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众舆论的形成

公众舆论是如何形成？它与传播技术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1919年前后，在中国特有时空环境下孕育出的舆论，又有什么特色？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思考欧洲民族主义起源时，认为“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1]安德森强调民族主义与“资本—印刷主义”间密切的关系，他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和，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2]这就是民族主义。当时空场景切换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亚洲，情况又是如何？甫于1911年结束两百多年清朝统治的中国人，在重新形成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时，是否亦透过某些“技术上的手段”来完成的？

清末以至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莫过于梁启超。[3]无论是变法维新，还是提倡新知识、新观念，梁启超都是当时中国言论界的第一人，后世学者誉其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4]这位身为当时中国“言论界之骄子”[5]的梁启超，究竟如何看待，在西方学者安德森眼中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重要条件的“小说与报纸”？

关于报纸，早在1895年甲午战争败师后不久，梁启超便提出“欲开（学）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久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6]又说“去塞求通，报馆导其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是以“报馆有益于国事”。[7]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8]简言之，在梁启超认知中，报纸扮演的角色，对上在于监督政府施政，对下在于去塞求通、开通民智，尤有要者，报纸更是改造人心、形成新风气的重要手段。

关于小说的重要性，梁启超也有深刻的体认，他主张：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9]

梁启超举日本为例，认为日本“著书（小说）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10]1902年，他率先创办《新小说报》，自谓其用意在藉小说“专欲鼓吹革命”；[11]同时梁启超也身体力行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2]将本身政治理念与时代观感融入其中。直言之，梁启超改变中国以往视小说为学问末流的看法，重新赋予小说应有的地位，将小说视为潜移默化国民思想最有力的工具。

西方学者安德森于1980年代初期提出，“小说与报纸”是欧洲“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时，重要的“技术上的手段”。中国的梁启超却在清末民初之际（1890年代到1920年代），便已体认小说与报纸的重要性，视其为开通民智的关键工具。梁启超虽未明言开通民智所隐含的真实意义；然而事实上，小说与报纸进行的开通民智，是从最易普及人心处着手，建构出中华民族的新思想观。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探究自清末以至民初，有助中国公众舆论发展的几项重要关键因素。

一、民国时期知识界情况

清末西力入侵中国以来，受到屡次战败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已经初现端倪，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集会、结社、办报等方式，宣传民族观念，汇积力量。[13]其中由西方传来的报纸形式，是当时最常被用来联络同志感情、开通民智的媒介工具之一。但受限于识字率、阅报率以及文字形式的艰涩，报纸影响力与散播范围，局限于一小撮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无法扩大力量。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略有改变，晚清以来施行的西化教育，如开办新式学堂、引进新式教材、送学生出国留学等措施逐渐开花结果，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在“质”与“量”上的成长，[14]提高了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在中国社会中影响力的比重。首先是归国留学生，不但是新观念、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其特有的“民族意识”、“反传统意识”、“团体意识”，[15]更深深影响国内知识界，如强烈民族观念、勇于批判传统精神，透过组织团体汇集力量。相较于留学生从外带回新生力量，国内各级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则是由内提供改变的动力。他们大量而且广泛地陆续在中国各地涌现，从沿海省份到内陆省份，无一不有新式学堂学生的踪迹。旧有社会规范与秩序，也因他们的出现，而渐趋消灭。自辛亥革命以来，以学潮为活动形式，以爱国主义、民主精神为内涵的学生运动此起彼落的出现。他们活动的频率与规模，随着时间进展，日趋频繁与扩大，不但成为“舆论传媒关注的热点”，[16]更对中国社会原有稳定机制，造成巨大冲击。[17]但从正面的角度思考，教育环境的改善、新式教育的大量出现，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动能；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中国人力与思想精力从八股制文中获得解放，不再以四书五经为奉行不二的圭臬。这些反映着人们思考方式即将改变，以往循规蹈距的旧式典范，渐渐为批判传统的精神所取代。简单来说，新式教育的日趋普及，为中国社会求新求变的路子，提供充分的资源与人力。

换言之，无论是海外归国留学生，还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均为传统中国带来了“变”的动力与活力。但是除了要有质、量兼具的人力资源外，还需要充分的传播条件，来流通消息与运用这些人力资源，使“变”的倾向，进一步化为“变”的实际行动，此即当时主要舆论传播工具——报纸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对于“报纸”传播的各种舆情与家国大事，有着至为强烈的感受力，也是最有力量与意愿去推动、扩大舆论影响力的一群；另外一方面，要去实现或者扩大上述现象，还需辅以适当的报纸传播条件，才能使得新知识分子的求“变”活动扩大到社会各层面。

二、报纸与其他传播通讯媒介的发展

从清末以至民国时期的报纸生态，有巨幅的改变，经营模式也日趋多元。从以往知识分子为议论国家大事，专办的政论性报纸，到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办报纸；专业办报人的陆续出现、新印刷工具的引进、报纸发行量与张数的愈见扩充，[18]在在都使得报纸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不同于清末时期。以下举上海四大报[19]之一的《新闻报》为例，说明民国时期中国报业的发展情况。《新闻报》是在1893年由英国商人丹福司创办于上海，因丹氏经商失败，1899年由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买下，委由时任上海南洋公学庶务的中国人汪汉溪全权经营管理。在汪汉溪苦心经营下，《新闻报》后来成为上海四大报之一。汪汉溪成功的经营之道为：物资的储备、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20]以及向银行借款扩大经营规模。[21]由《新闻报》的例子，我们可以约略发现安德森口中“印刷—资本主义”的影子，似乎意味着中国在1910、20年代前后，也开始出现能助长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技术”条件了。

报纸功能的强化，结合国内知识界发生的“质”变与“量”变，使得以报纸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公众舆论，有着更为广泛的舆论基础，影响层面也大为增加。报纸体现的，不仅是代表士大夫的一人一家之言，而是能深入并反映社会各个领域民情的强大舆论宣传工具。透过报纸媒介形成舆论的模式，遂渐趋成形。

然而，经由报纸形成的舆论，并非是超然客观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报纸舆论不过是各种势力混合运作的结果。党派间的争权夺利，就常以报纸为舆论工具，或自我标榜，或攻击政敌。报纸舆论力量扩充的情形，可以由频频出现在民国舞台上，以报纸为对象，施行的舆论控制措施得到证明。[22]由此可以观察到，报纸易于用来鼓动公众舆论、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特性，是以彼此竞争的敌对势力，无不想要掌握控制报纸这个舆论工具。换言之，控制了报纸，就等于控制了舆论论述的权力，这就是力量。

报纸角色的扩充，改变以往一言堂式的专制体制，家国大事不再局限于国家庙堂之内。透过报纸的媒介，国家大事能传播到任何报纸所能到达的地方。理论上，任何有意预闻或关心国事之人，均可透过报纸媒介，知晓国家近来发生的各种大事；同时，一旦知晓国事的人多了，有意参与讨论的人也就随之增加，是以报纸能扩大人民对于公众事务的参与度。至此，国事不再只是政府之事，而是国民之事。这样所形成的，就是一种关心国事的公众舆论。

除了报纸事业的发展外，还需要其他交通、通讯等事业的辅助，才能使讯息流通更为便捷迅速。中国领土幅员广袤，重要的国家大事，不易传遍全国，以往联络各地消息的沟通网络，几乎全部仰仗官方驿传制度传递。清末以来的实业建设，铁路、电（报）线的铺设，使得全国消息的流通更为迅捷。再透过各地报纸的推波助澜，可使重大事件于短短几天之内，传遍全国各大都市。

总结来说，报纸、通讯、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内公众舆论的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学者（塔尔德）就曾预言“印刷、铁路、电信三大发明互为补充而产生的新闻威力，将加强公众这一概念的重要性”。[23]简言之，民国时期，累积清末以来经营成果，加深全国讯息流通的速度、幅度与深度，所谓的公众舆论，也逐渐在中国各地形成。

三、白话文运动

清末以降，新知识分子推动的白话文运动，进一步强化中国公众舆论的广度与深度。白话文与中国传统文言文最大的不同，在于白话文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通用的语言，而文言文则是官场上、科考上的制式语言，这使得政府与民间，在语言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政府官员或传统知识分子使用的话语，均不是一般群众所能理解的。[24]清末以来，白话文报刊的出现，[25]带动白话文发展，“因为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26]此外，透过“讲报”来公开说讲白话报的形式，在当时也“已经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从民间茶楼、学馆附设的讲报处、报馆自设的讲报处，以至“各州县的宣讲所”，都选择以口头公开宣讲白话文报纸的方式，来开通民智。其他白话文形式，例如官厅的白话文公告、民间的白话文传单、讲本等也都助长白话文运动的发展。简言之，由于白话文报刊的蓬勃发展，辅以“讲报”形式的普遍流行，使得清末以来，报纸扮演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扩充，不仅可在知识分子圈里流通重要讯息，连目不识丁的一般民众，也同样受到报纸的宣传与影响，达到开通民智的目地。这种趋势，到了民国时期更为显著，在陈独秀、胡适等公开宣扬与大力提倡下，又将白话文运动进一步拓展，除了用以开化中下阶层人民外，更提升到上流阶层，成为全国性运动。上至大学教授，下至贩夫走卒，均是白话文运动努力影响的对象。[27]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打破官民之间、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将一般大众纳入“公众”的观念里。国家大事不再只以知识分子的语言在讨论着，而是用人人皆能通晓的话语在进行着。有资格关心国事的，不再局限于能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一般社会大众。西方学者奈伦（Tom Nairn）曾说过“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而且这张邀请卡得要用人们看懂得语言来写才行”。[28]

虽然对于中国广大的文盲人口来说，不管文字是以白话或文言的形式来书写，都是毫无意义的书写符号。然而由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加以口头宣讲形式的盛行，不但破除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一般大众之间口语沟通的障碍，在口头舆情宣传上，也较易扩大至社会大众。尤其在关乎国家民族存亡问题的重大事件上，透过白话文的使用，新知识分子不但可以拉近与社会大众的距离，更能够藉之鼓动更为广泛的舆情，使民族主义情绪深入群众之间，蓄积更大的力量。

简言之，白话文运动的推行，对于事件讯息的流通深度，以及新知识分子带动民众舆论的幅度，均有正面、积极的作用，使中国公众舆情获致进一步的发展。

四、“反日”、“亲美”的民族舆情

当以关心国事为核心的公众舆论，渐趋形成之际，1915年日本利用欧战发生，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腾”。[29]稍后的“西原借款”，又加深中国公众对日本谋华企图的质疑。透过交通、传播工具与报纸媒介，这股“反日”舆情，开始在中国晕染开来。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与条件影响下，日本对华的种种文攻武吓，刺激中国公众舆论的发展；清末以来孕育出的新知识分子，又极富民族情绪感受力，使得以“反日”、“疑日”为主轴的公众舆情迅速成型。[30]另一方面，欧战即将告终，威尔逊揭橥的“民族自决”主张，符合中国人心理需求，撼动中国人心，在正面积极的传播媒体宣传助势下，[31]掀起广大舆论旋风，中国人希望美国出面主持公道的心声也慢慢涌现，“亲美”的舆论由是形成。

民国以来，对于国家社会动向有着强大影响力的知识界，开始“质”变与“量”变，加上传播、交通等“技术”条件的渐趋成熟，全国性公众舆论于焉出现。而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外交事件，永远是最易深入人心的刺激性因素，进而形塑出中国公众的对外态度，此即“亲美”、“反日”舆论。

然而，日本的侵略固然加深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民主自决”主张，却也刺激中国民族的自决意识。[32]日、美两国对于中国公众舆情的影响方式或有不同，但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促进之功，则是无分轩轾的。在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全国性关心国事的公众舆论逐渐出现，民族主义思潮也在舆论形塑过程中，获得茁壮的机会。

五、政治环境的影响

1910、20年代北京政局内部的更迭，也是造就公众舆论渐趋激昂的因素之一。1916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上台，检讨对华外交方针，改变大隈重信内阁时代的武力恫吓政策，以扶持北京“亲日”政权为主要外交考虑。1917年的“西原借款”与1918年的“中日军事协议”，是日本改行所谓亲善外交后的成品。可是在1918年下半年，北京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素来对于国内公众舆论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梁启超及其所领导的“研究系”，[33]开始与当权派段祺瑞的“皖系”发生权力摩擦，彼此渐行渐远，渐成陌路，在“对日”外交政策上更显得南辕北辙。

段祺瑞军政大权在握，“研究系”虽无实力，但能依恃笔杆子，透过报纸鼓动公众舆情以相抗衡。[34]“研究系”先利用“大借款”[35]风波为引子，揭露段氏政权与日本相互勾结的种种情事，结果使得“二十一条”交涉以来酝积的民族情绪，[36]再度引发开来，形成中国公众舆论对段氏政权与日本大加挞伐的情况。段氏一派动用军警力量进行干涉，鼓动“反段”、“反日”舆情的报纸报馆尽数遭到查禁。因此事件而起的民族情绪舆情，虽勉强被压制，但并未消失，只是暂时潜伏，伺机再起。

1918年底、1919年初，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威尔逊理想思潮似乎就要付诸实现。对于国际事务富有热情，且抱持乐观态度的公众舆情，开始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他们志在满满地筹组各种组织，迎接国际正义公理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北京政局也于1918年发生巨大变化，徐世昌出任大总统，任命钱能训筹组新内阁。原先主掌国家政权的段祺瑞，虽仍握有实际权力，但是面对新局面的到来，也不得不暂时收敛而侧居幕后；在这政局的更迭中，之前为段氏强压的“对日”舆论力量，因此获得再度舒展与运作的空间。

在内、外均有利于公众舆论发展的环境下，不久即发生撼动国际视听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恫吓事件。[37]北京政府的外交家们，为应付日本突如其来的武力威胁，重师袁世凯政府处理“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故技，透过泄密于外，鼓动海外舆情，遏抑日本图谋。稍后，随着中、外报纸的肆意渲染，先前为段祺瑞强压下的“反日”舆论，就此宣泄而出，与关心巴黎和会的热诚相合流，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尤有甚者，这股力量不但成为政府外交谈判的舆论后盾，更反客为主，跃然成为监督政府外交的无形力量。

此时此刻起，“反日”的公众舆论，朝着中国“对日”舆论的主流之路迈进。之后，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核心的外交事件，则是最后促使这股舆论力量发展成型的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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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页28。

[2]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页55。

[3]以下有关梁启超对于报纸与小说的看法，部分参考自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第三篇“梁启超与近代报业研究”，页154—273。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页217—218。

[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页217—218。

[6]梁启超：《梁启超与穗卿足下书》，1895年5月间，载在丁文江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59，页25。

[7]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饮冰室文集》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60，文集之一，页100—103。

[8]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文集》卷一，新兴书局，1962，论著类，页138—141。

[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报》第一号，转引自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册，第二十章“梁启超经营之报刊”，页194。

[10]梁启超：《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全集》第四十二册，中华书局，1916），转引自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册，第二十章“梁启超经营之报刊”，页195。

[11]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饮冰室文集》第十一分册，中华书局，1960，文集之二十九，页1—6。

[12]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页1—6。

[13]如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便是把办报纸、立会社、兴学校、译西书等活动作为中国的救亡之道。见毛礼锐等著《中国教育史》，五南图书公司，1998，页519—522。

[14]就“量”来说，中国各级新式学堂教育的学生人数，1902年有6912人、1909年有1638884人、1912年有2933387、1916年有3974454人、1919年有5704254人。见《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转引自陈景盘：《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页271、30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页2。

[15]李喜所：《中国留学生与五四运动》，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页721—729。

[16]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页5。

[17]以上有关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成长与活动参考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绪论，页1—21。

[18]如上海四大报之一的《新闻报》，在1914年时的每日发行量就已达到2万份，1916年时更达到3万份，1921年达到5万份。见陶菊隐：《陶菊隐回忆录》，汉京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页104。

[19]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四大报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与《新闻报》。见陶菊隐：《陶菊隐回忆录》，页105。

[20]例如随着科技的发达，中国印报的技术，也从二层轮转印报机、三层轮转印报机到四层轮转印报机等，这些改进不但加快了印报的速度，印报的数量也同见提升。见陶菊隐：《陶菊隐回忆录》，页104。

[21]由上述《新闻报》的发展，可以归纳出几个特色：一是专业经理人的出现。报馆的大股东为福开森，但整个报馆的经营全由汪汉溪负责。汪氏的经营方式也不再是以往读书人为关心国事而经营的政论性报纸，而是以扩大营业规模为目标的商业报纸经营模式。二是印刷科技的更新。汪氏不断引进新式印刷机，大幅提高印刷的速度、质量与数量，最后获致成功。这是新闻事业与科技发展相结合的例子。三是资本的流通。汪氏不再延用以往中国商人以经营事业累积资本的传统模式，而是透过与银行间的信用关系，不断向银行贷款，扩大经营规模，从“借款、还款、再借款；款子越借越多，直至全部还清为止”。汪汉溪这套结合资本主义的报馆经营模式，透露出新闻事业与资本发展间的密切关系。详见陶菊隐：《陶菊隐回忆录》，页103—105。

[22]如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所派的湖南都督汤芗铭不但查封所有国民党系的报纸，同时规定“办报需向警厅立案，否则不许发行”。见陶菊隐：《陶菊隐回忆录》，页104。严密的舆论控制在袁世凯当政下切实执行，在推动帝制运动时（1915年）达到一个高潮，不但使得全国报纸发行量锐减300万份，从1913年的4200万份，减为1915年的3900万份，同时也使得北京、上海、汉口等地报馆数目大为减少。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页58。

[23]刘建明：《当代舆论学》，页49。

[24]费正清（John Fairbank）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页215—216。

[25]根据一项统计，自清末以至于“五四”之前，中国所出现的白话报刊已经有一百多种。详见黄远庸：《北京之会党与报馆》，《黄远生遗著》，文海书局，1987，页163—164；李孝悌：《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胡适与近现代中国》，时报文化，1991，页3。

[26]《本馆特白》，《大公报》，1905年8月20日；李孝悌：《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胡适与近现代中国》，页4。

[27]以上有关白话文报刊、讲报以及其他白话文形式文宣的发展，均参考自李孝悌：《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胡适与近现代中国》，页1—29。

[28]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London: NLB, 1977), p.340；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页89。

[29]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饮冰室文集》第十二分册，中华书局，1960，文集之三十五，页22—28。

[30]臼井胜美著，陈鹏仁译《中日关系史（1912—1926）》，水牛出版社，1989，页113。

[31]此即美国驻华公使馆与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驻中国单位，在欧战发生期间所积极进行的舆论宣传活动，目的在加深中国人对美国以及威尔逊总统的了解与亲善。详情见本章第二节。

[32]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New York: Harper & Bros., c1944), p.112.

[33]袁世凯去世后，为袁世凯所废的国会于1916年8月重新召开，梁启超与汤化龙为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分别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与“宪法讨论会”，后合并为“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为首，人称“研究系”。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页449。

[34]中国报学研究的先驱戈公振便曾说道“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疏其意见，亦势也”。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湾学生书局，1964，页179。

[35]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36]1915年日本悍然的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采取泄密的方式，鼓动海内外舆论，抗衡日本的要求。中国“仇日”、“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便在袁世凯的外交策略运用下，达到了第一次的高峰。关于“二十一条”对中国民族意识的刺激与影响，可以详见下列专书：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22—27；Alfred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90-191；臼井胜美：《中日关系史（1912-1926）》，页114—118。

[37]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