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后的临终之所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独居的我的周围，也都是独居的朋友。近年送走的两个女性朋友也都是独居女性。她们两人一直是一个人生活的。所幸，两人都有很多朋友，朋友们陪着她们走到了最后（这个经历我之后再详细说明），但是她们最终还是在医院去世的。

目前，日本人大约有80%在医院临终，13%在家临终，5%在养老机构临终，其中在养老机构临终的比例逐年在增加（2010年）。虽说如此，日本人在医院临终的历史其实并不漫长。

日本人长期以来都是在榻榻米上离世的。在家临终与在医院临终的比例的逆转，是从1976年开始。在那之后，在医院离世如怒涛排壑，一发不可收。顺便提一句，在医院生孩子成为主流，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那之前，都是把接生婆接到家里来接生的。日本人把出生和死亡全权委托给医院的历史，尚不足半个世纪。

最近，在养老机构为老年人送终的情况日渐增多。我每次去养老机构做调查，都会询问对方关于临终的处理和遗体的安置问题，因为我觉得从太平间的位置和氛围就可以看出这个养老机构的生死观。如果太平间位于不起眼的阴暗角落里，灵车从后门出去……像这样的养老机构我是不会认同的。生前和死后不能从同一场所进出，着实令人心酸。此外，我也不能认同不让养老机构里其他与离世者共同生活过的同伴们看到其离世场景的做法。仿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死亡，死亡似乎是不可示人的。

某次我在韩国做调查时，问一所集体之家（group home）的负责人：“你们这里有送终的服务吗？”“有。”“那么太平间在哪里？”“我们没有太平间。”……咦？我很吃惊，随即又问道：“那么遗体会安置在何处呢？”对方的回答让我非常震惊。

“遗体都运到医院的太平间，然后请死者的家属过来领。”

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如果让老人在养老机构里临终，家人面子上会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演给亲戚看，向他们证明自己把老人送去医院救治了，直到最后自己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虽然这事发生在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却不能一笑置之。日本的养老机构以前也不是送终的地方。即使在特别养护老人院（以下简称“特养”）或集体之家，当入住者的病情恶化时，也是需要拨打119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

在某一收住重度认知症老年人的集体之家里，我问道：“你们如何送终呢？”对方回答说：“我们没有这项服务。”“那么有合作的医疗机构吗？”我又问道。“没有。”“嗯？那么如何处理呢？”我紧接着问。对方回答说每次都是拨打119叫救护车来，也就是说，要视当时的情况才能知道会被送到哪家医院。我听了之后目瞪口呆。

送终服务的确会增加养老机构的负担，还有些员工对此感到畏惧。老人照护保健设施（以下简称“老健”）要求医生和护士常驻，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地方，仅靠照护员是应付不过来的。然而，极其需要照护的人，正如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一样，总有一天会面临死亡。既然如此，那么不如让他们在自己一直生活的地方与这个世界告别，出于这个目的，“特养”和“老健”开始增设送终服务。为了鼓励该项服务，日本的照护保险为养老机构附加了“送终照护加算”这一额外的报酬。

养老机构目前已成为入住者最后的归宿。连原本以转向居家为目标的“老健”，也因入住时间变长而趋向“特养”。“特养”和“老健”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在接纳入住者的时候，会与其家属协商如何送终。

有两个选项：在入住者自己的房间送终，或者送去医院。现在选择后者的家属仍然占大多数，这是因为，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如果不把老人送去医院的话，家人在亲属面前会没有面子。

过去在偏远地区，或对穷人而言，医院是一种“奢侈品”。甚至有孝子会感叹：多希望在父母去世前带他们去医院看一次病啊。“在医院里直到最后尽了全力”本是家人的心愿，却最终变成了在亲属面前的面子问题，这使得选择在医院临终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与其说是当事人选择了在医院临终，倒不如说是家人的选择更合适。

在医院临终还有一种效果——把死亡从日常的场所中隐藏起来。不过也有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将死亡置于人们能看得见的日常场所里。爱知县西尾市的单元型“特养”——“千年村”，以全部房间皆为单间著称。在那里，老年人基本上10人以下为一组共同生活，他们居住的单间配置于厨房、食堂、起居室等共同生活空间的四周。在“千年村”，大门是开放的，灵车可以直接停放。与逝者生前有来往的入住者齐聚一堂，与其告别之后再一起把遗体送出去。如此，“千年村”特意打造了一个共同见证死亡及与死者告别的空间。据说齐聚在那里的老年人会从心底里感到安心：“自己以后也会这样被送走吧。”

在另外一个与入住者一起举行同样的告别仪式的养老机构里，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因重度认知症而认不出谁是谁的一位老人，在参加告别仪式时，在灵柩被运走前深深地对其鞠了一躬，并且口齿清晰地说道：“漫漫人生路，你辛苦了。”还有比这更棒的“告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