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与“圣人”政治神话的构造与分流

“圣王”神话的产生与传播

从儒生和方士受到汉帝不同待遇的历史可以知晓，方士操控下的“圣身仙化说”一度比“灾异天谴论”更符合帝王建立“正统性”的现实需要。董仲舒以灾异警示武帝的做法并未取得成功，显然是因为这套说辞昭示的神启迹象只能短暂起到约束帝王行动的作用。从帝王心理推测，恐怕没人喜欢总有一些人借助天谴的力量，指手画脚地指责其执政的失败，而是更多希望其尊贵的身心总能得到神灵佑护。明白这个道理后，方士化儒生意识到必须想方设法建立起皇帝与神圣事务之间的联系，构造出一套帝王喜闻乐见的完整“政治神话”体系。那么，神化古代圣王的相貌和出生方式，并编造出汉帝的各种神迹与之互相匹配，就成为方士化儒生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形形色色的儒家谶纬著述就承担起了这一使命。

在各类纬书中，古代圣王要获得正统资格必备三项祥瑞即感生、受命和封禅。

感生是指圣王均非人间父亲所生，而是天帝之子。如尧、舜母亲皆受孕于赤帝命星，伏羲母华胥氏踩神人脚印而生伏羲。《孝经钩命诀》的描述是：“华胥履迹，怪生皇牺。”(87)黄帝母亲附宝则是感应了天电而生黄帝，《河图握矩记》写道：“附宝之郊，见电绕斗，轩星照郊野，感而生轩。”(88)一些纬书还记载了圣王诞生的其他神迹：

《诗含神雾》：“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衔卵坠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89)

《春秋元命包》：“姜媛游闭宫，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神始行从道，道必有迹，而姜原履之，意感，遂生后稷于扶桑之所出之野。”(90)

有了天帝之子的资格，才能受命到人间改制。如说后稷“长而推演种生之法，而好农，知为苍神所命也”(91)。还有著名的周文王遇赤鸟衔丹书的神奇故事，《尚书中候》：“周文王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鄗，止于昌户。”(92)后来则有周武王渡河时白鱼跃入王舟的故事，《洛书灵准听》云：“武王伐纣，度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鸟，鸟衔谷焉。谷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庆以吉也。遂东伐纣，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93)

纬书中对古圣王的神化描写也被频繁移植到了对现实帝王的描摹之中，比如在“感生”这个环节，刘邦就被说成是其母感赤龙孕所生。《诗含神雾》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94)这完全是模仿古帝王受孕的传说。再如《河图》中载称：“汉高祖观汶水，见一黄釜，惊却反。化为一翁，责言曰：刘季何不受河图？”(95)显然是戏仿圣王受命的故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纬书中出现了大量孔子招引祥瑞的各类神话传说，与古圣王的感生受命故事极其相似，这显然是汉儒刻意伪造的结果。因为唯有那些降临在圣王身上的各种吉祥征兆，也同样在孔子身上发生了感应，他才能具备预言汉帝受命改制的神性资格。

与古帝王的出生风格相似，纬书记载孔子母亲游大泽之陂，梦交黑帝而生孔子于空桑之中。《春秋演孔图》载：“孔子母徵在，游大洋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96)孔子故有“玄圣”之名。

至于圣王领受天命的记载就更是离奇诡秘，以河图洛书的授受为例，就附会演化出了各种神奇怪异的故事。“河图”可由龙子、神鱼、凤鸟、神雀所赐，接受者即为替代旧王的一代新主。但是到底由何种神兽运送递交河图，则记载差异颇大，如黄帝受命就有黄龙和凤凰负图授受的不同说法，还有赤龙大龟负图而出的记录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汉帝寻求承天受命的缘由时，已不太关心到底是哪只神兽降瑞托命，以至于到了王莽称帝时，为了转移汉家刘姓之运，制作奇奇怪怪的符命之物已到了疯狂的地步。《汉书》曾统计过王莽用了十二种“申命之瑞”，包括武功丹石、三能文马、铁契、石龟、虞符、文圭、玄印、茂陵石书、玄龙石、神井、大神石、铜符帛图等五花八门的神器。(97)

孔子被神圣化也发生在同一时期。孔子受命最有名的事迹应该是在鲁国端门接受血书的逸事。有一天天上突然飘落一篇血书，上面写着周朝败亡，秦政突起，孔学星散而不绝，孔子本人暂时退隐而等待作法复兴的谶言。第二天子夏前往观看，血书腾飞化作赤鸟，再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98)另一段记载是：“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制雀集。”(99)这是上天专门降下孔子受命改制的征兆。

纬书中孔子还模仿古帝王的“封禅”仪式，身穿绛色衣袍向北辰告拜，此时白雾笼罩大地，有赤虹化为黄玉。孔子跪读其上文字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100)这已是相当直白地表明孔子受命为刘家改制。然而孔子与今古帝王的最大区别是，他具备帝王感生与受命的征瑞之象，却无帝王的正统之位，没有实际执政的权力，故称之为“素王”，即“空王”之意。方士化儒生如此安排其位置自有深意，表明孔子虽不在其位，却掌握着为后来君王的立法之权，现实帝王需按孔子所立制度实施统治。

孔子刚一出生，胸前就印有“制作定世符运”这几个字。纬书中对此现象解释得十分明白：“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101)甚至《春秋》一书都是孔子专为汉代制法而作，如说：“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玑一低一昂，是七期验败毁灭之征也。”(102)

“立义”与“立制”：“圣人”与“圣王”形象的分化

各种有关孔子的神秘谶语均暗含着以下蕴意，那就是现世帝王虽有各类吉瑞天象的佑护和实施现实改制的资格，却均是孔子多少年前发出预言之后才应验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现世君王的汉帝正是孔子受命的获益者，也是孔子制法的具体执行人。“圣人”的形象也随之从“圣王”的角色中慢慢剥离出来，这种以“素王”辅“新王”的思路以后逐渐成为儒家重建与“政统”并立之“道统”的最有力依据。

正是因为在汉代出现了“圣人”与“圣王”分流的现象，使得方士化儒生创造出来的纬书“政治神话”出现了裂变。从其演变脉络来看，“圣人”与“圣王”的形象在三代以前是统一在一起的。自周公和孔子开始，圣人与圣王开始分流为两系。圣人无法拥有天下，有天下者又非圣人，故圣人立教，王者立政，政教最终分立。两者经常相离又相即，属于互为统摄的关系。(103)

既然圣人和圣王神话在先秦之前完全合体，为什么到了汉代却分流为两个并列的“政治神话”系统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周平王东迁后失去了绝对权威，诸侯群起的结果不仅瓜分了周王的政治权力，其道德权力亦被分割殆尽，春秋诸侯已发出“唯德是辅”的离心说辞，意即每个诸侯都可以凭借个人的功绩获取神灵的降福保佑，不需要在行动之前统一由周王奉天授权，这标志着周王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天意的垄断权。

秦汉君主登基时皆为肉身凡人，他们均是从现实征战中冲杀出来而获得帝位的，身上不具有多少神圣性。刘邦尽管登基时刻意制造斩蛇起义的传言，但在“正统”的神性确认方面少有作为。汉高祖因标榜马上得天下，又常有鄙视儒者的言行，很难在儒家心目中树立起理想的道德形象。武帝感觉到自己不过是肉身在位，时时忧惧权威的流转丧失，其求仙问卜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太过功利计算的现实行为，他拼命征调方士寻找长生不死之药的故事，充分显示其无法凭借凡人肉身维系世俗权威的焦虑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武帝根本无法想象能表现出古帝王承天受命般的从容，尽管这种从容是神话写作者心目中的幻象，却是古圣王与现世帝王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汉帝自知并不具备集“圣人”与“圣王”于一身的神性资格，故而迫切需要儒生和方士联手制作出各种谶言神话，以论证其获取正统的合理性，这就为儒生建立制约“圣王”政治的“圣人”道德谱系创造了基本条件。“圣人”承担的是为汉朝受命转运的任务，这个使命不可能由春秋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世俗化儒生担当起来，而是要由上天赋予过神力的儒家圣人加以完成。由此可知，孔子被神化乃是势所必然，儒生的方士化自然应运成势。汉帝祈求如古圣王那般集“圣人”与“圣王”为一体，然而古代圣王本来就是儒生杜撰的产物，汉帝肉身无法承载神话人物的双重职能。

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把古圣王的二重角色分离开来，把“圣人”角色出让给儒家，在方士化儒生的帮助下，通过谶言的制作传播，从外部赋予其肉身之躯以神性，于是“圣人”与“圣王”的张力由此形成。儒生介入“圣人”神话制作有两层动因，一是反向跨越春秋时期已经人文化的儒学发展阶段，逆向倒退回殷商的巫祝角色之中汲取神秘力量；二是借纬书预言分离远古帝王“圣人”与“圣王”合一的神话系统，攫取对“圣人”神话制作的话语权。这是汉代儒生与那些单凭寻仙问药魅惑君王的方士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

儒生要博得汉帝的青睐，首先必须摆脱以往书生意气的进言方式，他们过去总喜欢喋喋不休地述说“道德”的重要性，或者大谈灾异天变对帝王的示警作用，这都是皇帝不感兴趣的话题，觉得不堪实用。汉儒逐渐学会了齐燕方士的一套骗术，通过编纂神秘化的谶纬预言，把祖师孔子的形象抬高到与远古“圣王”比肩的“圣人”位置，而不是仅仅把他塑造成一个普通的民间教师，他们经此渠道开始回归汉朝的政治中心。

在《论语》中孔子并不敢自诩为“圣人”，甚至觉得达不到君子的标准，曾谦虚地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104)到了战国时代，孟子逐渐开始说孔子做《春秋》乃是“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5)，孔子已能代行周天子褒贬之事，尽管其无王者之位，却能行王者之言。虽然在孟子眼里，孔子仍属于世俗世界的儒者，并没有太多见证奇迹的文字，但孔子的神秘身份仍然是纬书预言生产的重要源头。公羊家把孔子做《春秋》与“当一王之法”(106)关联起来，其在官方体制中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加上《春秋公羊传》里出现了“西狩获麟”的故事，孔子受命的传统也就仿佛变成了一个可以反复陈说的事实。

纬书比公羊学更近了一步，那就是把孔子描画成拥有与远古帝王相似的异形异貌。对“圣王”异于常人相貌的描写源于秦汉之际，大批出现在西汉末年成哀之后伪造的各种谶纬之书里。如黄帝在《孝经援神契》中的形象是：“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龙颡，日角龙颜。”(107)对帝尧的描绘是：“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108)我们已经很难用现代语言来准确地复原这些古帝王相貌的确切含义了。以帝舜的“重瞳子”形象为例，我们大致知道“重瞳”的意思就是多了几层眼珠，更确切的含义不得而知。

汉儒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完全模仿了远古“圣王”的神秘形象，《春秋演孔图》描绘孔子长相颇似“龙颜”，这与神农、黄帝有“龙颜”相貌的记载是一致的。他的体型和身高“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109)，形如一个巨人。更有文字说他“面如蒙倛，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朴，就之如升，视若营四海，躬履谦让。腰大十围，胸应矩，舌理七重，钧文在掌”(110)。

纬书对汉高祖形象的设计也显然模仿了“圣王”形象，如《河图稽命征》里就说：“帝刘季，日角，戴北斗，胸龟背龙，身长七尺八寸。”(111)

孔子“素王”地位的确定还可从春秋以后儒者对“西狩获麟”这则著名故事的不同解读方式中体现出来。比较早的一些儒家经典，从《春秋》《左传》《公羊》一直到《史记》基本都把“西狩获麟”这个事件当作悲剧看待，描写的是孔子看到麒麟这只代表祥瑞的神兽受到伤害后表达出的绝望心情。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叔孙氏的驾车人获得麒麟后以为是不祥之物，孔子看到后认出是麒麟，随即发出一连串的长吁短叹，先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吾道穷矣”，又喟然叹曰“莫知我夫！”，觉得自己这辈子生不逢时，遭遇周室倾颓，虽素有抱负却难遇明主。(112)

《公羊传》则把麒麟当作非中国出产的奇异之兽，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可是在孔子眼里遇到如此吉祥之兽却仍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才反复感叹“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又说“吾道穷矣”，居然悲伤到“反袂拭面，涕沾袍”的地步。(113)

可是在纬书里，孔子西狩获麟的形象却有了极大改变。在《孝经援神契》中基本上被重述成了一则喜剧故事。在这则新故事中，以往经典中发现麒麟的主要人物叔孙氏及驾车人统统都消失了，孔子成为麒麟现身的直接见证人。这则新故事首先说孔子在鲁哀公十四年的一天梦见“三槐之间，沛丰之邦，有赤烟气起”。孔子于是叫上颜渊和子夏驱车赶到楚西北的范氏街查看，正好看到一个孩童捕捉到了一只麒麟，并打伤了它的左前足，用薪柴把它覆盖了起来。孔子问小孩，你看到什么了吗？孩童答说，看到一只头上有角，角的末端有肉的动物。(114)这就确认孩子看到的正是麒麟，据称“麟”是“中央轩辕大角之神”，其模样被形容为“麇身、牛尾、狼项、马蹄，高六尺，身备五色，腹下茹黄，角端带肉”，集合了许多动物的特征，行动方式则带有一些拟人化的特点，如“含仁怀义，居不群，行不侣”。(115)

这则故事最为关键的情节是孔子遇到麒麟后的反应与传统经典的记载大为不同，他发出了几句由衷的感慨，表示麒麟的出现预示着新王的诞生，这个“新王”就是刘氏汉帝。纬书是这样说的：“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116)孔子还见到了以往经书中没有记录的麒麟口吐丹书的异象，文曰：“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火燿兴，玄丘制命，帝卯金。”(117)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孔子不但不会为周室灭亡、新王不继伤心哭泣，反而预言了新王的诞生，并亲自出面为其制法，这场获麟的奇遇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纬书中孔子“西狩获麟”被重新转述成了一个喜剧故事，说明汉代末年的儒生已变得更加聪明，他们直接把孔子的角色定位成为汉代制法的“素王”，以免僭越而引起帝王的猜忌。故《孝经钩命诀》说孔子“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与先王以托权，目至德要道，以题行”(118)。

比较有意思的是，纬书中记载圣王参与沉璧观河之类的封禅大典首先从伏羲开始，三皇中除伏羲外不见其他二皇的授受记录，五帝自黄帝至尧舜均有类似记载，而世间君主中接受河图洛书的帝王还有周文王、武王、秦王政、汉高祖。(119)但孔子作为唯一一位非帝王式的人物，却同样有资格举行祭告天地的仪式，如他亲率七十弟子向北辰而拜，接受自天而降的血书或者麒麟口中吐出的丹书等等。尽管形象如此光鲜荣耀，但孔子作为“素王”，其做出的这些举动仍然仅仅是为新朝制法，为帝王打义工，这种低调的姿态当然是汉朝统治者所喜欢的。汉儒很识时务，他们想方设法把现任汉帝的事迹与远古圣王事迹相互比附，不断尝试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而来，内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120)儒臣纷纷把这受命之符夸耀为“万里合信”，甚至“周之白鱼，曷足比焉”，就是那周武王龙跃舟中的祥瑞神迹都不能与之相比。如此谀词却少有异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