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是—差异与时间

追溯哲学史上的时间概念，学者的目光主要盯住两个方向：1．物理时间，即钟表指针标示出来的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尽管哲学家不是物理学家，但他们以物理学家的眼光分析时间概念：A．时间被当成一个对象化的概念。B．正在分析哲学概念的哲学家本人，似乎已经消失了。这里的A与B两种情形，隐藏得非常深，以至完全被忽视。A是逻辑意义上的，它遵守同一律，当某个哲学家在讨论时间概念，“什么是时间”已经被他定义好了。一旦完成这个定义，他不可以在后来的论述过程中自相矛盾。B的情形是指，当一个哲学家写哲学书时，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个体，这些“多余的”因素被过滤掉了，剩下的纯粹思想没有凹凸。这里所谓“凹凸”指任何思想都诞生于某个瞬间，它们在头脑中的清晰其实是假的，没经过证明。证明就是书写，尚不清晰的思想在笔下立刻变得清晰了，这里存在着单纯的想与书写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属于我所谓思想凹凸的一种形式，这种微小却是本质的差异，也被哲学史忽视了。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差异具有神秘性。按照笛卡尔的教导，哲学思想的真标准，是清楚明白。于是，“哲学思想”淘汰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哲学思想。传统哲学家自认为写出了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语言”，在这里笛卡尔又具有标杆式的意义，他们否定思想的“疯狂”或思想的凹凸。例如，任何科学真理“第一次”总是以不成熟的虚构方式在瞬间问世的，虚构和瞬间都是凹凸思想的表现形式，它们无中生有，中断了无数经验事实却与后者之间有着永远扯不清的唤醒关系。思想的凹凸就是思想的点线面，是思想的场景或气氛。2．心理时间。如果说对象化的时间概念属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么这个传统还有它的反面，也就是心理时间，它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他以拒绝回答“什么是时间”来提出时间问题，就是说时间并不存在于我自身之外，就像眼睛不能看见自己，故我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与我不知道我的眼睛的模样是同一种性质的问题，但我的眼睛发挥着视觉的作用，而我不必想着“什么是时间”却已经在时间之中。时间就像是一条河，而我自己就是这条河。在时间概念上，与奥古斯丁有渊源关系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家胡塞尔与柏格森，都属于20世纪，他们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心理时间更接近当代哲学的时间观念。

上述两个时间概念的关注方向，对象化的时间概念是外部的，哲学家是时间的旁观者，哲学家本人没有时间，就像他自己生活中的凹凸与他的思想没有关系，就像海德格尔说哲学家没有自传：“他出生，他思想，他死了”，仅此而已。于是，哲学家被认为是科学家。心理时间是纯粹内部的，尽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试图从医学角度对复杂的心理现象（无意识的流动即意识流——作为心理—生理现象的梦、各种精神狂躁症状等）做出解释，但他和他的学派所从事的工作，即试图寻求无意识的精神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努力无法像几何学那样成功。换句话说，我承认像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那样描述或者研究“心理时间”是科学的态度，甚至已经在科学之中了，但这门精神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或数学—几何学。精神科学的现代经典表达，来自胡塞尔，质言之，他坚持在搁置一切自然科学态度的情形下，描述心理事实本身，就已经意味着科学的哲学态度，我极为欣赏他的这个说法，现象学描述之彻底的无前提性，确实与从前的哲学划清了界限。我的观点是：纯粹精神的科学确实要如实描述“心理事实”，但这是一个有厚度的“心理事实”，它包含了上述“外”与“内”两个方面，才有我所谓凹凸的思想或凹凸的时间，单纯只朝向“外”的方向或者“内”的方向，在各自的方向想得越彻底，就越是自觉不自觉地否认悖谬现象：时间概念——凹凸的思想都是悖谬的，它将原本没有关联的物质与精神的因素创造性地连接起来，这片悖谬的时间—思想树叶几乎完全是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虽然它有自身的正面与反面，但这两个面之间没有毅然决然的界限，而且是杂交甚至是胡乱搭配起来的，因此它的两面之具体情形，是无法预知的。虽然它不同于自然界的树叶，却有自身的生命组织形式，当我说“悖谬”的时间或者思想，就是与一切机器式的、教条的、约定的思想及其规则区别开来。“悖谬”现象本身正在生成，就像瞬间本身永远无法被我们抓住，但我们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们说不出这个“什么”，却清晰地知道，我们这里所描述的瞬间或者“悖谬”不是巫术的神秘性，而属于科学自身的神秘性。就精神科学本身而言，两者之间的区分往往也是本质的，它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有厚度的或悖谬的时间概念，把概念解构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生命有机体，其中时刻在发生着死去活来现象，我这里借助了类比。只有在说不清楚的思想情形下，类比才登场亮相。有科学的类比与迷信的类比之分，如果相信植物黄色的叶子能治愈黄疸病，这属于迷信，但是将有厚度的或悖谬的时间概念类比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生命有机体，这属于科学，两者之间有着科学的相似性（就像解析几何发现了坐标图形与数学方程之间的本质对应），它超出了传统的哲学与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学科的生命科学。

上述这片悖谬的时间—思想树叶，就是时间的场景化，瞬间就是其中的点，这些有厚度的点与点之间（其中不存在纯粹的思想，生成厚度的思想含有物质性要素，它是如此这般的思想行为，我叫它物质的沉醉，就像从跳舞唱歌写作之中自然而然升华起来的思想）的连接就形成了立体的线与面，这些连接不是程序化或机器化的，而是跳跃性的随机唤醒关系，其中隐含着不可通约的个体生命有机体的遗传密码。

我把“时间的空间化”这个主题，还原为立体化的点、线、面所形成的场景化的时间。我的学理根据，在于唯有“当下”是真实的——这种时间哲学观立足于瞬间尤其是瞬间的悖谬性，这就是厚度，或者叫做纠缠、扭曲，它不透明，其中包含了性质完全相异的精神与物质因素，它不同于在传统的形式逻辑范围内给时间下一个定义，因为无论这个定义的内容是什么，它都相当于一个避免了自相矛盾的清晰通透的观念。这种性质的观念毫无厚度可言，它就像几何学家曾经坚信自己所讨论的三角形超越时空、绝对标准。几何学公理也没厚度，当几何学家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三角形，我们立刻进入“科学”的理解模式，知道它代表古今中外的一切三角形。传统形而上学的所谓“时间”概念，与这里三角形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我所谓没有“厚度”，是指这种思维方式是彻底平面化的，就像一张纸的表面一样平滑，只有在显微镜下，才会观察到纸张表面凹凸不平。因此，奠基于“瞬间”基础上的时间哲学，就是在“精神显微镜”下描述时间的凹凸。凹凸就是立体化，作为时间原始细胞的瞬间永远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一定是性质不同的瞬间之生命组织结构。立体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生命有机体：要从不同于时间的空间，分析和描述时间，而不是就时间自身谈论时间。这就像奥古斯丁不去直接回答什么是时间，他径直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虽然这些亲历的事件是发生在某种场合的“物质活动”，但哲学家视之为思想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奠基于“瞬间”基础上的时间哲学，也是场景化的哲学——它与记忆或普鲁斯特式的“追忆似水年华”相反，是通过现场正在发生着的“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场景描述过程。这里所谓“场景”是广义上的，决不仅仅包括回忆，而泛指一切以差异为根本特征的事实描述。“场景”不是“立场”而只是事实。传统哲学往往先假设（以独断方式出现的先验判断），然后寻找例子加以证明，这就陷入某种假证明，因为总能找到符合假设的例子。这种精心挑选过的例子最容易迷惑我们，使我们看不清这所谓“深刻性”其实严重依附于某种立场，而立场的正确与否，与我这里说的“事实描述”无关。

这就得重新发现海德格尔，他的代表作是《存在与时间》。他的时间哲学，得通过“存在”才能显现，就像我上述只有通过场景化的空间，才可能揭示时间的意义。但是，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却深奥无比的being究竟应该被理解为“是”自身的问题，还是“存在”呢？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歧，它涉及彻底相异的两条思路，因为“存在”是一个关于“什么”的观念，它导致以概念作为基础的知识论（所谓思辨辩证法，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立场。“什么”与“立场”之间眉来眼去，因为心有灵犀，两者原本就是一回事，却被掩盖起来了——它们在讨论“正确”与否的问题时，混淆了“是”与“存在”之间的界限。它们将事实混淆于“存在”而不是“是”自身。换句话说，当哲学家认为思想应该从“存在”（形而上学本体论）出发的时候，相当于是从一个现成的“立场”出发，却没有从事实出发，即没有实事求是。

所寻求的“是”在实事之中，在事实之中。为此，全部哲学的奥秘，在being自身之中——在于指出这个不可以先验地被理解为现成存在的“是”究竟是如何出场亮相的，这就是当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全部困难所在，因为它不是“现象”学，它永远隐藏起来，它拒绝我们有能力将它说出来。换句话说，后现代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分析某个概念或者词语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是将隐藏极深的、无法表达的being显现出来（这涉及图像哲学[1]）——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冒险，因为它极容易被误解，以为它会被还原为一种新型的本体论或者存在论，这种误解又回归到老套的哲学。

事实或者“是”不是存在，因为“存在”已经被理解过了，作为一种解释，它已经被完成，此后它只需要按照一种教条的或者机械的模式自动运转（例如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三大规律”，以“否定之否定”为例，这种公式化思维是机械的，它不但没有使人更智慧而是相反），它只有一次真正的出生，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要区分事实与“正确”，就像要区分说真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与说“正确的话”。哲学研究being自身，就相当于研究事实。至于“正确与否”，则划归为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由它们去争论，去解释。关于being的问题，事实的问题，也就是真，但这个真又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这里只有事实描述，而不是解释，“解释”不再归哲学管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传统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哲学家从事某种思想事实的研究，其首要条件，就是他已处于创造新事实的过程之中。就像奥古斯丁说的，当他不去想什么是时间时，他反而拥有了时间，因为他已经在时间之中了。奥古斯丁在这里开辟的思想方向，就是事实描述的方向。

场景化的哲学之学理依据，就在于它是“是”自身的问题。这又与海德格尔有关，他在being上面画上一个“叉”的符号，意味着不赞同用传统本体论的思路理解“是”。于是“是”自身不是一个“是者”。对此，学界通常说，海德格尔在这里显示了一种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本体论的差异”——这个表达容易引起误解，我认为他的哲学革命在于告别本体论，这里揭示的是关于“差异”自身的哲学，而“是”不再是一个形式逻辑问题、不是同一律或者同一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自身差异的问题、是一个“与”“和”或者关系的过渡问题，[2]即“是”是自身所不是的他者，这与在being上面画“叉”的行为是等值的。这里又是上述“实事求是”，也就是彻底返回精神的科学，它只揭示事实而不是在解释，并因此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与数学和逻辑学区别开来，但它并不排斥一种关于“是”的精神科学（或逻辑），它也说实证，但与非哲学态度下的“实证”，含义完全不同。

怎么在being上面画上一个“叉”的问题，就是问它是如何显现出来的。这个“如何”在胡塞尔现象学那里是意向性问题，我把它说成上述的“精神显微镜”式的问题。这里发生了真正的思想事件或者场景，其中的如此这般和如此那般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无法沟通、相互冲突或自相矛盾，就像我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显得不一致。又像我写书累了去听音乐，写书与听音乐之间毫无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任意的关系，因为它完全可以改成玩电子游戏。这里凸显以上的“如何”，其实就是消磨时间的方式。在每天不同的瞬间或者绵延过程中，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是我们以不同的媒介享有自己的时间。印刷符号和乐音是不同的媒介，分别诉诸视觉与听觉。如果是踢足球，那么则是全身的能力——我这里提到的日常生活或“形而下”，构成哲学的厚度，它像是精神显微镜下一张纸的凹凸表面，而决不仅仅看到纸面的光滑。这光滑就像是传统哲学的概念，它只讨论这样的概念，争论某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永远争论不出新哲学的，就像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讨论采取怎样的方法能在桌面上稳稳地竖立一只鸡蛋，讨论的前提就没有实事求是，这个“是”就是把鸡蛋底端敲碎了，它就可以竖起来不倒，但是这个碎的事实，表明它搁置了“旧游戏规则”，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是搁置而是解构，搁置只是不理睬，但解构没有不理睬，手里还得用这只鸡蛋，但是摆弄它的方法改变了：竖立起来是从它被敲碎的时刻开始的，这暗示时间哲学的真谛，就是生活永远从当下开始，生活以中断的方式延续着，思想亦然。传统哲学不屑于讨论我这里所说的鸡蛋问题，或者偶尔提及也仅仅将它视为例子（例如“否定之否定”的例子），但是在我看来，就像文学不存在所谓“重大题材”，因为普鲁斯特那样辗转反侧的失眠或者闭着眼睛熬夜也可以长篇大论细致描写，并且写成了文学经典。同样道理，哲学就存在于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痕迹之中，它唤醒事实并从中创造出新的事实，随之也改变着我们观察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并改变了人的本性。

时间场景的哲学，就是日常生活痕迹之中的哲学，它可能就存在于尚没有被磨平头像的硬币之中，而传统哲学所讨论的概念之定义或者含义，就相当于已经没有了头像的硬币，它不再是硬币而只是纯粹的概念了。在being上面画上一个“叉”的问题，就是恢复硬币上的头像问题，这叫远离了“白色的神话”（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中认为，形而上学就像是抹去了头像的硬币，或者蘸着白墨水写的书，是“白色的神话”）的事实——实事求是。

场景化的时间哲学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唯有当下是最真实的，那么一切思想都是现场正在发生着的思想——这个事实就相当于一种新历史观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在我们现在看来”的历史事实）。“正在发生”就是一切，它的才华或者笨拙，都无法掩饰，它对于“是否在正确发生”的疑问不予理睬，它把旁观者姿态的判断消解为正在思想—感受者的感受。由于这里对“已经存在”的搁置态度，那么必有新的思想发生，它是发现更是发明，这就使得一切思想都是令人震惊的思想，是思想事件。

当然，如果把西方哲学的奠基石being一概翻译成“是”，在汉语句子里会无法理解（比如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成了“我思故我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成为《是与时间》）。事实上，就像我们日常说话在使用同一个词语或者概念时，其实时而采取“引用”或者“提到”的态度（即我们关注的焦点只是去理解词义，但置身事外），时而采取“使用”或者“消费”的态度（返回“是”自身的态度，就是沉浸其中的态度，我就在时间之中，一本以时间作为对象讨论的书，不如《忏悔录》更是关于“时间”哲学的书）。

因此，being是无法一“是”到底的，历史上同一个哲学家使用这个具有哲学意味的系动词造句时，其实是忽而“是”忽而“存在”的。但是，这种混淆本身或者态度不清晰，使我们无法洞察到——在彻底搁置了“存在”之后，对“是”自身所做的探讨，会起到上述打破蛋壳将鸡蛋竖立起来的哲学效果，它开辟了一种新型哲学，这就是现象学，它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这个“是”自身什么都不是（因为一旦“是”变异为“什么”就掉入传统本体论的思想陷阱），却成为现象学的“返回事物自身”的最重要思路。这个命题颇为晦涩，从字面上几乎无法与“返回‘是’自身”联系起来，难就难在这里。

因此，在人们通常理解的“翻译”之外，还另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翻译，它其实就是创造性哲学的思考方式。例如，上述的“这个 ‘是’自身什么都不是”= 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即彻底“无前提”的哲学态度。相比之下，传统本体论却是有别于哲学态度的自然态度了。现象学的难点，就在于我们无从对“是”自身做哲学描述，史无前例，没有参照系，因为我们不可以用“什么”及其相应的定义和推理去描述“是”。换句话说，“是”自身永远处于隐蔽或者无法亮相状态，否则就像那个著名的“薛定谔之猫”，一旦亮相，就非死即活，有了选择或者答案，哲学或者量子力学，就在此处终结了。

后现代哲学最重要的学理依据，就在于“是”自身的哲学问题——在这里，当我们说到“是”，已经意味着差异，但不是黑格尔那种附属于“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不是善与恶、主与奴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差异。无论胡塞尔是否同意（他可能不大同意），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舍斯托夫、海德格尔、萨特、加缪、勒维纳斯、德勒兹、德里达都在讨论这个“核心”问题，尽管表现形式差异极大。其中也包括弗洛伊德，但要单独说，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心理医生，这就更有哲学—医学应用价值，他从研究“无意识”（作为一个丰富无比的精神储藏处，它随时准备开拔到清醒的战场）出发，丰富了“是”自身的哲学问题，至于他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当我们像以上提到的哲学家们那样彻底返回“是”自身，进行深入描述、分析、判断的时候，就已经同时是在阐释一种新型的时间哲学，因为我们永远在“是”之中、在差异之中，也就是在时间之中了。思想和生命都在“是”中，即处于生成状态之中，这并不晦涩，就像有才华的讲课就在学生面前当场运思、换成写作就是“随写随明白”的过程，就像新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诞生、成熟、衰老、死亡，但不是机械论的。沉浸于当下的思与写，是用我们全身心的性灵，就像呼吸，有沉稳、有兴奋、也有喘不过气的时候。由于现象学搁置了“什么”，现场发生的总是新的，至于何种方式下的新，并不重要。这里强调新，并非排斥古旧，而是强调生命自身就是新的，否则就是死亡。也就是说，当我强调新，并非是一种立场或者解释，而是实事求是，返回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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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参见尚杰《图像暨影像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这方面的详尽论述，请参见 [德] 马丁-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