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戴高乐杰出的远见能力

领导力，通常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带领他人、团队或整个组织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

在欧洲，最初提到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领导力可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1]。他在其《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君主的统治术，即领导力。后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马基维利亚[2]第一次系统地将领导力看作是一种谋略和统治手段，并在其《君主论》（Prince）一书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包括“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即世人所知的“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的理论。

在我国，最早提出领导力概念的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一书中，孙武就将领导力概括为“为将者，智信仁勇严”。区区八个字，前面三个字是对领导者的定位，后五个字智、信、仁、勇、严是对领导力内涵的描述。

在今天的学术界，领导力主要指管理学意义上的对人的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侧重于人与人的沟通与相处，领导力又往往成为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由于领导力学的内涵博大精深，也有人将其视作一门艺术。但不管怎样，人们普遍认为领导力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所有人文学科一样，是一门有助于人类社会找到最优化的人力资源调动与管理手段的学问。

在管理学教育领域，领导力教育已是培养现代企业家的一门重要课程，人们通过一系列系统的科学研究、案例分析和技能培训等，为组织、企业、团体，乃至各级政府培养优秀的领导者。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中，以数字技术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一路高歌猛进，人类社会从生产、消费到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加剧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

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及其所产生的新的工业文明，人们在普遍享受创新红利的同时，也因这种颠覆性变革而坐卧不安：为什么生活中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了？

在这个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世界中，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寂寞、无助，甚至惊恐！在这个被欧美学者称为乌卡（VUCA）[3]的时代里，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渴望能够预见未来、预见变化，人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渴望得到一位强大的领导者的指点，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并引领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截至2021年8月15日，发生在2020年的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全世界2.07亿人被感染，436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欧美主要经济体更是由此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如此无助。疫情治理不善所造成的政府失信、社会撕裂又反过来加重了人们这种普遍的挫败感，发生在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种种怪象及后来国会山的袭击事件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恐惧、焦虑、不信任，甚至仇恨，不仅导致近年来极端主义势力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迅速抬头，也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领导人在疫情中应对策略的失误，凸显了他们领导能力的匮乏。

在一定意义上，各国对疫情的治理，是国与国之间领导能力的生动比较，是一场国家领导能力的大赛。

无论是科技创新带来的颠覆性技术进步，还是新冠肺炎疫情从公共卫生领域反映出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抑或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新的经济力量对比所催化的新一轮世界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从假设变为现实。

而现阶段，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等突发事件接踵而来，已明确告诉人们，不管你是否认可，或是否愿意，大变局的时代已经到来。

无疑，面对这种惊心动魄和史无前例的变化，领导力将成为企业领导者最稀缺的资源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竞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企业领导者之间领导力的竞争。

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领导力是将一个人的视野抬高，将一个人的成绩提高到更高的标准，并使其人格超越正常局限的一种能力”。

世界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也说过，“领导力是一种将愿景变为现实的能力”。另一位领导力专家诺斯教授同样认为，“领导力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通过影响一个群体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世界领导力学的知识宝藏中，戴高乐将军的领导力别具一格，其理论之翔实、思想之深刻、行动之感人、影响之深远在世界领导力文化的百花园中无疑是一朵让人赏心悦目的瑰丽鲜花，其料事如神的远见能力也是其领导力思想内涵中给人印象最深刻、最鼓舞人心、最能帮助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予以破局启示的一种智慧和力量。

我们看到，与今天大变局时代一样，无论是抵抗纳粹侵略，还是战后法兰西的复兴和重建，戴高乐面临的大变局与大挑战同样是史无前例的，他能预见未来宏图并不意味着他那个时代的同胞们也能预见，并像他那样能够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因此，正是因为有了远见，戴高乐无一兵一卒，却能在法兰西民族至暗时刻力挽狂澜。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戴高乐，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可能会略好于德国，与意大利相差无几，更不要说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在国际上呼风唤雨，敢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世界大国。

同样，如果不是戴高乐的远见，在经济上，法国也不可能在战后短短的十多年里，从一个一度沦陷在纳粹铁蹄之下人心涣散、政治瘫痪、经济崩溃的二流国家成为一个工业体系完备、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现代工业化国家。

应该说，今天的法国拥有享誉世界的原子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现代农业、城市化、高速公路网、通信设备等领域的成就，群星灿烂的电影文学，以及法国人引以骄傲的战后“30年经济景气”，都是与戴高乐的远见和领导力息息相关的。

因此，对于以上这些发生在20世纪中下叶法兰西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与其说是法兰西奇迹，倒不如说是戴高乐在其远见的指引下领导法国人民克服困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奇迹，是戴高乐从历史长河中考察事物发展规律，洞察变化趋势，在高屋建瓴的历史观下对瞬间变化的历史机遇勇敢决断的奇迹。

在我们面临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数字化、网络化等高科技手段迅猛发展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和思维定式化、短期化、即时化的严峻挑战的今天，学习戴高乐以远见为思想内涵的领导力学，就是要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各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保持定力，培养一种长期思维的习惯，并学会从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长期思维中找到事物内部的发展规律，从而看见光明的未来。

早在1932年，刚过不惑之年的戴高乐少校在其著作《剑锋》中就已经提到“不确定性”的问题。戴高乐在书中写道，“不确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些有关常规、预言和理论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考验、损失和挫折在我们面前接二连三地发生。那些摩擦、冲击和意外事件让我们应接不暇。所有这一切均使现在的秩序被打破”。[4]

戴高乐在此所论述到的“不确定性”，与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变局”并没有多大差异，他所说的“摩擦、冲击和意外事件让我们应接不暇”，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黑天鹅”“灰犀牛”也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在戴高乐看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对工作的规划。这里的规划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远见。

戴高乐强调，领导者拥有远见，通过提前制定规划，就可以得到各种启示，从而降低犯错误的可能性。

戴高乐认为，解决不确定性需要远见，而远见源于本能和灵感，这两者相加会使人与自然撞击出火花，从而带来创造力。他甚至引经据典，把被亚历山大大帝叫作“希望”，凯撒称为“运气”，拿破仑视作“星座”的本能因素引入领导力考察对象，并把具有高瞻远瞩能力的领导者称为“有性格的人”，认为没有这样“有性格的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在《剑锋》出版8年后的1940年，历史将戴高乐推到风口浪尖。他只身一人来到伦敦，率领法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其扮演的角色正是其书中所描述的“有性格的人”，并根据他书中提出的远见、智慧、本能、担当、激情、威望、魅力、谋略等，身体力行地证明了他8年前书中所阐述的所有领导力的定义、内涵和作用的正确性。

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位戴高乐的拥趸，《剑锋》一书的忠实读者，在评价戴高乐时曾说，“戴高乐是一位令人倾倒的人物，这不仅由于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还由于他在有关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非凡的见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领袖人物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技能分析得如此令人信服，或像他那样写得如此富有洞察力”。[5]

尼克松说，“很少有人（像戴高乐那样）把他们自己（领导力）的方法留在这样明晰的图纸上，然而，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依然笼罩着一层如此神秘的烟幕，这种烟幕是他精心制造的，老是环绕在他的周围，即使当他在说明自己如何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是幻想的大师。而且，像一个老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表现自己品质的魔术师。表面上看来他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他却往往做到了”。[6]

1969年，当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访问法国时，戴高乐告诉他，“我是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的”。

尼克松听罢感慨良多。他认为，世界各国政治领袖们大多忙于应付当天的新闻，而戴高乐却不为当下忙碌，而是运筹于未来，实属难得。尼克松感慨道，正是戴高乐的这种“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的远见能力，使他成为世界级的领袖。

无疑，在面临百年大变局的世界里，戴高乐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也是今天中国企业家守住内心定力，顺应时代发展，趋利避害的难得的工具和武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成长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一些优秀企业家领导者就是这样在时局艰难、条件艰苦时坚持他们的远见，在困难面前看到美好明天的。例如，1994年，华为刚刚在创业的道路上艰难挣扎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华为“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要人没人”的时候，创始人任正非却定下了十年之后在世界通信行业中占据三分之一天下的雄伟目标。

当任总手捧大茶缸对员工们发出如此“豪言壮语”时，就如同当年戴高乐在法国沦陷不到两周时对记者舒曼说法国不久就会赢得战争胜利一样，华为的员工也对此感到匪夷所思。然而，华为在任总的领导下，在美好愿景的驱使下，硬是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在创业不到30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和全球最大的5G设备制造商。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当今的企业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创始人乔布斯的远见与执着，苹果公司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公司之一；如果没有脸书的扎克伯格、亚马逊的贝索斯、优步的卡兰尼克和爱彼迎的切斯基等这些伟大企业家的远见，就不可能在很久以前预见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及商业服务模式；硅谷钢铁侠马斯克也不可能将火箭发射这样的国家项目商业化并获得巨大成功，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要组织人类进行太空旅行。

如同戴高乐看到当年法兰西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曙光一样，以任正非、乔布斯、马斯克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们，他们的远见卓识不仅让他们看到了困难背后的美好明天，而且重新定义了他们所在的行业，甚至整个产业，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新时代，戴高乐的远见领导力思想给我们的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破局启示，它告诉我们如何用远见拥抱变化的时代，并在“乌卡时代”中看到未来的美好，从而将这种大变局转化为中国企业家和我们每个人的“百年未有之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