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使中国共产党在争得合法地位的环境下，将以往局部区域内的建国实践扩展到空前的规模，从而为党的建国理论逐步趋于成熟创造了必要条件。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的若干基本思想，概括有以下几点：[4]1．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2．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3．国体（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指政权构成的形式）——民主集中制。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气概，坚定地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始终坚持团结全民族实行人民战争的积极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压迫中国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无论出现怎样的艰难困苦和复杂局面，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因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为了有效地团结各社会阶级共同抗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民主建政，保障抗日各阶级的人权、财产权及参政权；在政府机关厉行廉洁政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密切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在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号召发展农业，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特别把减租减息、合理调整租佃债务关系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鼓励发展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贸易的工商政策；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这些经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区内外商品流通。解放区军民还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保证在一定物资供应的条件下，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以“全民抗战、建设国家”相号召，共产党倡导和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给国民党全能主义政治的党治文化以极大的冲击与削弱。抗日根据地注重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进步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为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从解放区延及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各种报刊、团体、演出队非常活跃，以文艺、戏剧、讲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以先进文化来教育、鼓舞人民。中共在国统区大后方主办的《新华日报》，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搞分裂、摩擦、倒退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批评。同时，在抗战文化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的抗战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民主圣地延安，在抗日革命的熔炉中经受考验。他们有的投笔从戎征战沙场；有的从人民大众的火热生活中汲取养分，创作出大量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斗志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知识分子在抗日烽火中选择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实现了思想升华，为推动中华主体文化的变革昭示了前景。这一切抗战建国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抗日根据地名副其实地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到抗日战争后期，全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即解放区共发展到19个，有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在这些解放区内，都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将解放区内各界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动员起来，使中国解放区在日寇强敌的压迫下，在国民党反共摩擦的阻碍下，在毫无外援的艰难环境中，能够屹立不倒，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重要力量。

1945年春夏之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全民族抗战已胜利在望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国民党继续坚持压迫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改革，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大会提出“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明确指出：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已被历史证明为完全破产了。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并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的现阶段，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作了详尽的说明。[5]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只有这个制度，才能既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毫无疑义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共产党就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即区别于俄国制度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衡量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结果的重要标准，就是“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除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基于党的政策必须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家鼓励和帮助，而不是禁止或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讲了一段名言：“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因此，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着重批评了在共产党内影响很广大的民粹主义，即企图“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这样，就把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同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认为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毛泽东强调说，上述一切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来说，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关于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抗日根据地业已建立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具有新中国政治雏形的意义和全国的普遍意义。推而广之，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待“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在局部地区建立民主政权，逐渐在规模、范围上扩大和扩展，直至取得中央政权，将日益成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推广到全国范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及其实践的一大特色。如毛泽东所说，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所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因而是人民革命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以令人信服的理论逻辑论证道：

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

在抗日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阶段，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个主张一经提出就在大后方人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新天下耳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更鲜明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很快传到了重庆和国统区，立即获得全国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在抗日战争的全面抗战阶段，国民党军队“以空间换时间”，在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对于消灭日本侵略军、迟滞日本向大陆纵深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日益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政，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防止民众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分裂和摩擦，掀起反共高潮打击共产党。这种对日消极作战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导致战争挫折，大片国土沦陷，财政经济出现危机，人民陷入被压迫、生活困苦的境地，民族团结被破坏，从而“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抵制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并动员国民党全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关于建什么国的斗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预演。从而揭开了旧中国走向灭亡、新中国孕育诞生的序幕。

在1930年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热情洋溢地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7]

到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在1940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纲领，并满怀信心地昭示：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8]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全民族抗战，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百年来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第一次完全的胜利。饱受民族灾难和战争痛苦的中国各族人民，终于迎来了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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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9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525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6—1061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