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史诗、历史与政治

1776年7月4日下午，大陆会议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之后，旋即请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组成一个委员会，设计美国的国玺（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枚代表美国的官方纹章，也是这个新建国家在视觉形象上的宣言。但国玺的设计并不顺利，团队更换了三次，方案几易其稿，晚至1782年6月才获国会批准。1国玺正面的图案，后来被当作美国的国徽，上面有著名的拉丁箴言“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背面的图案，上方是一只眼睛，下方是金字塔。这只凝视我们的眼睛，乃是古代一种符号，象征神明俯察人世，也就是“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之义。2国玺背面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一句拉丁箴言，均取自维吉尔的诗行。

上方两个词是annuit coeptiis，取自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卷九第625行。这是主人公埃涅阿斯之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在战场上的祈祷。他在与敌人交手之前，向主神朱庇特求告：“万能的朱庇特，请保佑我勇敢的举动”（Iuppiter omnipotens, audacibus adnue coeptis）。3动词adnuo的基本意思是颔首、同意，用之于神灵，则表示神灵的认可、支持、赞同。国玺将维吉尔原文中的动词，从祈使语气（adnue）变成直陈式第三人称单数（annuit）4， 意思也就变成“他支持已开启的事业”。而并未明确的“他”，自然指开国者心目中的基督教上帝。国玺最终方案的主要设计者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 1729—1824年），他一直担任大陆会议的秘书，也正是他挑选了维吉尔的诗句。汤姆森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解释国玺背面的设计：“金字塔代表力量和延续，金字塔上方的眼睛以及拉丁箴言指上天曾实施多次明显的干预，以支持美国的建国事业。”5汤姆森将维吉尔诗句稍加变化，表达上帝认可、保佑这新建的国家。6

国玺背面下方，另有三个拉丁词：novus ordo seclorum。意思是“全新的时代”。出自维吉尔《牧歌》第4首第5行，稍加改动。维吉尔这一行诗完整的意思是“一个伟大的纪元重新诞生”。早期基督教作家一直将这首牧歌解释为预言基督降生，所以所谓“新的纪元”就代表基督教时代的来临，而国玺的设计者延续这一解释传统，将“新纪元”与在新大陆所建立的新国家联系在一起。从1935年开始，美国国玺的正反两面都印在一美元纸币背面。也就是说，维吉尔的诗句不仅被后人引用、化用，来支持新的政治构想，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每时每刻、实实在在地在美元使用者手中流通着。英文中的货币一词（currency）也有流通、流传之义，所以，这位去世已2040年的古罗马诗人，如今还以特殊方式在美国文化中“流通”“传唱”，这正可说明维吉尔对西方文化打下了多么深的烙印。

汤姆森选用维吉尔诗句，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主人公国破家亡，在神谕的引领下，带着特洛伊的家神，去海外建国。这和“五月花号”所象征的《出埃及记》精神非常相似。特洛伊人在和意大利本土部族一番激战后，两族混融，形成一新的国族，也就是未来罗马帝国的雏形。看这样的情节设计，便知《埃涅阿斯纪》是一首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史诗。从4世纪赛维乌斯（Servius）的笺注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传统意见都认为这部史诗以罗马建国传说为主题，赞颂奥古斯都结束内战、挽救罗马的丰功伟绩。本书正是要对史诗所涉及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做一番研究。

本书题为《维吉尔史诗中的历史与政治》，我先解释一下标题中“历史”和“政治”两个词的具体所指。我所说的“历史”，首先指维吉尔创作史诗所依据的历史传说以及这些素材的来源。史诗的基本情节，并非维吉尔虚构，而是来自当时有关埃涅阿斯的一整套传说。埃涅阿斯在《伊利亚特》中是特洛伊一方的二号英雄，论膂力、武功和人格魅力，要逊于赫克托耳。但他在荷马史诗中也有闪光的时刻，波塞冬甚至预言他的后裔将重振特洛伊王国。但埃涅阿斯毕竟是败军之将，在特洛伊陷落之后被迫逃亡。而罗马人为何挑中这个亡国的将领，将他尊为民族的先祖？这个罗马立国传说的演变过程以及含义是什么？维吉尔将此传说当作史诗的主题，意图何在？不仅埃涅阿斯如此，狄多女王的故事也同样涉及传统材料的来源问题。狄多是罗马文学所贡献的唯一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形象，从4世纪的奥古斯丁到19世纪的柏辽兹，欧洲无数文学青年和艺术家都曾被她的痴情和殉情所感染。但狄多的故事原本是单独的传说，事关迦太基古国的起源，与埃涅阿斯了无干涉。维吉尔为何要让这两位古代著名的流亡者、建国者发生一段情感纠葛？若不考察维吉尔之前的狄多故事，则无从发现这种情节设置的特殊用意。构成《埃涅阿斯纪》基础的这些古代传说，需要逐一考察，明了它们在入诗之前的形态和主旨，才能理解它们被维吉尔采撷、利用、改写之后的特殊意图。对于这部古代史诗所依赖的素材作追溯和梳理，这是本书有关历史部分的一项主要内容。

“历史”一词另一层含义，指维吉尔与他所身处时代的关联。维吉尔生于公元前70年，当尤里乌斯·恺撒遇刺、内战开启之时，他大约26岁。他着手创作这部史诗，约在前29年。当其时，屋大维已击溃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联军（前31年），结束了内战，并且即将在前27年接受“奥古斯都”的尊号。所以，维吉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生活在罗马内战的阴影中，也旁观了奥古斯都由布衣而成为“天子”的全过程。因此，史诗中出现所谓“今典”，出现对当时历史人物或明或暗的指涉，就毫不为怪了。古代和现代很多索隐派学者，醉心于在这首半神话、半传说的史诗中找寻影射当时史事和人物的暗码。这样的解释不免会导致杯弓蛇影、穿凿附会的弊病。但是认为史诗与罗马内战完全隔绝，就大大降低了《埃涅阿斯纪》与其时代的复杂关系。仅以狄多女王为例，维吉尔时代的罗马读者读到卷四时，几乎不可能不联想到“迷惑”住安东尼的那位埃及女王。不仅如此，维吉尔本人还与奥古斯都过从甚密。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维吉尔传略，奥古斯都曾有恩于维吉尔，曾帮他夺回被侵占的祖产。维吉尔长期受到最高执政者的庇护和资助，和奥古斯都有很深的私谊，曾多次在御前朗诵自己的诗作。我们在解读《埃涅阿斯纪》时，不得不考虑诗人与君主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这与维吉尔所选取的史诗题材有直接联系，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诗人的政治态度作审慎的推测。

与历史相关的研究，无论是讨论古代传说的源头和流变，还是讨论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动荡对于维吉尔史诗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政治脱离干系。《埃涅阿斯纪》选择罗马建国神话作为主题，正因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所属的尤里乌斯家族（Iulii）被认为是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Iulus）的后裔。如此一来，称颂埃涅阿斯，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罗马和奥古斯都的态度，所以这部史诗注定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史诗。在史诗的关键时刻，神灵或是能预卜未来的亡魂往往现身，以长篇预言来勾勒罗马的辉煌前景，而这些放置在远古时代的预言，或者指向奥古斯都一朝，或者指向更遥远的未来。只要读者知晓史诗中的“古典”（埃涅阿斯建国的传说）和“今典”（内战与奥古斯都的崛起），自然就容易明白维吉尔诗歌的政治寓意。

但本书所说的“政治”，还特指近代兴起的一种反传统的政治解读，也就是学术界所通称的“哈佛派”或“悲观派”解读。这种解读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因其鲜明的反战、反帝国的政治主张，所以很多人认为与越战时期的政治风潮息息相关。“哈佛派”颠覆了对《埃涅阿斯纪》正统的、“奥古斯都式”的解读，转而关注史诗中那些历史进程的牺牲品，也就是在埃涅阿斯建国事业中被清除、被消灭的障碍。这一派学者对于诗中为死难者（不管敌友）悲悼、伤怀的段落，对于诗中慨叹生死无常的诗句，都给予高度重视。在他们眼中，维吉尔并没有为帝国的远景唱赞歌，反而在为建国事业中殒命的人物唱挽歌。“哈佛派”中持论更加激烈的学者甚至认为，维吉尔不但没有歌颂奥古斯都，反而以曲折、隐晦的笔法对于奥古斯都一朝的政治理念多有批判。

卷六对金枝的描写，就是一例。埃涅阿斯下到冥间之前，西比尔（Sybil）告知他，唯有找到传说中的金枝，才能踏入冥间。而金枝若碰到“真命天子”，自会心甘情愿被他折断。但当埃涅阿斯折枝时，维吉尔却形容金枝犹豫、退缩。“哈佛派”学者就此得出结论：金枝本能地拒斥埃涅阿斯所体现的罗马前景和帝国情怀，此处维吉尔乃是以春秋笔法来表达对奥古斯都政治理念的拒斥。另外一例是对史诗结尾的讨论。这番论战持续之久、火药味之浓，使得维吉尔研究界产生严重撕裂。史诗最后几行，埃涅阿斯在对手负伤、跪倒求饶时，心头虽短暂生出一丝怜悯，但最终仍旧将其击杀。与之相反，《伊利亚特》的主题虽然是阿喀琉斯之怒，但最后一卷却结束于希腊英雄对特洛伊年迈国王的怜悯以及双方短暂的和解。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虽以“忠义”/“忠孝”（pietas）著称，但最后关头却展现出与其性格极不相称的凶狠和暴怒。《埃涅阿斯纪》以无比突兀的方式结束全诗，再加上埃涅阿斯这种反常之举，让“哈佛派”学者对主人公的道德品质大加抨击。一位原本小心翼翼、敬事神灵、端谨而持重的义士，最终竟然无法克制内心的愤恚，为了“私仇”而怒杀匍匐乞降的敌方主帅。“哈佛派”学者认为，史诗结尾处，这位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先祖暴露出狰狞、残忍的面目，这与维吉尔所设置的道德理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如此一来，这样的尾声就代表维吉尔以隐蔽的方式暗中瓦解了奥古斯都一朝的政治理想。埃涅阿斯不再是维吉尔极力称颂的罗马先祖，而是道德有亏、被怒火蒙蔽、残忍好杀的野蛮武士。若联想到埃涅阿斯这一人物很可能部分对应于奥古斯都，则《埃涅阿斯纪》似乎更像一首“谤诗”了。

“哈佛派”的解读在英语世界，特别在美国影响甚巨，俨然成为新正统。但此种悲观解读，无论在论证方法还是在观点方面，都有很多漏洞。维吉尔在他们眼中仿佛变成持政治异见的现代诗人，以隐微的方式批判主流意识形态。这样的基本立场，与我们从古代传略中所能得到的推测完全是扞格不入的。维吉尔长期受奥古斯都庇护，与他私交甚笃，虽然这不足以让维吉尔沦为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但将他视为文学创作的“卧底”、潜伏在奥古斯都身边的颠覆分子，这于情于理都完全说不通。因此，我单辟一章，详细总结“哈佛派”的主要意见以及学界对这一派最新的评价。在全书相应章节中，我还会持续指出这一派种种偏颇之处。批评一种我认为错误的政治解读，这也是本书标题中“政治”一词所涵盖的内容。

最后我简述一下本书七章的安排与大致内容，权当为读者做一个导航。第一章主要评述“哈佛派”的特点以及缺陷，相当于从这一特定角度对《埃涅阿斯纪》的政治解读做一个文献综述。我先概述对《埃涅阿斯纪》的传统解读，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中期以诗人T. S. 艾略特为代表。随后，我会概括、总结“哈佛派”早期代表学者的研究以及基本结论。为呈现“哈佛派”的基本预设和分析方法，我举出两例，一个是对卷六金枝的分析，一个是有关卷六结尾埃涅阿斯从象牙门离开冥间的讨论。这两处都为颠覆性的解读提供了机会。最后，2017年《古典世界》（Classical World）推出一期专刊，纪念“哈佛派”诞生50周年。受邀撰文的学者，既有该派的主将，也有严厉的批评者，颇有助于我们对“哈佛派”做客观的评价。

第二章《诗人与君主》，讨论维吉尔与奥古斯都的关系。4世纪学者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所编纂的《维吉尔传略》，虽然其中所包含的材料不可尽信，但后世有关维吉尔生平的基本信息主要取自这部小传。如果我们能以批评的眼光仔细审视其中的记述，仍然可以合理推测出维吉尔对奥古斯都的态度。执政者与诗人，不是简单的赞助，甚至雇佣关系，而是遵从古罗马贵族和士人之间一种文明而默契的相处之道。执政者当然希望诗人能为自己的政治事业做文学上的鼓吹，而诗人也能保持一定的独立和尊严。但如果说维吉尔意在创作一部暗中颠覆奥古斯都时代主流思想的史诗，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对有关维吉尔曾为奥古斯都朗诵自己诗作的记载、对维吉尔临终前要求友人焚毁自己诗稿的传说，都做了详细讨论。

第三章讨论埃涅阿斯传说的起源与流变，这是理解《埃涅阿斯纪》的基础。罗马人选择战败、流亡的特洛伊英雄作为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是想分得荷马世界一丝余晖，以希腊敌人的身份进入到古典传统中。这一传说背后的推动力，来自罗马对于自己民族起源的想象和建构，也来自想跻身于主流文明世界的努力。此外，埃涅阿斯的传说在古代流传时也有复杂的形态，既有在意大利建国的“光明”版本，也有叛卖投敌、苟且偷生的版本。这种负面形象在维吉尔之后的历史演义作品中仍经常出现。而维吉尔在诗中也通过一些设计，暗中拒斥此种不利于史诗主人公的传言。

埃涅阿斯的形象是史诗的核心，也是“哈佛派”与传统解读冲突最激烈的主题。与荷马史诗中那些神威凛凛的希腊英雄相比，埃涅阿斯显得拘谨、黯淡而无趣。他身上标志性的性格特征是“忠义”（pietas），主要指他对于神灵的恭敬、顺服，以及对民族和家庭的忠诚。他的谦卑和隐忍、他对于家国的责任心，和基督教所推重的谦卑精神往往有相似之处。或许受到这种影响，很多学者在讨论埃涅阿斯展现暴力和愤怒一面时，会感到错愕和失落。卷十中，他因为少年武士帕拉斯（Pallas）惨死于敌人之手，勃然大怒，在战场上大开杀戒。卷十二结尾，敌方主将受伤倒地，祈求埃涅阿斯的宽恕。而埃涅阿斯怒不可遏，将敌将杀死。这些关键段落都引起悲观派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主人公在关键时刻忘记自己一再标榜的忠恕和怜悯，而沉溺在非理性的暴怒中。而对于主人公的失望，也就侧面证明悲观派的主要观点：维吉尔描写主人公的杀戮和残暴，其用意在于暗中批判奥古斯都一朝的政治理念。但是，埃涅阿斯的“忠义”和古代武士的勇武，以及战争中的杀敌并非水火不容。维吉尔并没有将埃涅阿斯塑造为文弱、多愁善感的书生，作为来自荷马史诗的古代武士，他身上的武士精神和杀伐同样是他形象的重要部分。第四和第五两章所讨论的，就是埃涅阿斯这些广受批评的暴力行为，以说明维吉尔并不着意将他写成拒绝暴力、推崇怜悯的后世基督教圣徒。

讨论《埃涅阿斯纪》时，若不分出一定的篇幅讨论狄多女王，总会让人感觉不完整。狄多在卷四结尾自尽，卷六中她的亡魂在冥间只闪现一次，以沉默表达对埃涅阿斯的鄙视和漠视。与狄多相关的内容大约占全诗八分之一的篇幅（卷一的一半、加上卷四全卷），但这个文学形象就像超新星爆炸一样，释放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拉丁文学传统。近现代读者对她的痴情与殉情自然感到刻骨铭心，但往往忽略狄多身上强烈的政治意味。从历史上看，迦太基是罗马的宿敌，经过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罗马最终彻底摧毁迦太基国。鉴于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深刻敌意，当罗马人的先祖与迦太基的奠基者相恋时，维吉尔的罗马读者首先会产生不祥的预感。从罗马内战史的角度来看，狄多的形象很可能部分影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将这些历史和政治因素加以考察，就会发现狄多的爱情不是两个角色之间单纯的情感纠葛，而是隐含了国族之间的冲突。

本书最后一章分析了罗马主神朱庇特在史诗中的作用。西方古代史诗中，无神灵，则不能称史诗。维吉尔受到古代哲人对荷马史诗批判的影响，其笔下的朱庇特远比《伊利亚特》中的宙斯更加庄重、平和。朱庇特对于罗马未来的预言，是神界对于罗马的加持和保证。悲观派学者不仅要揭露埃涅阿斯的残忍，还要彻底瓦解史诗中所有描述罗马辉煌前景的预言。他们强调卷一中朱庇特预言的安抚功能（宽慰维纳斯），以此来抵消预言的准确性。他们还特别关注史诗结尾处朱庇特与女神朱诺之间达成的妥协，以突出朱庇特的狡黠和欺诳。我认为，朱庇特的形象不可能尽善尽美，他身上仍旧存留荷马笔下宙斯的某些残痕。但是全面推翻他的预言，将代表命运发话的罗马主神理解为用心险恶的政客，这对文本的解读就显得过于生硬和粗暴了。

以上便是全书的主旨以及各章要点。引言既毕，以下言归正传。

1 国玺设计的大致经过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可参考Gaillard Hunt, The History of the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1909)。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892年，作者Hunt奉当时美国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之命，撰写了一本国玺小史。我引用的是此书1909年的增扩版。

2 《诗经·大雅·皇矣》。

3 “请保佑我勇敢的举动”（audacibus adnue coeptis）一句也出现在《农事诗》卷一第40行。但依照设计者Thomson的解释，用意与《埃涅阿斯纪》9.625的语境正相合。

4 国玺所引两词的拼法，与维吉尔史诗通行的版本不同，只是正字法的问题。

5 Hunt, The History of the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p. 42.

6 有关美国国玺上维吉尔诗句，见Theodore Ziolkowski, Virgil and the Moderns (Princeton UP, 1993), p. ix。有关国玺的设计者Charles Thomson以及这些诗句的内涵，见Peter Jackson, “A New Order of the Ages: Eschatological Vision in Virgil and Beyond”, Numen 59 (2012), pp. 53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