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请求权基础方法

民事纠纷以原告“请求”被告为某种给付为典型，据以支持原告“请求权”的实证法规范或法律行为，称为“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1]寻找请求权基础，构成民事法官找法作业之根本，由此体现的法律思维，则可称为请求权基础思维（请求权思维）。

请求权思维肇始于德国，汉语法学最早系统引入这一思维的，是王泽鉴教授首版于1982年的《民法实例研习基础理论》。[2]该书虽早在2001年即已出版简体字版，但对法学院课堂教学似乎并未产生即时影响。法学院较为正式将请求权基础思维作为教学法运用，迄今不过10年时间。[3]

法学课堂中的请求权基础思维训练的基本程式是，在给定小前提（案件事实）的框架下，通过请求权基础的搜寻锁定大前提（法律规范），从而运用司法三段论得出适用结论。对此特点，有批评者认为，处理真实案件的难题，不仅在于寻找大前提，更在于确定小前提，请求权基础方法虽是寻找规范的利器，却无力面对案件事实的萃取。[4]这一批评未必公允。作为请求权基础思维策源地的德国，其民事法院早在19世纪就已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法庭报告技术/关联分析法”（Rela-tionstechnik）[5]，核心技术正是借助请求权思维引导裁判者获取案件事实、确定法律适用的小前提。

为了展示请求权基础思维的全貌，本书上篇试图对“请求权基础思维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回答。该问题可进一步拆解为：课堂训练中的请求权思维是什么（第一章）？诉讼实战中的请求权思维又是什么（第二章）？或者也可以从反面提问：请求权基础思维不是什么？限度何在？这又需要借助它的对手予以澄清（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