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蓟

北京最早的时候叫做蓟，现在北京以东也有个蓟县，但是这和古代的北京城却没有关系。现在的蓟县，原为蓟州，最初设置于唐朝开元年间。在唐朝，作为北京城前身的蓟县，因为是幽州的治所，所以一般也称作幽州城。到了兴起于西辽河上的契丹人占据幽州城之后，就企图以此为据点，进窥华北大平原，并且把幽州城建为陪都，改称南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辽朝。与此同时，南京所在的蓟县，又被改称析津县。此后，蓟之一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这是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他有名的《日知录》中所已经讲过的。

现在要问的是“蓟”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有解释。北魏时候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的“㶟水”篇里讲到蓟城时，曾有如下的一段：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四部备要本，卷十三，页二一上）

意思就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了北魏的时候，蓟城的西北隅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这个蓟丘而得名的，犹之乎鲁国的曲阜和齐国的营丘也都是因为当地的阜或丘的名字而见称是一样的。

郦道元的解释，着重说明了蓟城得名的一个地理特征，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个蓟丘的蓟字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巧得很，宋朝一位旅行很广而兼有丰富地理知识的博物学家沈括，早已对这个问题作过探索。他曾作为北宋的使臣出使契丹到过蓟城，在他的笔记《梦溪笔谈》一书里，就有如下的一条说：

予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意即当时汉族界内）无此大者。其名蓟，恐其因此也，如杨州（前人指出应作扬）宜杨，荆州宜荆之类。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胡道静校本，第804页）

沈括对蓟城的得名，试图从地方植物的特征上寻求解答，很有意思。根据他旅途所见，当初蓟城所在之地，“大蓟茇如车盖”，大蓟是一种植物，茇就是草，车盖当是指车篷之类，意思是说这里的大蓟草犹如车篷，内地没有这样大的，因此他怀疑蓟城的蓟字，恐怕就是因为当地具有如此特征的大蓟草而得名，正如扬州、荆州都是因为当地宜于这两种植物从而得名是一样的。

沈括的推测是否可靠，难下定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现在北京附近的大蓟，已经远不如沈括所见过的那样大了，而且其分布多在山地，平原上已很少有，所有的只是另一种小蓟。所以现在讲植物的书上，都说大蓟生于山野。这是什么原因呢？大约是近千年来农业的垦殖，使得这一野生植物只好从平原退向山野，并且也已经不像当初在平原地带生长得那样高大了。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揣测，真实情况还须请植物地理学家去探索。总之，人类历史时期以来，北京自然景观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如果沈括所记属实，那么古今大蓟草的变化，正是一个虽小却很有意思的说明。

按大蓟（Cirsium spicatum Matsum），菊科，多年生草本，高可一米，茎有棱角，多分枝，叶互生羽状分裂，边缘多刺。秋日有紫色头状花，生于枝端叶腋间。其性与小蓟同。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十一引《救荒本草》说，大蓟“叶可炸食，根有毒”。又引雩娄农（吴其濬别号）曰：

其嫩叶汋食之甚美，老则揉为茸以引火，夜行之车，绳之星星列于途也。性去湿，宜血剂。（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引，第804—805页）

如此说来，在过去，大蓟草和人民生活还是很有关系的，其受人注意，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原载《北京日报》1962年2月8日
本次自《奋蹄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