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旨概要

本书拟围绕“大一统”在“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表现展开讨论，一方面探究“大一统”观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及其在清代展现出的独特历史形态；另一方面探讨“大一统”观在清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实践过程中到底如何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

从思想史角度观察，“大一统”观的形成与“正统论”的诞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统论”大致可概括为三大要素：空间疆域上的大一统，此乃正统论之首义，时间上的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式的转换，以及德性的持有。汉代董仲舒率先把《公羊传》中的“大一统”之义大加发挥，除了突出“圣王改制”这一《春秋》即已开始书写的“政治神话”之外，特别强调在帝王建构“正统”谱系时，对“大一统”空间的占有所具有的重要性，目的是为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政治实践提供思想依据。

程朱理学的兴起和传播使得以“天谴论”为诠释背景的五德终始说在宋代以后渐趋沦落不振，国家军事实力的孱弱和统治地域的日渐狭小倒逼理学家放弃“大一统”论述，改以建立“道德主体性”为主要运思方式，在宋代以后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教化体系，通过凸显汉人文明优越性，把“中国”与“蛮夷”之间的对立状态推向了极致。

其后果是，非汉人族群建立的政权很难进入“正统”叙述谱系，“正统论”所包含的空间扩展涵义被刻意遮蔽，代之以道德的自我修炼与完善。这种观念显然不利于清朝皇帝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正统性。为了修正和超越道德至上、严分华夷的理学正统论，清帝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回归汉代“正统论”首义，重提“大一统”对空间疆域占有的重要性；二是打破“夷夏”界限，重回《春秋》“尊王”本义。

“大一统”观的重构与清朝官学的复古阐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恢复《春秋》“大一统”古义，清帝把开疆拓土的功绩转述成建立“正统性”的必要条件，由此途径重新定义“正统”内涵。

宋明以后之“正统观”多笼罩在理学道德修养命题的支配之下，清代朝野上下对此亦有所继承，清朝士人中流行的“有征无战”论便是显例。然而宋明理学中的有些论述对清朝树立“正统性”多有不利，如理学思想提倡面对皇权时士人本应拥有“道统”的独立批判性，甚至不惜挑战“政统”权威，这种想法对清帝的专制集权体系构成了威胁，故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清帝对儒家信条进行了全面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理学“道统”的内涵与传承方式。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雍正帝颠倒了传统儒家的“五伦”秩序，将“五伦”中本来排在第二位的“君臣关系”挪移到“父子关系”之上，使得“尊王”要义从中脱颖而出，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完成了“移孝作忠”思想体系的建构，彻底逆转了宋明士大夫与皇帝的“双向制衡”机制。

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论均建立在“承天授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主要依赖汉族士人予以继承和阐释。清朝与前朝的区别是其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地区，特别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疆域，显然儒家正统观无法全面涵盖这些地区的民众信仰和宗教习俗。如何理解清朝对藩部的统治仍然是目前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本书提出，清帝分别吸纳融合了内地与边疆的若干思想因素，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正统观”。清代以前的“正统论”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并以此作为在汉人地区实施统治的思想基础。清朝在内地虽然延续了儒家的道德治理原则，但对藩部的思想控制则主要依靠边疆少数族群对藏传佛教的信奉，据此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与其“二元理政”的治理模式相互配合。

清朝“大一统”观念在底层如何具体落地离不开中层官僚的参与和实践，乾隆帝曾经亲自在谕旨中反复阐明“教”与“养”的辩证关系，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宜于地方治理的新式“教养论”，“教养论”的推行主要依靠地方官吏的有效配合与具体运作。本书其中一章即集中探讨了清中期的一批“学者型官僚”是如何具体贯彻执行由清帝亲自督导的“教养论”主旨的。在清代，一些基层官僚似乎更加有意突出自己的理学家身份，并自觉把长期积累的儒家学识当作治理技术在民间推广，这与以往官僚偏向于运用行政化手段处理地方事务似有较大区别。

“学者型官僚”的身份意识推动和强化了基层管理实践的道德化程度，在清前中期以陈宏谋和李绂为代表，晚清则以曾国藩为代表。他们对政教关系的处理更具有常态化的“经世”品格，与鼎革时期主张进行剧烈变革的“经世观”颇有差异。

“大一统”政策的实施与中央和基层关系的重组密切相关，且取决于“官—绅”势力的消长变化。本书通过分析“乡约”和“宗族”作为地方社会细胞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概要探讨了清代“地方自治”的基本样貌及其实施限度。

“乡约”最初是由南宋地方士绅自愿发起的民间契约组织，宋明时期，“乡约”的主要功能是负责民众的道德教化，与“保甲”“里甲”等较具行政化色彩的组织承担着不一样的责任。

自清帝倡导新型“教养观”以来，“乡约”即被纳入了官方治理轨道，主要以聚众宣读圣谕十六条作为首要任务，大多先由地方官僚倡导，基层士绅响应。随着西方入侵和地方叛乱频发，乡约日益和保甲、团练、税收、刑事等制度功能混融在了一起，在抵御太平军时更增添了守卫家乡的准军事化职能，以至于和基层行政机构的运行越来越难以做出明确划分。

“宗族”自明代以来本身就是里甲赋役制度的产物，与“乡约”自发自觉的聚会初衷相比，“宗族”具有更加严密的组织形式，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族训规条，又辅之以族田、祭田、义学、书院等经济和文化设施。表面上看，“宗族”似乎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貌似只要涉及宗族内部的事务，包括诉讼案件和邻里纠纷等等都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协调解决，不必惊动官府。实际上，“宗族”首领大多是科举出身，科举制就是官僚机构在基层社会的一种延伸，他们所操控的权力与县一级行政组织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某种程度上就是官僚集团在基层的代理人。

本书通过对“乡约”与“宗族”运行机制的分析，初步探讨在晚清的特殊时局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基层自治力量到底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以反省目前社会史研究中由于过度移植和模仿西方“市民社会”学说，刻意强调中国基层团体曾经在历史上发挥强大自治作用所造成的理论偏失。

晚清以来，其中一个现象十分引人注意，那就是作为泱泱大国的清朝常常遭到一些领土狭小的西方国家不断入侵，最后居然完败于邻邦岛国日本，更是直接触发了一大波舆论抗议热潮，最终逼使清廷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其中末代科举士子与新型知识分子常常争相议论的话题之一就是：疆域大小能否决定国运的兴衰？

以此为契机，晚清士人开始质疑“大一统”观在近代列国竞争的局势下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各种政体变革的选择方案如“联邦制”“地方自治说”“民族自决论”等等纷纷出台参与角逐，兴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政体与国体变更道路选择的大讨论，从此开启了对“大一统”观专制特性的全面批判。西方变革的冲击也迫使晚清思想家对“大一统”的经学基础做出重新诠释，如康有为通过对《春秋》“三世三统说”的改造，在《春秋》古义里注入了进化论的近代因子，同时他还往中国古代历史循环论里添加了面向未来远景设计的改良药方。

清朝“大一统”格局随着清帝逊位遭到终结，但“大一统”的精神内核并没有随着时代变局彻底消失，而是通过某些特定的阐释渠道得以复兴和变相传播。清朝“正统性”的证成既依赖于“大一统”疆域的完整维系，又依赖于政教关系对政治权威的有效支持，如果彻底摧毁了这两个要素，那么任何新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并为此付出代价。

中华民国在诠释其自身立国合法性的过程中，恰恰没有充分注意到应该合理汲取清朝“正统性”核心要素中的有益成分，民国党人既没有充分考虑如何解决清帝作为多民族共主形象的作用被消解后所遗留的疆域与民族问题，又没有积极关注如何解决传统政教关系解体后产生的道德文化真空问题，最终导致民初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失序。经过一番辩论和政策调整，才重新汲取了清朝“大一统”观及其实践的精髓。

---

(1)　约略可举出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等。

(2)　略举一例，《韩非子·孤愤》中有一句话：“夫越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第四《孤愤第十一》，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1—82页。）在这句话里，“越”与“中国”被分别表述，明显属于“夷狄”之列。越国的地盘大致包括浙江大部分和江苏、江西部分地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地区仍不被看作是“中国”。

(3)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372页。

(4)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372页。

(5)　参见邱靖嘉：《“普天之下”：传统天文分野说中的世界图景与政治涵义》，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75—193页。

(6)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四部丛刊景宋大字本。

(7)　梁启超：《新史学》，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3页。

(8)　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见王守常、汪晖、陈平原主编：《学人》第1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有些学者认为宋代“夷夏观”具有清晰的领土边界意识，表现出的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倾向和气质，这是借用现代观点评判古代思想，不尽符合宋朝学者的原意。中国古人历来主张夷夏身份可以相互转换，而不是恪守严格的族群边界，但某些现代学者如宫崎市定即认为宋朝与辽国的外交具有现代国际关系交往的性质。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展开和平外交的时间长达百余年。宋朝为维系国与国的关系，特别制定了一套礼仪，见之于《宋史·礼志·宾礼》，这套礼仪承认宋辽的对等国交，维持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际，这种与现代欧洲国际关系相类似的交往现实的出现，首见于东洋。（参见［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7页。）

(9)　“汉化论”固然是一种僵化的讨论方式，理所当然会遭到质疑，但是目前西方史学界流行找寻与“汉民族”（Chinese nation）的差异为研究取向，由此引申出“汉与非汉”截然对立的观点亦容易走入另一种偏颇，同样值得商榷。（参见祁美琴、马晓丹：《“汉与非汉”二元划分的概念陷阱和逻辑悖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118—130页。）

(10)　《淮南子》上册，第十一卷《齐俗训》，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5页。

(11)　《大义觉迷录》卷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12)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13)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

(14)　参见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第109—110页。

(15)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

(16)　《清太宗实录》卷一八，天聪八年三月甲辰。

(17)　《清世宗实录》卷八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18)　参见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第111—115页。黄兴涛所举满人“中国”认同的史例，也大多表述于清朝对外交涉的具体情形之中，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2页。相关讨论亦可见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odern China, Vol. 32, No.1, 2006, pp. 8–10, 14。

(19)　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20)　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论著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0—251页。

(21)　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载《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第213—224页。

(22)　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25—26页。近期一些学者如谭凯（Nicolas Tackett）也提出在宋代就已出现了“国族”的迹象，借此批评把“国族”产生的时间限定在近代西方世界的观点。（参见［瑞士］谭凯：《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殷守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23)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6页。

(24)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184页。

(25)　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262页。

(26)　参见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8—23页。

(27)　朱熹集撰：《诗集传》卷十七《生民之什·民劳》，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04页。

(28)　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2页。

(29)　参见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收入《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一编第八十二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383—388页。又见［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试论》，宋文杰译，见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3页。

(30)　转引自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7页。

(31)　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73—88页。

(32)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4页。

(33)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8页。

(34)　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册，卷第十一《谈天篇》，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51—552页。

(35)　在邹衍的“天下”论述框架里，“九州”范围显然要远大于“中国”。故邹衍的“九州说”一直被历代视为奇谈怪论而遭厌弃，乃至利玛窦于明末来中国展示世界地图时，即被晚明士人视为与邹衍“九州说”的荒诞颇为相似，是一种“小中国而大四夷”的妄说。（李纪祥：《再现“大九州”——“〈春秋〉邹氏学”与“中国居中”之经学前景图像建构》，载《文史哲》2020年第5期，第45页。）可见，“中国”与“天下”之范围大小一直在士林中争讼不断，难有定论。

(36)　参见［日］安部健夫：《中国人之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试论》，宋文杰译，见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五辑，第209—210页。邢义田也认为，“天下”与“四方”有密切关系，如他发现以天下为四方的用法见于《吕刑》以及《孟子·梁惠王下》引《书经》的一段话：“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在这段话里，“天下”即是“四方”。（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95页。）

(37)　《大义觉迷录》卷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第55页。

(38)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01页。

(39)　在这个观点上，明遗民如顾炎武与明太祖的“天下观”比较接近。顾炎武把“亡国”与“亡天下”做出区分，但他心目中的“天下”仍是排斥异族的，所以他所说的“天下”仍是狭义的“中国”，或者仅局限于“夷夏之辨”观念中的“天下”，不是真正汉朝的“天下”。

(40)　汪之昌：《禹分九州以山川为疆界论》，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二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

(41)　参见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8页。在以先秦文献为主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四海之内”与“九州”并存，二者虽然都被称为“天下”，但是在很多场合，二者代表的范围并不一致。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九州”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随时代的变化，“九州”所代表的地域和范围，甚至各州的名称都在不断变化。将“天下”分为“五服”，就是通过血缘的亲疏以表现“天下”内部的政治关系。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各个王朝成立之初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原则进行分封的制度上。尽管自远古就有以血缘亲疏区分天下的思想，但是“天下”分为“五服”，即分为五个等级之说，则纯属虚构。由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构成的“五服制”，虽然兼顾了与“天子”的血缘关系、政治关系、地理关系和文化异同等因素，细致地划分了“天下”的构造，但是很难说它是否真正成为过一种正式的政治制度，或者说，它是一种从来就没有被实现过的政治制度。（［日］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9—25页。）

(42)　毛晃：《禹贡指南》，见李勇先主编：《禹贡集成》第一册，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第一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43)　《淮南子》上册，第四卷《地形训》，陈广忠译注，第193页。

(44)　傅寅：《禹贡集解》卷二，见李勇先主编：《禹贡集成》第一册，《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第一编》，第283页。

(45)　参见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0页。

(46)　转引自钱锺书：《钱锺书集：管锥编（四）》第二三七条，“全后魏文卷二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11页。

(47)　《国语》，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48)　傅寅：《禹贡集解》卷二，见李勇先主编：《禹贡集成》第一册，《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第一编》，第292页。

(49)　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2页。

(50)　转引自［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页。

(51)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第1342页。

(52)　参见袁钟姒：《自〈禹贡〉至两汉对于异民族之观念》，载《禹贡》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

(53)　参见钱锺书：《钱锺书集：管锥编（四）》第二三七条，“全后魏文卷二一”，第2310页。

(54)　王士性对明朝疆域的认识就很实际，他自认：“古今疆域，始大于汉，最阔于唐，复狭于宋，本朝过于宋而不及于唐。”（王士性撰：《广志绎》卷之一《方舆崖略》，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这实际是承认明代不具备“大一统”的资格。

(55)　参见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58页。

(56)　谢肇淛：《五杂俎》卷之三《地部一》，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

(57)　清高宗：《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见《御制诗四集》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参见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第234—236页。

(59)　张廷玉等撰：《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九《舆地考（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对乾隆帝“九州观”的具体分析可参见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重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见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5页。

(60)　参见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第八《季氏第十六》，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61)　《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卷一《隐公第一》，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2页。

(62)　《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卷一《隐公第一》，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63)　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63页。

(64)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论著一》，第340页。

(65)　张志淳：《正统》，见《南园漫录》卷八，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4页。

(66)　张志淳：《正统》，见《南园漫录》卷八，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4页。

(67)　文德翼：《正统论》，见《求是堂文集》卷十一，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70页。

(68)　王廷相：《慎言（一则）》，见《慎言》卷九，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50页。

(69)　钟羽正：《正统论》，见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63页。

(70)　参见郑郊：《正统论》，见《史统》卷首，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84页。

(71)　廖燕：《三统辨》，见《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二，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132页。

(72)　参见廖燕：《三统辨》，见《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二，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132页。

(73)　胡承诺：《兼采篇》，见《绎志》卷十六，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104页。

(74)　王汝骧：《读魏叔子正统论》，见《国朝文汇》甲集卷五三，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123页。

(75)　方濬颐：《三国编年问答》，见《二知轩文存》卷二五，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199页。

(76)　储欣：《正统论》，见《在陆草堂集》卷二，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107页。

(77)　许起：《圣襟开豁》，见《珊瑚舌雕谈初笔》卷三，收入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增补》，第256页。

(78)　梁启超在讲“天下”这个词时，一定要在前面加个“治”字，他解释道：“《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春秋战国夷狄辨〉序》，见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一集·论著一》，第250—251页。）这句话里的“天下”就是被当作“名词”使用的，而前面的“治”字是“动词”，后面的那些经世内容必须靠“治天下”才能真正实现。所谓“治天下”就是“大一统”作为践履行动的动态表现。

(79)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2页。

(80)　参见金方廷：《近30年来西方汉学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争讼》，载《东方学刊》2020年第4期，第106—114页。

(81)　参见邱靖嘉：《“普天之下”：传统天文分野说中的世界图景与政治涵义》，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8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