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遭遇西方

伊拉克的低海拔地区，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成为本书故事讲述的理想起点。相反，笔者更愿意将故事的开端放在一位伟大统治者治下的伊朗高原，这位统治者就是萨非王朝[25]的阿拔斯大帝（Shah‘Abbas I，公元1558—1629年在位）。

阿拔斯大帝继承王位时，他的国家可谓风雨飘摇。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向南最远可至高加索（Caucasus）的大不里士[26]，向西最远可以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如此一来，伊朗西部地区便暴露在土耳其的武力威胁之下。事实上，这个地区在公元1590年，的确曾被土耳其人占领过。相比之下，伊朗西南方向的形势反倒显得风平浪静，尽管盘踞在波斯湾霍尔木兹岛[27]上的葡萄牙人，随时可以掐断它的海上贸易线。

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军事和经济威胁，阿拔斯大帝放下宿怨，开始尝试与西方列强媾和。对于萨非王朝的历代统治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治国思路，伊朗由此敞开国门，欢迎那些不请自来的外国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非穆斯林的外国人。西方各国趁机迅速与伊朗建立经济往来，从那之后，包括伊朗丝绸在内的各种奢侈品逐渐涌入欧洲市场，为伊朗换回大把的真金白银。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阿拔斯大帝在英国顾问的帮助下，整编了军队，加强了对国内各个省份的控制。1598年，他在伊斯法罕（Isfahan）为这个国家建立了一座崭新的宏伟首都。新首都中，公园、宫殿、文体场馆和清真寺随处可见，以至于17世纪60年代造访那里的一位法国游客称赞它是“东方最伟大、最美丽的城市”。10

新首都的建筑被装饰得华美异常，王宫中随处可见寓意深远的人物和风景题材镶嵌画[28]，画面中的人物还经常身穿欧式服装。这些被刻画为艺术形象的外国人包括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欧洲各国大使，天主教传教士，乃至某些军事冒险家，他们在伊斯法罕齐聚一堂。

相会在伊斯法罕的外国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彼得罗·德拉·维尔[29]的罗马贵族。1614年，他离开意大利，前往耶路撒冷（Jerusalem）朝圣。实现这个心愿两年后，彼得罗·德拉·维尔突然有了投笔从戎的冲动，于是便加入一支沙漠商队，打算去巴格达参军，帮助具有亲基督徒背景的阿拔斯大帝对付土耳其人。

顺利抵达巴格达的彼得罗·德拉·维尔与玛安尼·乔瓦里（Ma ̔ani Jowayri）坠入爱河，后者的父亲是一位景教[30]教徒，母亲则是一位亚美尼亚人。婚后，夫妻二人就一起去了伊斯法罕。只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抵达目的地时，恰好赶上阿拔斯大帝率军远征。

彼得罗·德拉·维尔在伊斯法罕苦等了一年之久，随后决定采取主动，前往伊朗北部，寻找御驾亲征的阿拔斯大帝。这位意大利旅行家后来真的得到了阿拔斯大帝的接见，不过后者却觉得把他留在身边似乎也没什么用处。1618年底，怀才不遇的彼得罗·德拉·维尔重返伊斯法罕韬光养晦。经历了三年多的漫长等待，他决定取道印度返回欧洲。于是，夫妻二人带着他们的女儿动身南下，向波斯湾进发。

旅行途中路过古城设拉子（Shiraz）时，彼得罗·德拉·维尔得到机会，朝着古城东南方向漫游了大概60千米，沿途还参观了波斯波利斯[31]遗址。这座屹立在“善心山”（Kuh-i-Rahmat，Mountain of Mercy）脚下的古城，作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32]的“神都”[33]，兴建于大流士一世[34]执政时期。

图3 来自于伊朗的玻璃蚀刻画，穿欧洲服装的男士和穿波斯服装的女士，创作于公元1640—1650年

位于古城中心的是富丽堂皇的王宫，还有修建在巨型石头地基上的若干座立柱式神殿。对于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波斯波利斯之所以耳熟能详，主要是因为它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间的一段“孽缘”。根据来自西西里岛（Sicily）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35]记载，公元前330年的一次豪饮狂欢过后，亚历山大大帝下令纵火焚毁了这座古城。所幸古城中的建筑大多采用砖石结构，这才得以在此次浩劫中保存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那些幸存的砖石，有的慢慢风化，有的则被人拆走，最后只剩下一些空落落的石头立柱和门廊，以及作为装饰的各色浮雕。

彼得罗·德拉·维尔并非首位造访这处古迹的欧洲人。早在公元1320年，来自波代诺内[36]的方济各会[37]修士鄂多立克[38]就曾考察过波斯波利斯遗址。公元1474年，威尼斯大使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39]也曾游览过这处古迹。随着阿拔斯大帝治下的波斯帝国日渐敞开国门，波斯波利斯古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处货真价实的旅游景点，形形色色的游客纷至沓来。

话虽如此，彼得罗·德拉·维尔在他的旅行见闻中，对那些镌刻在石质纪念碑上形形色色的“木楔子形”符号的描述，仍旧是现存已知最早的关于楔形文字的历史记录。在写给远在威尼斯的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临摹（临摹得不是特别准确）了5个楔形符号，同时推测（推测得非常准确）这些符号可能是某种从左到右阅读的文字。恰恰是这几个符号，为日后破解楔形文字字母表，以及探究它所承载的古代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波斯波利斯之行，并非是彼得罗·德拉·维尔最后一次见到这种“木楔子形”的书写符号，二者的再次相遇，是在古代苏美尔王国的腹地。此时的彼得罗·德拉·维尔全家，一路向南，已经顺利抵达波斯湾。不幸的是，身怀有孕的玛安尼·乔瓦里却突然罹患热病，早产生下了一个死胎，她本人不久也撒手人寰。

彼得罗·德拉·维尔用樟脑给妻子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打算把她带回意大利，安葬在家族墓地中。然而此时的波斯军队在英国舰船的协助下，已经封锁了前往印度的海上通道，意在赶走盘踞在霍尔木兹岛的葡萄牙人。直到1623年，阿拔斯大帝取得胜利，波斯湾海路重新开放，彼得罗·德拉·维尔这才把装殓着妻子遗体的棺材藏在一只大皮箱底部，上面又盖了很多衣物充当伪装，动身前往印度西海岸。

同样是在这一年，阿拔斯大帝在美索不达米亚击溃了土耳其人，攻占了巴格达，控制了前往圣地卡齐姆[40]、卡尔巴拉（Karbala）和纳杰夫（Najaf）等地的道路。倚仗阿拔斯大帝在当地日渐远播的威名，彼得罗·德拉·维尔取道印度，走海路，来到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港口城市巴士拉（Basra）。随后又从这里，逆幼发拉底河而上，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阿勒颇（Aleppo）和地中海沿岸。

图4 1718年《科奈尔·勒·布伦游记》（Voyages de Corneille le Brun）中表现波斯波利斯的版画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好奇心的旅行者，彼得罗·德拉·维尔一路走走停停，沿途游览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其中就包括纳西里耶（Nasiriyah）北面荒漠中的一处巨型砖石建筑遗迹：

6月19日（1625年），……我特意赶在上午，把之前提到的那处古代遗迹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不知道这个地方原先是做什么用的，不过它所采用的砖坯[41]，质量非常高，砖坯中部还镌刻着一些未知的符号，看起来非常古老。

据我观察，这些砖坯是由当地沙漠中随处可见的沥青，掺上某种纤维，黏合在一起的。正因如此，遗迹前面的那片大山才被阿拉伯人称为“Muqeijer”，也就是“沥青”的意思……

6月20日，再次游览那处遗迹。我在地面上发现了几块黑色大理石，非常坚硬，质量也很好，它们的表面刻着和那些砖石相同的符号。我觉得这些大理石似乎是某种印章，就像东方人现在使用的印章一样……在众多符号当中，我注意到两个在其他地方也经常出现的符号。其中一个符号的形状近似金字塔，另一个符号则像个八角星。11

彼得罗·德拉·维尔可能是第一位到访“沥青土墩”（Tell al-Muqayyar/the Mound of Pitch），也就是乌尔[42]古城遗址的欧洲人。他描述的那些砖坯（mud-brick），全部出自一座庙塔[43]遗迹。这座庙塔，曾雄踞古城的中心。正如本书后面还要详细介绍的那样，乌尔古城的庙塔，始建于公元前2100年前后。恰恰是在这个时间段，古城中的居民开始流行在很多砖坯的表面，镌刻主持修建此处建筑的统治者以及这座神庙主神的名讳。

出自乌尔古城庙塔的砖坯上通常刻有一行简短的苏美尔语，它的含义是时任苏美尔国王的乌尔纳姆（公元前2112年前后—前2095年在位）和月神南纳（Nanna）。彼得罗·德拉·维尔说的八角星，显而易见，指的是苏美尔语“神”（dingir）这个词开头的字母；所谓的“金字塔”，则是苏美尔语“建造”（du）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

公元1626年，彼得罗·德拉·维尔返回罗马，随后就留在那里，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文。虽然一路上搜集的古物没能留存下来，但循着他的足迹接踵而至的其他欧洲旅行家却找到了更多带有“木楔形符号”的黏土和石头残片，还为其中某些篇幅较长的铭文制作了拓片。

供职于牛津大学的希伯来语教授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可能是提出“楔形文字”（cuneiform）概念的第一人。1700年，他使用拉丁语单词“cuneus”，指代这种“木楔形符号”。12“cuneus”翻译成英语，就是“木楔子”（wedge）的意思。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则倾向采用“箭头”（arrow）或“楔形”（cuneatic）之类的词语，给这种符号命名。

几位学者在给这种符号命名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相关的破译工作。1778年，名叫卡斯滕·尼布尔[44]的丹麦旅行家制作了第一份来自波斯波利斯的精确铭文拓片。他在当地获得的3份铭文拓片，最简短的一份大概有40个字，其他两份则有好几百个字。学者们推测，最短的那份，应该是一张字母表，于是这份拓片就成了破译的主攻方向。某些学者确实也通过它，取得了语音或字母方面的突破。

关于楔形文字的早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出自一位名叫格奥尔格·格罗特芬德[45]的德国教师[46]之手。1802年，他破解了那份简短铭文拓片中的部分文字。基于自己对年代稍晚，属于非楔形文字的古波斯语的了解，以及古希腊作者关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曾定都波斯波利斯的记载，格奥尔格·格罗特芬德推测铭文的意思可能是“薛西斯，伟大的王，王中之王，大流士的儿子，王中之王”，以及“大流士，伟大的王，王中之王，希斯塔斯普（Hystaspes） 的儿子”[47]。

这些古波斯语的文献要想得到完整破解，原本可能需要数十年，然而本书讲述的故事，节奏却要快得多。更多符号的含义，很快都会被识别出来。这主要归功于十八九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在商业、政治、军事等领域，与中东地区的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日益频繁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