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元前2千纪的年代框架

本研究关注的社会发展发生于公元前2千纪的最后三个世纪。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此阶段,但也会时常溯及这一千纪的初期来检视早先的情况,梳理长时段的变化。

公元前2千纪的年代学已有大量研究,遗憾的是各地区间很不均衡。在中原地区,二里头—二里岗—殷墟的年代序列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建立,随后进一步的年代划分变得越来越精细。在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建立年代序列的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仍处在学术前沿;而对于黄土丘陵来说,这项研究任务至今仍没有完成。这种失衡部分是因为在中原地区的考古工作更早、更多,其背后由学术界集体性的研究兴趣驱动。自诞生之日起,被视为中国文明源头的“三代”就是中国考古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不过这并不是中原地区的年表更加细致的唯一原因。首先,由于当地的堆积形态,在中原地区的发掘可以获得更多层位关系的信息,这是建立细致的年代学最关键的基础1。其次,中原地区拥有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等文字材料非常有助于判断无声资料的绝对年代,验证年代序列。有了这些优势,加之投入的大量工作资源,中原地区自然率先建立了细致的年代学,而一旦建立,其他地区都会以它为参考。事实上,很多地区的编年都是借助与中原的跨文化交叉断代建立或修正的。但是,跨文化的比较断代有一个副作用——当研究者急切地寻找可用于交叉断代的特征时,他眼中看到的都是与中原相似或直接从中原输入的器物。这可能会导致对中原文化影响的高估和对本地文化独特性的忽视,这种情况常见于对考古新发现的初步研究中。由于直至20世纪80年代,大量研究都是关于文化编年,大多数跨文化比较都是为了断代,因此以中原为中心的编年体系实际上是中原中心偏见的重要贡献因素。这个因素仅次于文献取向的影响,而又不易为人察觉,显然它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避免的。

表1.1列出了黄土高原三个地区和中原年代学研究的现状,它们在以下两方面对比明显:

其一,中原地区的文化序列已经填满,关中盆地因为是西周的中心而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地区,自公元前1600年以后也有细致的序列;而黄土丘陵和汾河谷地还有明显的空白。上文提到的工作的不平衡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空白,因为学界注意到这个问题已有三十多年,且做出了很多努力去填补(刘绪,2015) 。现在看来,至少在一些地区曾发生过明显的人口波动,这样的地方在人口很少的时期呈现出文化的中断2。这给术语体系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为我们不得不借用中原地区年代学的术语来指称这些特别的时期,例如黄土丘陵的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本书在这样使用术语时仅指时间上的含义,不具文化上的含义。其他时候我们将坚持区域性的年代学术语。

其二,黄土丘陵和汾河谷地的文化分期比中原和关中盆地都要粗疏许多,这点无疑是由于发掘工作尚少、资料不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地方的陶器变化速率较慢。碳十四数据应该可以帮助细化这些地方的编年,但遗憾的是即便加上本研究中新测得的几个,数据仍十分零散(表1.2)。考虑到黄土丘陵的堆积形态(见第二章),一个更详细的年表无疑需要将来大量的辛勤工作,目前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个较粗疏的时间表。

1 举例来说,中原和关中盆地的古人挖掘很多使用期短暂的窖穴,废弃后会被垃圾填满,新的窖穴打破旧的,如此往复可以提供一个细致的地层序列。与中原不同的是,由于潮湿和较高的地下水位,窖穴在南方很少使用。居住在黄土丘陵的古人只留下很少的垃圾坑和很薄的堆积,可能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一地的时间较短,而且从当代的情况来看,当地习惯向近旁的山坡倾倒垃圾而不是倒入坑内。

2 一些地区的文化序列有空白也是中原细致的编年不得不被参考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