次扭亏为盈，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工厂。这一年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在听取汇报后说：“拖拉机要在三五年内恢复看来不行，你们现在下决心转产就已经晚了一步，再不转的话困难更大。至于转向什么产品，要看市场上人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能等国家的计划。”这是一条听起来有压力却是松绑的指示[7]。

历史是如此相似，并富有戏剧性。1981年的这句“要看市场上人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四十年之后将以一句更为经典的流行语，震撼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