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修辞学与语文教学

第一节 修辞概说

一、什么是修辞、修辞学

提起修辞，不少人马上就会想到比喻、夸张、比拟、双关等辞格，认为修辞学自然就是研究辞格的科学。这种片面认识会极大地阻碍我们学习、开发和利用修辞学的资源应用于语言的表达和接受领域。特别是对于语文教师来说，等于丢失了一把语文教学尤其是解读语文教材的钥匙。这绝不是夸张，只要你深入学习和掌握了修辞学的理论与规律，你将会有同感。

那么，什么是修辞呢？

修辞是一种为了增强言语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的言语行为或活动。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先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日本古都奈良坐落在青山环抱之中，既有金碧辉煌的名胜古迹，又有迎春摇曳的红樱花，加上现代化的文化娱乐设施、世界一流的旅馆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每年春夏两季游人如织。但每年四月以后，燕子便争相飞到旅馆檐下，筑窝栖息，繁衍后代。好客的主人和服务员小姐还为燕子提供了营巢的方便。

可是，招人喜爱的燕子却有随便排泄的习惯。刚出生的雏燕更是把粪便排在明亮的玻璃上和雅洁的馆廊上。尽管服务员不停地擦洗，但燕子的我行我素总会给旅馆留下污渍。于是，客人不高兴了，服务员抱怨了，影响效益的危机出现了，经理也皱起了眉头，燕粪有碍观瞻成了奈良旅馆的难题。但不久，这种现象又渐渐消失了。原因是客人们看到了一封“燕子”写的信：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是刚刚从南方赶到这儿来过春天的小燕子。没有征得主人的同意，就到这儿安了家，还生儿育女。我们的小宝贝年幼无知很不懂事，我们的习惯不好，常常弄脏你们的玻璃窗和走廊，致使你们不愉快。我们十分过意不去。还请女士们、先生们多原谅。

还有一事恳求女士们和先生们，请你们千万不要埋怨服务员小姐，她们是经常打扫的，只是擦不胜擦，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请你们海涵。

你们的朋友：小燕子

×月×日

上例显然是旅馆经理面对“难题”巧用“燕子”名义写的信。倘若经理以常规的方式直接出面向旅客解释、道歉，收到的效果不一定好。而他妙就妙在运用拟人的手法——以小燕子的名义写信给公众，信中言辞恳切而充满了自责，这使寻找欢乐的旅客们看了之后都给逗乐了，心中的怨气也在笑声中悄然化解。尔后，每当旅客们看到窗户上和走廊上的点滴燕粪，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小燕子那番亲切有趣的话语而忍俊不禁了。

类似这样，“言语交际参与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运用相应的语言形式，恰切地建构话语和正确地解构话语，理解话语，以达到理想交际效果的活动”[1]，就是修辞。

那么，什么是修辞学呢？

修辞学就是研究如何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和具体的语境，运用恰当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形式以提高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的科学。

二、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一切修辞现象。何谓修辞现象？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作了明确的解释：“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的修辞现象’。”[2]他还进一步解释“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话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3]。王希杰在《再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中，也进一步强调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修辞现象”。至于“一切修辞现象”的范围有多大？正如宗廷虎所说：“修辞现象出现在何处，修辞学研究就应该在何处；修辞现象分布的范围有多大，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就应该有多大。”[4]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只要是语言文字应用现象，都在修辞学的研究之列。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一切修辞现象，其范围究竟有多大，修辞学界曾走过两个极端：一是过窄，即“辞格中心论”，仅研究辞格来代替修辞学的一切研究；二是过宽，将文风、选材、主题等其他学科的内容也包括进来。这些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大部分：

（一）辞律

辞律即遣词、造句、缀段、谋篇的规律。

遣词：遣词就是根据语境，选择和调遣词语来恰切地表达思想。

造句：造句就是根据语境的需要，选用不同的句型、句类来适切地为思想内容服务。

缀段：缀段既指将句子连缀成最小的语段（句群），又指将最小的语段连缀成最大的意义段，这都要根据语境的需要来连缀。

谋篇：谋篇就是根据题旨情境的需要进行篇章格局的谋划。例如，谋篇的手法，文章的脉络、开头、结尾、过渡、波澜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它们都有一定的规律和技巧。古代的修辞学家，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修辞学工作者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这类修辞规律，不仅涌现了一大批关于遣词、造句、缀段、谋篇的论文，还涌现了一批开拓性的学术论著，如20世纪80年代，郑颐寿的《比较修辞》、倪宝元的《词语锤炼》和《句式的选择》、郑文贞的《语段的组织》、徐炳昌的《语篇的组织》等。

我们提出的“辞律”这一术语，它与“辞规”略有不同。“辞规”是吴士文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消极修辞的规律，吴士文将其与辞格、辞趣相对应，并在《修辞讲话》（1982）中专门论述了“通顺有条理”、“简洁无废词”、“简明无歧义”、“贴切有所宜”等规律。这些消极修辞的规律和技巧对我们的语言表达和理解，特别是对语文教学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自然是我们所说的辞律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辞律研究的全部内容。我们所说的“辞律”，比辞规的范围要大，凡是有助于增强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的修辞规律，尽管有些尚未或正在形成规则、规律，都可囊括其内，这是区别一；我们之所以将辞律放在从词语到篇章各级具体的语用单位中研究，寻找其修辞规律，是因为这样处理用于言语实践的可操作性强，这是区别二；辞律所研究的内容既然是各级语用单位的修辞规律，那么，既要研究分布在这几级语用单位的消极修辞，也不排除在这几级语用单位上涉及的积极修辞规律，这是区别三。正是基于上述这三个区别，我们提出从词语到篇章的修辞规律，即“辞律”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本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寻找从词语到篇章，即词、句、段、篇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规律的。

上文还涉及两个有争议的问题，需作补充说明：

1.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问题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提法首先见于1926年王易的《修辞学》。1932年，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发展了这种分类方法，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说。何谓消极修辞？“为使语言明白、通顺、平匀、稳密而采取的手法称为消极修辞。”何谓积极修辞？“为使语言生动形象而采取的手法称为积极修辞。”[5]

积极修辞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看法没有分歧。但消极修辞是否是修辞学研究对象，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谭永祥就是坚决反对修辞学研究消极修辞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消极修辞跟语法现象、逻辑现象、词汇现象有“纠葛”，“消极修辞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空壳”[6]。随后他在《汉语修辞美学》（1992）中仍持相同观点。此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季世昌、费枝美等人。

认为消极修辞是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还有吕叔湘、周振甫、郑远汉、吴士文、王希杰、李维琦等，他们认为，修辞学不能只研究积极修辞，还应研究消极修辞。周振甫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通俗修辞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消极修辞比积极修辞更重要、更急需。他认为：“先要做到明白清楚、准确贴切、有条理，把自己的意思恰好地表达出来，这是首要的。”吴士文在《修辞讲话》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消极修辞问题，他还在《营口师专学报》上开辟了研究消极修辞的专栏，大力倡导研究消极修辞；李维琦也坚决主张研究消极修辞，他在《修辞学》中指出：“被称为‘消极修辞’的那一部分修辞，也就是把文章（或话）写（或说）得明白通顺、平匀稳密，只要你开口说或动手写，这样的修辞就无处不在。它帮助你完成语言的交际任务，发挥语言的最根本功能，实在并不消极。”[7]

我们赞同后者的观点，消极修辞客观存在于言语活动中，只是人们对其总结、研究不像研究积极修辞那样重视，但这并不等于消极修辞的规律不存在和不重要。正如上面学者所说，“消极修辞并不消极”，它是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最基本、最常用的修辞手段，是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研究的一块领地。可喜的是，胡习之在吴士文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辞规的规律和技巧，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消极修辞规律的专著《辞规的理论与实践》[8]，填补了研究消极修辞的空白，为消极修辞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2.修辞学是否应该研究篇章结构问题

篇章结构是否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在修辞学界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篇章结构不应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张弓。他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认为，修辞学是一门语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总不能超出语言的单位，也就是总不能出乎语言词句之外”[9]。季世昌、费枝美、戴磊等也认为，“修辞不应当包括篇章结构”[10]，否则就会偏离“以语言为本位”，“跨界去干涉文艺作品、科学著作的内容”[11]，“侵占文艺创作论、文章作法的领地，就会模糊修辞学语言学科的本质”[12]。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篇章结构应属于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持这种观点的以宗廷虎为代表。他认为：“修辞学既然是研究语言运用技巧的，如果只研究词和句的用法而置篇章修辞于不顾，则很不全面。例如衔接，是消极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语言的通顺流畅、文章气势等，关系很大。如果只探讨词组和词组、分句和分句之间的衔接，不去管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能取得好的修辞效果吗？‘修辞学’绝不只是‘修词学’或‘修句学’，这儿的‘辞’指的是语辞，乃是包括全部的语言的运用在内的。”[13]宗廷虎的鲜明见解，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张寿康表示：“我觉得‘篇章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但是研究这一问题与文章学的角度、切面不同。”[14]

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修辞学应该研究篇章结构，而修辞学研究篇章结构是从语言运用的规律技巧的角度来研究的，它与文章学、文艺创作研究篇章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总之，我们正是以上述学术思想为指导，不仅重视研究积极修辞，也重视研究消极修辞；不仅重视词语、句子的修辞，也重视篇章修辞，这就是我们提出“辞律”的理论基础。

（二）辞风

辞风即指不同语体的不同风格。

吴士文在《修辞格论析》中提出过“辞风”这一术语，其内涵是指“纯属辞的外形的修辞问题”，如“音节对称”、“字形清楚”、“标点正确”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辞风”，与吴士文提出的观点大相径庭，主要指不同语体的不同风格特征，即语体风格。

语体“是适应不同的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方式的需要，是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是运用词汇、语法、辞格、语音手段及话语组织等语言材料、表达手段所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体”[15]。

上文说过，词、句、段、篇四级语用单位的修辞规律即辞律。其实，还有一级隐性的语用单位——语体。语体制约着人们的语言运用，人们运用语言首先讲究“得体”，而得体的主要内涵就是符合语体风格规范。

语体及语体风格是否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语体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不属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持这种看法的以谭永祥为代表。他认为：“语体和修辞，不是谁包容谁的问题，而是平起平坐的关系。”[16]“语体可以划入文章学（辞章学），因为语体同文章的分类和文章作法等关系更近一些，它们是‘近邻’，而语体和修辞是‘远亲’。所以，我们认为，语体不属于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17]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语体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周迟明、张弓、宗廷虎、郑颐寿、乐秀拔等人。周迟明认为：“搞清楚汉语的语体问题，如汉语的语体怎样分类，什么是各种语体的通用词和通用的语法结构，汉语在词汇上、词义上、构词上、词类上、句法上有些什么语体特征等。只有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汉语修辞学才能对汉语正确使用，对于汉语文学语言规范化的促进，对于文风的改进，起指导作用。”[18]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率先把语体作为修辞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修辞与语体有密切的关系。宗廷虎认为：“把语体学放在修辞学中研究，既能为修辞学研究开辟新的前景，对语体学的发展也很有利。”[19]郑颐寿指出，修辞学要研究语体，因为“语体是修辞学研究的基础”[20]。乐秀拔也说：“现代汉语修辞学要以语体的修辞手段为研究对象，要切合实际，就必须以语体为中心，建立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新体系。”[21]

我们十分赞同后者的观点。语体研究离不开修辞，离开了修辞的语体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修辞研究则更应“以体为先”，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章的第五节进一步阐述。

（三）辞格

辞格是人们在长期的言语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优化言语的固定模式。辞格随着语言的诞生而诞生，已有三千年的历史。

辞格产生虽早，但对辞格进行系统研究却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1923年，唐钺的《修辞格》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修辞格的专著，开启了辞格研究的先河，影响深远，被誉为“科学的修辞论的先声”[22]。1932年，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辞格分为4类38格，其影响更为深远。随后，修辞学对辞格的研究可以说是用力至勤、成果最丰硕的一块园地。

修辞学研究辞格，要研究它的定义、性质、作用，产生的基础和类型，发展和演变情况，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辞格的综合运用，辞格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重点介绍。但是，辞格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如辞格的名称和定义、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辞格的类聚体系问题、辞格的辨异问题，以及各种辞格的美学价值和认知价值等问题，都需深入研究。

例如，辞格的名称问题历来叫法混乱。如辞式、辞藻、语格、语式、修辞格、修辞手段、修辞方式、修辞方法、修辞手法、表现手段等。我们认为，应统一称“辞格”、“修辞格”或“修辞手法”为好，虽然“辞式”、“语格”也是辞格的同义形式，但名称多了没有必要，更何况“修辞方式”、“修辞手段”、“修辞方法”、“表达手段”等的范围要比辞格的范围大得多。关于这一问题，濮侃、王希杰、王培基等人都先后论述过。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统一这一术语，再不能这样杂乱称呼下去了。

又如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问题，从唐钺的5类24格开始，现已发展到231格，其中绝大部分是辞格，但有的不是辞格，如幽默、警策、讽喻等；有的是否是辞格，分歧还很大，如通感、象征等。此外，辞格内部的下位辞格不仅名称混乱，而且还有重叠、包孕等现象，这些为我们学习辞格带来了麻烦，所以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规范。

总之，辞格是修辞学园地中最具特色的一块绿草芳地，值得我们继续开垦。

（四）辞趣

辞趣是陈望道首先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来的一个术语。他发现，在言语交际中，特别是书面语交际，有一类不像辞格那样有固定格式，却像辞格一样有“动人的魅力”，那就是辞趣。陈望道对辞趣下了定义，即“语言文字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这种“附着的风致”能增强话语文章的情韵。陈望道的这一重要发现，对语言应用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

虽然，陈望道对辞趣的研究与辞格相比，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要单薄得多。但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他对“辞趣”所下的定义不仅准确，而且在定义中所界定的辞趣的三种类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前瞻性，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辞趣随着《修辞学发凡》的问世虽然也有70多年的历史，但修辞学界对辞趣的研究远不如辞格兴旺发达，对辞趣进行深入研究的只有极少数人。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本全面研究辞趣的专著，即使论文，据我们所了解的也只有20多篇。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成果中还是感知到了辞趣研究不断前行的步伐。这其中有两位学者最值得称道：一位是谭永祥，另一位是曹石珠。谭永祥在《汉语修辞美学》中专门设了一章论述辞趣的定义、辞趣与辞格的区别，特别是对辞趣的类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辞趣学说；曹石珠是研究个体辞趣卓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形貌修辞学》等著作都是研究辞趣中“形趣”的力作，在修辞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修辞学研究概况

汉语修辞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修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说它年轻，是因为修辞学诞生至今，只有百年历史。

（一）古代修辞研究简况

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就有不少关于修辞的论述。如《易·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就是对后人影响很大的至理名言。孔子也有“辞达而已矣”[23]等诸多关于修辞的论述；《左传》中“言以足志”，“不言谁言其志”[24]，不仅阐明了言语“足志”的功用，还论述了语言的运用就是要足以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的观点。

从汉代到清代，修辞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王充的《论衡》，魏晋南北朝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隋唐五代刘知几的史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论，韩愈、柳宗元的文论，宋金元时期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的文论以及陈骙的《文则》，明清时期王骥德的《曲律》、李渔的《闲情偶寄》曲论、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等等，这些著作中都有大量关于修辞的论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陈骙的《文则》，前者涉及修辞的论述广而精，为后人研究修辞学和风格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者是一本开历史先河研究修辞的专著，处处闪烁着朴素修辞理论的光芒。上述这些，充分说明了我国对修辞的研究源远流长。

这一时期，诚如宗廷虎等人所说，尽管古人对修辞的理论研究甚早，但修辞学的专著出现甚晚，且它常常与文论、史论、诗论、风格、训诂等学科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界限不清的现象相当普遍。此外，古人研究修辞重内容、轻形式，重书面语修辞、忽视口语修辞研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二）现代修辞学的诞生与发展

1.修辞立学期

修辞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初叶。这一时期，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努力学习新学、引进新学，他们还出版了一批修辞学专著。西方和日本的修辞学也随之传入我国。1905年，龙伯纯的《文字发凡·修辞卷》和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相继问世，随后大量的修辞学著作出版，其中有：1923年，唐钺的《修辞格》和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1926年，王易的《修辞学》、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张弓的《中国修辞学》；1931年，陈介白的《修辞学》；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金兆梓的《实用国文修辞学》，等等，这些都是在学习日本和西方修辞学后诞生的修辞学专著。而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

《修辞学发凡》建立了崭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修辞学正式诞生。该书共分12篇，不仅论述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倡导“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观点，还提出了“两大分野”说，尤其是对38种辞格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分类。《修辞学发凡》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修辞学著作，被喻为“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座里程碑”。

综观这一时期修辞学的研究，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迎来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荣期。

2.普及提高期

20世纪50至60年代，修辞学研究以普及为主要特色。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新旧交替，百废待举，在语言文字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民“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并同时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瓌一的《修辞概要》等，为当时普及语法修辞知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这一时期，修辞学除了普及之外，还有提高，其标志就是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该书着眼理论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全书分为十章。第一章是总论。第二章提出了修辞学的三大任务：一要研究活用现代汉语规范化语言各因素，即语音、词汇、语法各因素；二要研究现代汉语修辞方式和寻常词语艺术化问题；三要研究汉语语体和修辞的关系。第三章至第十章分别论述了这三大任务。《现代汉语修辞学》除了辞格在原来的基础上深化外，其他内容全是新课题，均有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它成功地树立起修辞学史上继《修辞学发凡》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3.繁荣发展期

如前所述，19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了修辞学的第一次繁荣局面，而从1978年至今则是修辞学的第二次繁荣期。繁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修辞研究的队伍空前壮大。

1980年，中国修辞学会成立，随后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南修辞学分会也相继成立，全国各地的修辞学会会员老、中、青三代定期参加各种学术年会和学术沙龙活动，切磋研讨，这对于现代修辞学的繁荣发展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2）不断拓展修辞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这一时期，修辞工作者在总结和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修辞学的理论和规律的研究有了纵深发展。如对修辞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揭示，对修辞学的范围有了进一步拓展。这一点，我们仍可借用王希杰的评价：“中国修辞学打起向广度进军的大旗，大大扩大了视野，开拓了一块又一块新领地，它已打破原来的局限，扩大到口头语，扩大到用词、造句、篇章、语体、风格等，扩大到法律语言、公文语言、相声语言、笑话语言、商业语言等，扩大到语调、声调、标点、符号、字形、字体等。总而言之，几乎是一切口语和一切书面语及其中的一切方面，都没有逃脱80年代中国修辞学家敏锐的、搜索的、猎狗般的鼻子和眼睛。他们用同义手段等新的概念来重新发现修辞学的对象，正是它导致了中国修辞学成功地登上了中国修辞学史上的第二座高峰。”[25]

（3）修辞学研究成果丰硕，引人关注。

这一时期，修辞学的研究成果丰硕，论文、论著难计其数。其中，许许多多的论文和专著的开拓性、理论性、实用性、可读性都很强，有的甚至还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著作。如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学史》，宗廷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和他主编的《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及《公关语言学》，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王德春、陈瑞端的《语体学》，郑颐寿的《比较修辞》、《辞章学发凡》、《辞章体裁风格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辞格比较》，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辞格探索》，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袁晖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比喻》，程祥徽的《汉语风格探索》，濮侃的《辞格辨异》及其与庞蔚群合著的《语言运用新论》，李熙宗的《公关语言艺术》，袁晖、李熙宗主编的《汉语语体概论》，倪宝元的《修辞》及其主编的《大学修辞》，谭永祥的《修辞美学》、《修辞新格》，吴为章、田小琳的《句群研究》，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郑文贞的《段落的组织》，徐炳昌的《篇章的修辞》，李济中的《比喻论析》，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学》，吴礼权的《修辞心理学》，吴礼权、童山东的《阐释修辞论》，冯广艺的《语境适应论》、《变异修辞学》，汪国胜等的《汉语辞格大全》，潘庆云的《法律语言鉴衡》，丁金国的《语体风格分析纲要》，郑荣馨的《语言交际艺术——修辞策略探索》，夏中华的《交际语言学》、《口语修辞学》，骆小所的《现代修辞学》，姚亚平的《当代中国修辞学》，王建华等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胡习之的《辞规的理论与实践》、《言语交际美学》，陈汝东的《认知修辞学》，赵毅、钱为钢的《言语交际学》，王培基的《修辞学专题研究》，胡范铸的《幽默语言学》，刘大为的《比喻、近喻和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张宗正的《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谭汝为的《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高万云的《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曾毅平的《修辞与社会语用论稿》，朱承平的《对偶辞格》，徐国珍的《仿拟研究》，李军的《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曹德和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思考》，徐丹晖的《语言艺术探索》，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韩荔华的《导游语言语学概论》，郑庆君的《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骆驼祥子〉的句际关系研究新探》，段曹林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李胜梅的《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黎千驹的《模糊修辞学导论》等，真是不胜枚举。这些著作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都是影响面较大的学术论著。此外，还有一大批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复旦大学和华东修辞学会主办的《修辞学习》就是其见证。

以上我们对修辞学的发展概况作了简要的回顾，目的是使大家对修辞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详细资料可参阅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和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学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