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朝以前的“正统论”及其与“大一统”之关系

引言：“正统”释义

“正统”顾名思义是帝王专享之概念，历代帝王无论是出身于贵族还是平民，在登基之初都必须勉力论证自身权力获得了天意的支持，同时还要经受世人对其执政得失的评价，以检验其统治是否具有足够的世俗正当性，否则就难逃王朝解体的命运。秦朝建立之后不久就迅速走向溃灭，即被后世史家看作是“正统性”缺失的典型表现。

天意影响和人心规训相互角力，考验着中国帝王是否具备均衡治理王朝的能力。从西汉开始直到明代，“正统论”的主题和内涵发生了一个从依赖外力支配逐渐转入内心自省的剧烈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性。

“正统”之义取天地事物归于一，本于“一统”的观念。但“一统”有大小之别，“正统”首先描摹出的是一个空间疆域不断扩张延展的状态。孟子、荀子都表达过“天下”定于“一”的思想。当梁襄王召见孟子时曾突然发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朱熹把这三个字解释成：“合于一，然后定也。”(1)《荀子·仲尼》说“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2)，明白指出“天下一”是个地理空间的范围。

至秦汉时期，论者更明确以“大一统”说“正统”，李斯称誉秦始皇“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3)群臣为秦始皇议定“皇帝”之号时，理由就是始皇帝“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4)李斯也认为“一统”与“郡县”这个政治地理概念有关，“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5)，这也是从疆域治理的角度立论。饶宗颐认为：“夫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恐亦导源于此。”(6)王吉上汉宣帝疏，更是把“一统”所包含的空间扩展这层意思升格为“大一统”之义，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7)

同样是诠释《春秋》大义，董仲舒强调的是“《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8)。这段话释“元”为“一”，“一”即为“大”，还是从空间看正统的意义。再如他向武帝申说了一系列建议，包括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最后落脚点仍是“正四方”，表示“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9)。意即所有的政治道德教化问题都必须在四方归一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所以颜师古注才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10)汉代纬书同样把疆域归属作为“一统”的前提，帝王从上天得到的神秘“符验”，需对应于获取的地理区域以为验证。《春秋感精符》云：“地为山川，山川之精上为星，各应其州城分野为国，作精神符验也。”(11)《易纬乾凿度》则说“王者，天下所归。四海之内，曰天下”，又说“统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应时群物遂性”。(12)圣王受命时得到的“河图”，上面显示出的其实也是一幅地图，意指新王应该拥有天下的地理疆域方位。《春秋命历序》云：“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河，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13)

“正统”的另一个要义是时间的“一统”，这一点在《公羊传》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话：“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4)主要意思讲的就是时间统一于王者。

董仲舒进一步发挥此义说：“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15)阐明的也是“正月”这个时间点是“正统”之始。

真正的“大一统”是空间与时间的完美结合，董仲舒概括“大一统”之义时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6)“大一统”分别包含了“空间”（天地）和“时间”（古今）两个维度。(17)

东汉何休注《公羊传》就把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他说“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18)。何休所说山川草木与正月的关系指的就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

古人历法有所谓“三正”之说，“三正”是指建寅、建丑和建子这三种记录时间初始的方法，三种记法分属于夏商周三代。每逢新朝初立有“改正朔”的举措。“朔”指农历（一般指夏历）每月初一日，朔日分成平旦、鸡鸣、夜半三种算法。新朝要建立“正统”必须改变前朝的历法时间，这就是“改正朔”的由来。(19)汉武帝元封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只有王莽和魏明帝一度改用建丑殷正，武则天和唐肃宗一度改用建子周正外，其他帝王均用“夏正”。(20)汉武帝改元时值孟春，《史记·历书》说在孟春的日子里“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21)。这是把孟春当作了“正统”的时间源头。

董仲舒参照“三正”发明了“三统说”，所谓“三统”指的是黑统、白统、赤统，分别对应夏商周三代。朝代更替均在三统中循环往复地进行周转，改朝换代后必须对应某个“统”进行制度改造，在历法、服色、礼乐等方面更新变制，以适应新朝的统治。“易服色”就是以穿衣为标志改变旧朝的颜色，衣服色泽必须与“三统”更替和气候变化相匹配。《春秋繁露》讲述“易服色”与天统的关系称：“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正白统者，……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正赤统者，……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22)三统之设与历法上的所谓“三正”相互匹配，如黑统与建寅相应，白统与建丑相配，赤统与建子相对。

按照“三统”标准衡量，秦朝以十月为正朔，采用的是建亥时间，完全跳脱出了“三正”范围之外，不符合三代循环的规则，这就为汉代把秦朝摈弃于“正统”之外提供了理由。与此同时，西汉时期还活跃着另外一种“正统”循环理论，那就是邹衍发明的“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个要素排列朝代循环规则，在论证汉代“正统性”时与主张黑、白、赤三色循环系统的“三统说”发生了冲突。

从“易服色”的角度而言，秦号称代周而兴，周是火德，色尚赤，按五德终始的循环周期，秦是水德，色尚黑。刘邦最初认为汉朝代秦而起，直接继承秦之水德比较方便。后来发现这样做与五德终始规则相悖，遂开始改水德为土德，尚黄色，取以汉克秦之意。但这样一改，就违背了“三统说”的排列次序，按“三统”循环规则，汉朝应脱离继承周朝的秦代，返回夏代，色尚黑。最终汉武帝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他在服色上遵循“五德终始说”，在正朔上仍维持“三正”中的夏代时间“建寅”。

清人苏舆曾对董仲舒解读《春秋》应天做新王之事，却仍然坚持“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的说法有些不解。他推测说，鲁国是侯国，虽然假托文王行事，但级别偏低，如果汉朝承继鲁国，就等于“以侯拟帝，嫌于不恭”。汉帝继承鲁国这样的侯国建立正统，似乎在正统位置上不相对应。因秦朝以黑统自居，“故有讬王之说。云黑统则讬秦尤显”(23)。汉朝人显然不齿于直接继承秦朝的“黑统”，所以董仲舒采取一个办法，那就是“夺黑统归《春秋》”，这样给人的印象似乎继承了《春秋》，而不是秦朝的正统。苏舆的看法是“不以秦为受命王，斯不得不归之《春秋》以当一代。尊《春秋》即所以尊汉也”(24)。他还猜测，汉朝用夏时而不用周正，还有“敬授民时，巡狩祭享”，是遵守自然时间的便民考虑。(25)

西汉儒生认为《春秋》纪事有“五始”之说，所谓“五始”指“元年一，春二，王三，正月四，公即位五”(26)。王褒云：“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27)颜师古解释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谈论的是“正统”发生的起始点。董仲舒一再强调“元”具有“初始”的本意，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28)他把时间、空间和即位问题串联成一个系列链条，使之相互感应，构成了以下递进关系：“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隐公元年”注更说得明确：“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29)

王者即位必须符合天意，日常行事的时间选择也必须按照“三正”的要求进行。纬书中把“五始”渊源一直追溯到黄帝，说“黄帝受图，有五始；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30)。书写的依次排序是，先书元年，这是初始时间，其次书“春”，代表一年季节的开始，再写“王”字。西汉儒者释读《春秋》时，故意把“王”指称周文王，而不是周平王，之所以选文王而弃平王，乃是因为文王是周朝的开创者，周平王深陷诸侯纷争的乱局，无法一统天下，故《春秋》纪事以文王为起点，“正月”亦取文王的“三正”时间。鲁隐公只有尊奉周文王的正朔才有即位资格。

孔子书写《春秋》的目的是帮助汉代新王树立“正统”，这件事看上去有些荒诞，出生于春秋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数百年后的汉代改制立法？可是在公羊学的叙述中，孔子本来就是神秘的预言家，一个先知式的人物，虽然明眼人一望便知，孔子从先秦古墓中一跃而出，为汉帝制法，纯粹就是则神话故事，这则故事却又的确是汉朝建立“正统”的思想基础。孔子本身没有权位，只能称“素王”，“素”是“空”的意思，却被赋予超凡能力，伪托周文王预言汉代帝王的“改制”规模和路线。事实上，改正朔、易服色这些具体事务仍然必须经由帝王亲自完成。故“素王”负责“立义”，“实王”负责“改制”，各司其职，各专其位。汉代制度变革须遵循“义”和“道”并行不悖的双轨制安排。苏舆在评论董仲舒“素王改制说”时云：“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后能改元立号，制礼作乐，非圣人所能讬。道不变者也，周德既弊，而圣人得假王者以起义而扶其失，俟来者之取鉴。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犹云为后王立义尔。义者，道之宗也。”(31)

董仲舒想表达的意思是，先王的道理不可改，制度则必须改，这是有继承有更易的辩证关系。因为“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他举例说：“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如此一来，“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苏舆的评注说：“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决不可改。”(32)《盐铁论·尊道》则说“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变法而亡”(33)。前朝的教训不可不记取。

总结而言，汉儒释读《春秋》，大多绕不过去两个问题：一是时间统一与王位正统的关系，即“春王正月”如何排序；二是王位的宗法传承问题。第一个问题意味着孔子从尊周平王改尊周文王，因周文王乃一统之君，周平王是分裂之主，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汉代以前把《春秋》解释成尊奉周平王显然不符合孔子为汉代立法的思路，必须加以修正。故“春王正月”中的“王”就被置换成了“周文王”，预示着汉帝接续的是文王遗脉，是一统之主，而非尊奉被春秋诸侯严重忽视，已呈衰败之象的周平王。

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春秋宗族统系的承继脉络。宗族统系应传于嫡系，嫡系子孙理所当然世代继统，这是为大宗立的规矩。小宗从大宗分出旁支，经历五世就会分化衍变，但正统之源仍应追溯至大宗嫡系，厘定身份名分，嫡系为本位正是“正”的本义之一，各宗支系均应奉为“统”之所在，这是宗法体制中的“正统”原则，需要在树立新王时加以遵守。

在春秋周室衰微，诸侯蜂起的历史情境下，没人会指望周朝万世一系，若以宗法传嫡解释“正统”之意只能在道理上立言，无法在现实世界应验。鲁隐公名分非嫡系，只能以尊奉周王为名书写自己的历史，以博得正统称号。(34)

汉朝代秦而兴，就是要在宗法传嫡已经完全失效的前提下，为自己找出一个明确的当政理由。从周朝宗法体系外部寻找汉王登基的“正统”依据，随即成为汉室称帝的一条新路。雷家骥称此转变是由“内继”转为“外继”。如果一个朝代世系相沿，那么只关注内继子嗣能否继承就行了，自然维持正统不变。但如果出现两个王权，“正统”之争必然难以避免，新政权就必须寻找外在因素证明前者的“内继”不合情理和“天意”，只有新王受命才能实现天命转移。(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