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主题学在中国的勃发

第一节 百年来中国学者的贡献

主题学是有学理基础做支撑的，它具有独特的本体论意义。主题学研究无疑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此，它以跨异质文化为本质特征，以跨诸多学科为表象，从而表现出网状思维和星云式联想的优势，以及追根溯源式的树根型考察，给人一种广可纵横捭阖，深可探源索迹的学术视域。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是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学科、跨越文化等多种界限的关于主题、母题、意象、原型、题材、人物、情境等方面的中外文学关系与联系的研究。它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中国学术界以后，形成了民间文艺学领域的主题学研究；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主题学研究；中国文学领域的主题学研究三种主要趋向。在经历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定型后的三十多年之后，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在研究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趋向，最先发轫的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研究方法，主题学应该可以说此前早已有之。因为主题学既然源于欧洲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那么中国在这一领域里显然有着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源可利用。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应该有深广的学术基础，更何况当时正值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大背景下，中国相关学者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对应西方主题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的思考、利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坛就开始出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胡适的《<西游记>考证》（1923）等具有中国色彩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也出现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钱南阳的《祝英台故事叙论》（1930）、钟敬文的《中国民谭型式》（1931）等一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有关主题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了西方主题学和类型学理论的影响，海峡两岸的主题学研究有了复兴勃发之势。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初探》（1979）、饶宗颐的比较“神话学”研究、钱锺书的《管锥编》（1979）、陈鹏翔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1983）、杨宪益的《译馀偶拾》（1983）、刘安武的中印文学比较等著作就成为这一时期主题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在此基础上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1986）；刘魁立的“民间文艺学”研究；金荣华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索引》（1984）《民间故事类型索引》（2007）等著作，主要代表了以西方传统主题学研究范式在中国民间文艺学范畴主题学研究中的重要标志。

第二种趋向，发展壮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主题学成果。

这些学者大多为中国第一批以中外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专业学者。主要以乐黛云、孙景尧、陈鹏翔、谢天振、陈惇、刘象愚、曹顺庆、刘介民、王志耕、王向远等为代表。

“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专门术语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远。陈鹏翔自称，20世纪70年代末在台湾地区，他和马幼垣、李达三等人最早使用了“主题学”一词。大陆学者在专书专论中提及“主题学”的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卢康华、孙景尧合著的《比较文学导论》（1984）和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1988）。前者在“平行研究”一节中用了1200多个字的篇幅简单概括了“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如‘爱情与义务的冲突’‘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爱情战胜死亡’‘有生化为无生’等等”1。此后文中列举了大量中外文学中表现相同主题的作品进行说明。现在看来，由于当时条件和篇幅所限，这种“主题学”的理论定义和研究实践都论述得还不够充分、具体。

关于“主题学”的理论，大陆学者在教材中论述较早且较充分的是乐黛云先生。她在1985年由深圳大学比较研究所编辑的“比较文学丛书”总序《比较文学的名与实》中，写道：“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2毫无疑问可以看出乐黛云当时是将“主题学”归入无事联系的平行研究一类的。

另外，一批比较文学教材和刘献彪主编的《比较文学手册》（1986）、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1987）等相继开始介绍主题学。但是中国大陆学者系统介绍主题学理论的是谢天振先生。他在1987年由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比较文学研究》季刊第四期上发表了16000多字的关于“主题学”的专题论文。他在文中首先对“主题学”一词在国外的产生，传入国内的时间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其次，以具体事例对“主题学”的产生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阐发。再次，对“主题学”的定义等属于本体论范畴的内容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外到国内的厘清。文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主题学”研究对象的分类。因为国外学者思想认识的不统一，导致作者耗费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实例分析来说明主题学研究的不同分类标准和内容；主题研究、母题研究和情境研究的具体策略与方法等。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为当时的学者研究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学科基础。10年之后，他在和陈惇、孙景尧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又重新撰写了“主题学”一章，20000余字。就这样，中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学中的主题研究一发不可收。

陈鹏翔对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实践推广而言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当代马华作家的代表，其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在台湾地区马华作家群中颇有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并积极推广主题学的理论与实践。他在博士论文《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中就开始运用主题学的理论来研究中英诗歌里关于“秋天”的母题。从此他开始重点进行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相关著述有《主题学研究论文集》（1983版、2004年新版）、《主题学理论与实践》（2001）。他的主题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陈惇、刘象愚二位先生在国家教委“七五”高校文科教材《比较文学概论》（1988）一书中用了一节，近9000字的篇幅重点对“主题学”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作者首先从历史沿革和术语形成两个方面对“主题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其中着重指出：“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并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研究，它包括对题材、主题、母题、情节、人物、意象等方面的研究。”3这就厘清了主题学与主题二者研究范畴的区别。在对意象与主题的关系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之后，作者又对题材提出了主题学意义上的要求。“题材是作品的素材，尚未经过作家的处理。……题材的上面是情节、人物和一定的艺术形式；再上面一层是从具体的情节、人物中概括出来的一系列母题；母题上面的最高层次是作品的主题。”“主题学即是以作品的这四个层次为对象，于是有题材研究、人物研究、母题研究、主题研究等。”4这两位作者清晰地描述了文学作品在主题意义上的四层结构，并分别对应着一种主题学研究的范畴，这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有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学理意义。

刘介民在《比较文学方法论》（1995）的第五章“比较文学理论之平行研究”中论及的第一种方法即“主题学的方法”。虽然他的论述只用了3700余字，但是他的观点极其明确。首先，主题学是平行研究的一种首要方法。其次，他对主题学进行了本体性意义的界定：“主题学就是要从‘主题’（theme）及‘母题’（motif）入手，研究文学作品的国际关系；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他还进一步指出：“主题学基本是属于平行研究，而主题研究则为法国影响研究所盛行。”5再次，文中指出比较文学“它探讨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过程及其演变，和那些充分体现文学特质的主题、典型和传说。当然，民俗学与比较文学也有相接的情况，尤其是某些主题学的领域”。在这里他指出了民俗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和领域有叠加之处，这也正是西方早期民俗学不被正统的比较文学接纳而后又进入平行研究的契机。因为“这些主题，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取舍，也可能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找见相似之点。用这种方法进行对比与比较的对象，就不仅仅是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有很多是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相似现象。因此，比较文学由影响研究走向了平行研究”。最后，他还指出：“每一时代的作家都在主题上翻新立意或创造出某些琐节。主题学的方法要研究这些与主题的相互取舍关系、主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6其最后结论是：“可见主题学的方法，已从德、法题材史、主题史的研究转向国际文学的平行研究。”7而这恰恰是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最早是由民俗学、民间文学萌芽，最终归于世界文学研究的原因。

第三种趋向，西方主题学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延展形成了主题史研究。

这是一种以舶来品的主题学理论重构中国文学史现象的阐发式研究。例如以王立的《中国文学主题学》（1995）、宁稼雨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2011）、叶舒宪的《神话意象》（2007）、陈建宪的《神祇与英雄》（1994）、万建中的《解读禁忌》（2001）等为代表的运用神话母题所进行的神话研究和古典叙事研究；以谭桂林的《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2002）、王春荣的《意义的生成与阐释——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学研究》（2007）等为代表的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所进行的题材史和主题史研究等。

21世纪以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已初显端倪。

21世纪以来，在大量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主题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新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有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2006）中对主题学理论的阐释与解读；美国哈佛大学大卫·达姆罗什的《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2010）中也有不少关于跨文化比较中的主题学的理论问题。2011年由笔者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5期作为特邀主持人发表了“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系列文章。2014年张汉良先生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中的《透过几个图表反思“文学关系研究”》一文中提出主题学的学理基础，即“发生学的接触”与“类型学的平行”等问题。这都表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日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显学，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新的成果，并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许多学者一直都在关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变化，一直处于比较文学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的前沿。他们对主题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连续性的思考，在大量理论思辨和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主题学从本体论定位到认识论定性；从方法论入手到实践论践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与创新。尤其是在“一代博学鸿儒”钱锺书治学方法的影响下，大家都希望像他一样能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学的学术大厦。

古人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言外之意即是说，只有对“史”的“通”，才可有“思”之“变”，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开篇，即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并用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管锥编》等学术著作。这种学术探索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有一种“打通”的思想主脉，即“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学科”，在这种“三通”之中形成他的思想之变和思维之辨。他在自己的书中以深厚的学养、大量的典籍和难以辩驳的批评理论，说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家能够创造出相近或相似的思想内容、主题意象、情节结构、类型文体。他将《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化鱼的记载，与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一事相比较，得出“变形”是形象思维共通、共同的“艺术规律”。8 这明显说明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钱锺书也能提出心领神会、文化心理结构相同、文艺观点共通的见解。他将鲍照的《舞鹤赋》与德国席勒、英国叶慈等人的作品比较，证明中西文学规律也有相通之处。9 钱锺书在中外纵向历史影响和横向现实影响的互动关系中，将大量的有关文艺作品的意象、题材、母题和主题的学术探讨，深化为在人类思想史、精神史上的鲜活亮点和哲理追求，这都是后人难以企及，但大受启发的。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2015年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比较文学概论》。在这部最新著作的第五章“文学的类型研究”的第二节“文学主题与主题学”中，笔者用了17000余字的篇幅对“主题和主题学的联系与区别”“主题学研究的分类”“主题学研究的主题”“主题学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四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理论与实践的阐发。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基本廓清了类型学、主题学与文类学这三者各自的学术疆界和独有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之后，本章明确指出:类型学、主题学与文类学既属于平行研究，又属于影响研究，这是本教程结构上的一大创新。”10但是笔者也在继后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正是这些具有动态特质的母题、题材、主题，使主题学研究始终充满活力。它们不可能被任何界限所束缚而成为专有物，恰恰相反，它们会越来越活跃，成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中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至于在运用这些主题学的构件时，使之进入平行研究或是影响研究领域进行探讨，则应该视实际情况而定，不可先入为主。”11我们是学者就要尊重学术，遵循学术规律，不能因向壁虚构的初衷，导致向隅而泣的结局。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比较文学概论》主编、首席专家曹顺庆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构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体系与新话语》一文中，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比较文学概论》的创新之处时就以“文学的类型研究与比较诗学”板块为例，评价说:它“囊括了‘主题学’‘文类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打通了以往教材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严格区分的结构，解决了比较文学教材以往的结构难题”12。即是说类型学研究中的主题学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其实它不仅打破了比较文学教材的结构难题，而且打通了比较文学主要的两种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间学理隔阂的樊篱，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空间。这既是文化之间转向的结果，也是文化间性使然。只要是在异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发现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确存在共通而又共同的主题。所以这些相同的主题既不是平行研究中的文化间的比照，也不是影响研究中的文化之间的沟通，而是类型学研究中的文化之间的转换。于是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主题最终会整合为一种异质文化相互叠加交叉的契合点，成为一种关联性的产物，这才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所在。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标志，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正在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以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和中外文学比较中的主题学研究实践上；以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艺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主题学的题材史和主题史的研究实践上。

二、前者侧重于主题学研究，即内容上狭义、范畴上广义的世界文学国际性的类型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后者侧重于主题研究，即内容上的广义，范畴上狭义的国内民族文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

三、这两大群体都在努力表现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即在理论和实践上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在中国主题学研究的实践上建构中国学者认同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理论，并开始在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6页。

2 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名与实》，见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页。

3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3页。

4 同上书，第246页。

5 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43页。

6 同上书，第244页。

7 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48页。

8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68页。

9 同上书，第1312页。

10 《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

11 《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

12 《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