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学习？

直面教育与学习

自美国建国以来，公众就在呼吁改革落后的教育系统。回顾美国的历史以及教育体系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教育改革是整个国家所有重大改革斗争的中心。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把新国家的教育视为民主原则的延伸。教育被视为巩固民主的一种手段，一种建立并促进自由、解放和民主等理想的工具，以此来保障文明社会的稳定运行。虽然美国的缔造者提倡学校应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但是只有白人男子能接受正规教育，女子（如果有机会的话）则在女性教师的家中上课，非裔美国人甚至由于种族原因得不到上学的机会，这无疑是美国教育史上的黑暗时刻。

虽然今天的公立学校与过去城镇的女子学校或私立学校相比，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是如今许多具有争议的话题和改革内容都深深根植于过去的历史。在18世纪，教育系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地方对学校的控制、国家不公正的教育标准，以及妇女、有色人种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教育方面所面临的不平等局面。在300多年后的今天，教育公平仍然是我们前进中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

自从美国诞生以来，其指导性文件《美国宪法》没有提到教育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制定宪法的人将教育决定权授予各州政府，由他们自行制定教育政策、资金筹措方案和实践方式。今天，关于各州教育问题的新闻依然是社会热点。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开始面对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工厂兴起、城镇扩大，传统的农业方式和家庭结构开始改变，毕业的学生走进工厂，执行重复性的工作任务。同时，义务教育的引入使得教育系统以更高效的方式管理并教育大量的学生。教育和工作很快产生冲突，小镇工人被更快、更便宜的机器取代。

政治变革和工业化，再加上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日益扩大的分歧以及对社会经济差距的认知差异，涌现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土地所有权和妇女权利只是社会开始角力并最终发生重大变化的其中两个领域，扩大教育机会的愿望与当时的政治问题并行。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关键问题，包括儿童教育、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国家有色人种儿童的免费教育。

今天，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接受高等教育、满足有色人种儿童的教育需要，仍然是全国性的问题。

20世纪初，由约翰·杜威（John Dewey）领导的教育进步主义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实践中学习、以兴趣促进教育等进步思想开始根植于课堂。传统主义者常常反驳杜威的先进观点，认为这与当时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随着这种教育思想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批评者不断攻击，并最终将数学和科学技能的缺乏以及美国在太空竞赛中未能赶上苏联归咎于教育体系的发展。

这样的言论直到今天仍能听到。

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初等与中等教育法》（ESEA：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这是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联邦教育立法，其内容包括联邦政府承诺资助小学和中学、确立高标准的问责制，以及缩小成绩差距。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认为，美国首要的国家目标应该是尽可能为所有学生提供充分的教育。

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出台了《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提出本报告的前提是，美国的教育系统无法满足国家对竞争性劳动力的需求。人们要求委员会评估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质量，并将美国的学校与其他国家的学校进行比较。

委员会在该报告中就五个类别提出了38条建议，这五个类别是：

● 内容

● 标准和预期

● 时间

● 教学

● 领导和财政支持

报告列出的关键内容主要有“升学与就业”“绩效工资”和“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和残障人士等关键学生群体的需求”。几十年后，这些内容仍然是政治辩论话题和新闻热点。

由于人们强烈要求从根本上变革美国的教育体系，2002年两党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NO Children Left Behind），对ESEA进行了全面修订，后由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签署为正式法案。该法案推动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重点关注学生个体、成绩透明性、学校问责制，并重点关注传统上处于劣势的学生，因为问责制暴露了这些学生与同龄人之间的成绩差距。

随着深入推进问责制，标准化测试已经相当普遍，并成为各层次的重点。问责制的前提是，如果设定了高标准并实现了可衡量的目标，那么学生的成绩就会提高。在此过程中，各州制定自己的标准，同时联邦通过考核、持续跟进和教师资格认证等方法来扩大影响范围。基本的资金结构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不合标准的学校可能会面临损失资金或被国家强行接管的风险。高素质、年度教学目标和以数据为依据的决策等术语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常用词汇。

该法案实行10年后，来自政治领域各方对资金、考核、问责制和联邦权力的改革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国会两党几乎剥夺了NCLB赋予联邦的所有权力，并通过新的两党法案——《让每个学生成功》（ESSA：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将权力归还给各州政府。

在将ESSA签署为正式法案之前，奥巴马总统宣布：“通过这项法案，我们重申美国的基本理想——每个孩子，无论种族、收入、背景、性别，都应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美国教育部概述了ESSA的主要特征：

● 以高学术标准要求所有学生；

● 为所有学生在大学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做好准备；

● 为更多孩子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 采取措施帮助学生及其学校进步；

● 减少测试负担，同时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年度信息；

● 推动地方教育创新并给予资金支持。

现在让我们快速回顾关于美国教育的争论，这些关于教育改革的呼声有效吗？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已公布的统计数据。

自1969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衡量学生成绩的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EP：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以来，一直被称为国家成绩单的NAEP衡量了美国学生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学业成就。NAEP是针对美国学生进行的最大规模、具有持续性和全国代表性的评估，这是国会授权的项目，由美国教育部和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统计。每两年对各州中的学校和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进行数学和阅读测试。测试结果公布之后，对评估数据进行分析，决策者、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可利用这些结果来确定改进教育的措施。

2015年NAEP数学成绩表明：

● 只有40%的四年级学生和33%的八年级学生的成绩达到或超过熟练水平。

● 非裔学生群体表现相对较差，只有不到20％的四年级学生，大约12％的八年级学生达到或超过熟练水平。

● 亚裔学生是表现最好的群体，65%的四年级学生和61%的八年级学生的表现达到或超过熟练水平。这意味着美国成绩最好的学生群体中，超过30%的学生数学成绩低于年级预期水平。

2015年NAEP阅读成绩表明：

● 约36％的四年级学生和34％的八年级学生的成绩达到或超过熟练水平。

● 非裔学生群体表现相对较差，不到20％的四年级学生，大约16％的八年级学生达到或超过熟练水平。

● 亚裔学生是表现最好的群体，约57%的四年级学生和54%的八年级学生的成绩达到或超过熟练水平。这意味着全国成绩最好的学生群体中，只有不到60%的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表现达到或超过年级预期水平。

近年来，在学术能力评估考试中（SAT：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阅读、数学和写作这三个核心科目的成绩都出现了小幅下降的趋势（见表0.1）。

当查看不同群体的分数时，结果更加黯淡了。除了亚裔学生，其他群体在2006年—2015年间的平均分都有所下降，对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感知群体之间的差距（见表0.2）。

近年来，由于担心SAT成绩会反应出家庭收入差距，许多大学和院校取消了有关SAT的申请条件。就平均分而言，拉美裔和非裔学生的成绩明显低于其白人和亚裔同学。除此之外，趋势反映出SAT的三门考试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家庭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学生平均得分最低，而家庭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学生平均得分最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一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每三年做一次国际调查，旨在通过测试15岁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来评估全球的教育系统。该评估首次应用于2000年，政策组织者和教育改革者利用PISA评估结果来了解本国学生的成绩，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

2012年，美国PISA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的34个国家中，美国在2012年的数学成绩低于平均水平，排名第27，在阅读方面排名第17，在科学方面排名第2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表现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根据PISA比较指标，与其他OECD国家相比，美国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平均得分低于平均水平——对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言，这令人震惊。

然而有人可能会说，诸如PISA之类的标准化指标会创建统一性和同质化的系统，而不会促进未来成功所需创造力的生成。因此，这种比较不应该用作系统性的成功指标。堪萨斯大学的赵勇教授在关于这一话题的采访中大胆地说：“国家应该忽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排名（例如PISA），因为它无法衡量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提出同质化的劳动力不是国家未来成功所需要的这一论点时，赵勇教授认为登上PISA榜首，就好比大学生争分夺秒比较谁能喝完更多的啤酒。他说：“你可能是最能喝的，但你必须思考这对你有好处吗？这重要吗？”

赵勇教授的前提是，国家需要能为他人创造价值，具有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而不是具有相同技能的统一工人。从微观角度看，过去几十年的争论都是关于是否支持“应试教育”，或从理论上讲，考试是否能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应试教育”就是“应标准教育”，是对预期结果进行衡量的可靠手段。无论支持与否，测试的质量以及结果都会被推到聚光灯下。有些人会争论说，我们应该只追求一项指标（或一套目标），追求多套指标会带来混乱和失败。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忽视测试结果是想掩盖失败的教育体系。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无论使用哪种衡量标准，如今的K-12教育在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教育统计数据都是悲观的。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6年）的数据，全国毕业率从71%（1990—1991学年）变成82%（2013—2014学年），呈现出积极的上升趋势。2002年，40%以上毕业生未能正式毕业的学校约2000所。2014年，这个数字是1040，减少了近一半。2016年底，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所高中讲话时宣布，2014—2015年的毕业率再次上升，并创下83.2％的历年最高记录。

尽管美国可能拥有有史以来最高的毕业率，但盖洛普学生民意调查（2015年）显示，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参与度持续下降。高二年级学生最低，只有不到30% 的学生有校园参与感。这项调查覆盖五年级到高三年级的学生，只有50% 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在学校有参与感，而20% 的青少年则选择主动脱离学校（见图0.1和图0.2）。

盖洛普民意调查进一步深入，要求学生评估9个与参与度相关的话题，其中包括：

● 在这所学校，我每天都能做我最擅长的事；

● 我感觉在学校很有意思；

● 在过去的七天里，我在学校学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与学生的校园参与感下降类似，学生在K-12教育体系的时间越长，他们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就越少，他们所获得的乐趣就越少，他们发挥自己的技能和能力的机会就越少。从五年级到高二，学生们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每年都在下降。除了高三学生的表现略有上升，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高年级学生可以寻找到更多令人开心的机会，而且“终点”就在眼前。调查项目中学生们最不认同的是“学校的成年人关心我”这个问题，高二年级学生对此的认同感只有23%。这表示许多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在学校感觉不到被理解或被关心。这个覆盖全国一百万学生的调查收到的反馈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挑战我们所有人的观念。我们必须对学生的反馈负责，必须改变他们的学习体验。

正如盖洛普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参与度、相关性和趣味性的急剧下降是导致长期缺勤问题的主要原因。美国教育部（2016年）的一项分析报告称，在600万学生（13.1%）中，几乎每8名学生中就有1人缺课时间达15天及以上。与参与度和趋势调查相关的是，高中生的长期缺勤率最高，超过200万高中生缺课达15天及以上。

此外，针对少数族裔学生的统计数据更令人担忧。西班牙裔（13.3%）、黑人（16.4%）和美国印第安人（22.2%）学生长期缺课的比例更大（见图0.3）。

教育信托组织（The Education Trust）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8％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完成了足以使他们顺利进入大学和走入职场的课程。该项研究追踪记录了23000名学生从九年级到毕业的情况。研究人员观察了每位毕业生参与的课程以及为准备毕业获取的学分，发现学生们徘徊在毕业的路上。他们专注于获得学分，而不是为高中毕业后的生活建立坚实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这是个危险信号。该报告的合著者玛尼·布朗伯格（Marni Boomberg）认为，不断提高的毕业率和更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积极的进步。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把高中毕业视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一次采访中，布朗伯格分享说：“学校可能过于看重文凭的意义以及毕业率的表象，学校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知识、学习方法以及必备技能。”

教育危机并不是新的讨论话题或政治皮球。正如上文所说，要求改革落后教育体系的呼声，以及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准备的需求已经存在了数百年。随着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得到的工作机会在急剧锐减。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仅有高中文凭很难获得成功。随着大量企业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所需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作也被一同转移。与此同时，科技自动化也淘汰了过去几十年间的一些人力的重复性工作。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所取得的成就一直都很黯淡，这些学生面临的机会不公平问题一直是美国教育危机中非常现实的问题。自美国建国以来，低收入家庭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入学的机会要少得多；他们就读的学校通常由资历较差、经验较少的教育工作者领导，他们所在的学校通常只能得到很少的资金。这种系统性的不公平最终加剧了美国的贫困问题。

报纸头条上的教育板块似乎总是聚焦于负面因素。以下是几个示例：

● 令人震惊！底特律公立学校的条件到底有多差？

● 本市首次关停失败学校；

● 纽约市公立学校仍然存在种族隔离；

● 美国落榜学生眼中的学校和社会；

● 问题教师如何欺骗学校。

如今的学校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曝光效应”，即当人们越了解一样东西，就会越喜欢它。人们普遍喜欢当地的东西，地理距离和心里距离越远，就越不喜欢，这也是一种曝光效应。研究人员认为民众对学校的看法也存在曝光效应。政策期刊《教育未来》于2016年末发布了第十次全国大型民意调查。这项调查发现了，过去10年间美国人对自己当地学校的看法提高了很多。2016年，超过55%的受访者给他们的社区学校打了A或B级，与10年前的43%相比，上涨了10个百分点。但相比之下，公众对美国学校整体的看法要低得多，只有25%的受访者给美国学校整体打出A或B级。

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公众普遍支持当地的社区学校，却对K-12整体的教育体系发展方向表示严重担忧。调查显示75%的父母对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持支持态度，对自己的孩子到目前接受的教育表示满意。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了美国国民对学校的认知差距。

自《独立宣言》签署以来，关于如何构建最佳教育体系的各方改革工作尚未达到共识。我们认为这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为全美100000所学校的5000万中学生提供一流教育，并对300万教职工进行适当培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我们关注全球教育时，这个问题只会更加严重。面对如此庞大的规模，根本不存在灵丹妙药或一蹴而就的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教育改革很难，但我们可以一次改革一个学校或一个学区。无论改革的角度如何，人们普遍认同教育是构建自由社会的奠基石。

我们信任如今的教育领导者，他们是世上最有活力的天才。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失败，因为学生堵上了他们的未来。受这个问题困扰的也不只是美国。国际安全、全球经济的成功以及全球社会的可持续性，有赖于我们未来成功的教育系统。

你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