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和力量（代序）

不久前，我很高兴收到了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互助：中国乡村振兴的力量》一书的书稿。先睹为快，欣欣然哉。

长篇报告文学《互助：中国乡村振兴的力量》一书，主要讲述了濮阳农民在探路互助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本文主人公许文盛依靠最广大的农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造福群众，在濮阳探索实践广阔农村、广大农民从未走过的一条互助金融之路，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和抱负。他在这里把千万农民组织起来，用千家万户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钱和力量，建立属于“农民自己的互助银行”，让最贫困的农民也能最方便地从这里得到资金支持，让底层的劳动者能够依靠“农民互助银行”的帮助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奔小康。

我认真阅读了这部报告文学，收获良多。作家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以文学的力量、艺术的手法，全面、深入、细致地展示了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依托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扶贫科研试验基地，在濮阳大地生根、发芽、成长以及经受风雨洗礼的探索历程；以文学的真诚书写表达出广大农民追求自立、抱团发展的希冀、信心和决心，反映了“三农”仁人志士的激情、毅力和坚持。由此，我相信，此书出版发行，必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立体地了解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和本书主人公许文盛带领当地农民开展的普惠金融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历程。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但是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洼地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农业与农村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金融是一项重要且亟待改进的要素，农村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随后，全国各地开展了林林总总的农村金融组织改革试点，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是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濮阳市政府的推动下于2006年7月注册成立。获批成立的背景，是一个集科研和实践于一体的试验基地。试图复制“孟加拉乡村银行”方法，致力于乡村组织再造，解决农村村庄内外排斥的现实问题。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创新，经过了行动、反思、调适，再行动、再反思、再调适的过程，其“社区为根本，办社员自己的金融合作社，善行助贷、上门服务，外力促内生，内联外引，统分结合控制风险”的做法，在实践中被试验点的村民广泛欢迎，倡导探索的从“互助金融”为核心的“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村社共建方案取得了很大成效。

从试点开始至2011年6月底，该社资产已经过亿元，加入互助金融村社共建行列的居民累计7056户，5年累计发放各类贷款3.3亿元，帮助4994户农民解脱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中的资金困扰，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真正实现了农村资金净流入，还在村庄内社员的积极参与下，创造了“贷款不用催收”的金融神话（《新民周刊》的评价）。

我和许文盛初识于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农民合作组织论坛上，我见到了参加论坛的许文盛，了解了许文盛在濮阳市依托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扶贫科研试验基地，创建了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的信息。当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尚未出台，国内的农民合作社尚处于萌芽期，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因为有中国社科院小额信贷扶贫科研试验基地的背景作依托，以“国内首家农民互助贷款组织”“独立的综合性农村建设模式”“破解农村金融的濮阳模式”等小有名气，并被农民合作社探索者所羡慕。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以关注、研究、推动“三农”问题为己任。许文盛和他带领的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这支新生力量，就成为人大农发院乡建中心的成员单位和调研基地。学院早期组织的乡建活动中，较早开始探索的许文盛和姜佰林大都会被邀请参加，并作为典型发言。我和许文盛的联系、互动越来越多，一直延续至今天。

在金融机构普遍认为农民贷款成本高、风险大的情况下，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为什么能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做到“逆流而上”，能融通资金并将资金投向农村中低收入家庭，还实现了自身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带着这些疑问，我和周立、朱乾宇等几位同事带队组成了12人研究小组，于2011年11月12日至20日，深入濮阳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此次调研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了该机构的大量数据、文档资料、访谈资料。访谈形式和对象比较多样。开展了四场座谈会，包括两场贷款互助社管理层座谈，一次与当地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局及相关银行机构负责人的座谈，一次与村庄社员客户的座谈。同时，对贷款互助社各分社负责人、部分信贷员、中心主任、贷款户、普通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这次调研，主要针对三个问题寻求答案。通过调研和思考，我对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些认识。

第一，如何做到“引资助农、以城带乡”？通过对贷款互助合作社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的调研，认为贷款互助合作社独特的“统分结合、三层经营”的组织架构是“引资助农”最基础和最有力的组织保障。贷款互助合作社由总社、分社和村中心三层组织构成，既有总社在战略规划、建规立章、标准制定、组织协调、资金统筹、培训辅导方面的“统”，又有分社和村中心的分散经营、自主决策的“分”。特别是，经过摸索和实践，逐渐认识到对分社、村中心放权的重要性。村中心接近客户，村中心的负责人员对社员知根知底，“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开展金融服务的成本低，面临的信誉风险低。给基层人员更多的决策权，将减少因决策链条长带来的信息问题，充分利用基层人员掌握的软信息和熟人社会机制，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风险。因而，可以认为，组织的“地方性”和决策分权，是贷款互助合作社可持续运营的重要机制之一。

第二，为什么在保证惠农的同时能够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通过调研，认为贷款互助合作社坚持小额、分散、对内服务、低利的宗旨和相应的信贷技术，是资产质量的重要保障。小额、分散的服务，可以减少垒大户带来的风险。对内服务，保障了客户的相对封闭、熟悉可控，既节约交易成本，又易于控制风险。低利服务，制定适中的盈利策略，可以减少因过度追求盈利而带来的不稳健经营动机和策略，也减少了客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贷款互助合作社经历过一次过度强调盈利的时期和教训，后逐渐恢复到自身盈利与普惠服务的社会目标间的平衡，实现“双赢”。

第三，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内部管理和激励制度？通过调研，发现贷款互助合作社建立了完善的绩效考核、工资制度、员工激励制度，形成了良好的组织文化，谱写了社歌，有效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总之，许文盛作为金融企业家的个人因素、人格魅力，加上良好的内部管理制度、富有凝聚力的组织文化，是贷款互助合作社有效运行的基础。

基于对贷款互助合作社的调研和了解，2012年我接受了华人频道记者关于濮阳互助金融的采访，指出：贷款互助合作社把资金管理技术同群众基础工作结合起来，外力促内生，内联促外引，统分结合、多层互助，这样的发展模式极具推广价值，为提升农村金融的普惠性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来也了解到，2013年至2016年期间，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在机构注册登记方面虽然遇到一些波折，但经过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四部门联合实地调研，报请国务院领导批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以（银办函〔2015〕371号）《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社科院小额信贷扶贫科研试验基地有关事项的函》明确了贷款互助合作社的性质，并给出了具体转型建议。具体是：结束社科院试点，将贷款互助合作社移交濮阳市人民政府监管，企业注册，继续开展小额信贷扶贫业务，参照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此后，贷款互助合作社改为普通合伙企业注册，注销了社团法人，掀开了合作金融探索发展的新篇章。而且，以合伙制形式进一步做实了社区（村）互助中心和综合服务站，强化了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制，改善了治理结构。

虽然贷款互助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转型了，但是许文盛和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的探索经验，对于完善我国支持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仍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互助：中国乡村振兴的力量》是一部报告文学著作，运用了文学的手法，其中的一些提法如“互助银行”，与现实中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部门关于严格意义上的“银行”标准、规定并非完全一致，请读者在阅读中甄别和把握这个概念。

致敬中国乡村振兴的探路者和参与互助合作的广大农民！

致谢为中国乡村振兴而书写的有责任和担当的作家郑旺盛先生！

是为序！

马九杰

2021年11月29日

（马九杰，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金融学会农业政策性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