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舆论与外交

由于种种“技术”条件成熟，[1]在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形成一种类似西方国家所特有，以国家大事为讨论议题的全国性公众舆论：知识分子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这股关心国事的公众舆论，在对外关系上，受到现实环境的刺激与人为有意的宣传营造，逐渐走向“反日”、“亲美”的方向。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与怀疑，以及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仰赖与迷恋，反映出这种对外舆论倾向的极端对立性。这样的公众舆论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被导引至两个极端的方向？以下将做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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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的“技术”条件，主要是指安德森所谓有助于形成民族想象认同的种种相关条件。安德森认为“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安德森又说欧洲“民族意识”的起源，“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科技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者间爆炸性的互动之中所产生的”。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页28、页55。本书参酌安德森的观点，略加变化，从知识界的变化、传播媒介的蜕变、文字形式的转变等等技术层次来思考当时中国公众舆论与民族意识想象的形成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