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志不在年高

立达学园老师袁绍先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投身进步运动，相继加入辛亥革命退伍军人社、宝华实业总会、五族少年保国会等进步组织，与北洋军阀作斗争。1919年冬，湖南学生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率代表团赴北京开展“驱张”宣传活动，袁绍先托人奉送3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终将张逆赶出湖南。[2]

1925年，袁绍先在上海与夏丏尊、陈之佛、匡互生、丰子恺[3]等人组织立达学会，并创立了学会的实体立达中学，后改称立达学园，旨在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以达到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之目的，将保存在长沙健康书社和湖南印书馆的2500余册珍稀书刊相赠。[4]匡互生认为，教育要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取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出教育者的责任在于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以自然发育，故将学校称为“立达学园”。[5]参与创办立达学园的同人以及先后在校任教的教师有：匡互生、朱光潜（朱孟实）、李尧棠（巴金）、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方光焘、刘淑琴、夏衍、陈望道、陶元庆、黄涵秋、丁衍镛、许杰、周为群、陶载良、夏承法、裘梦痕、陈范予、陈友生、李式相、孙怒潮、章克标等，他们都是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有的老师还印发过普鲁东的照片，在学生中散布过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的学生受到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6]立达学园既具规模，匡互生倡议创建“立达学会”。参加的除创办立达学园的同人以外，还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刘大白、周予同等。立达学会出版刊物《一般》，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立达不称中学而名学园，源于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academy，柏拉图讲学重在研讨，强调身教力行。取名学园恰能体现出匡互生和其他创办人的教育理想。匡互生认为学校的使命，应该是培养具有远大理想的优秀品质的人才。立达学园不设校长，没有任何校规，实施人格感化教育，引导青年主动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自觉地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匡互生在学校开设一门课程“实践道德”，亲自讲授做人的道理。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几乎成了学生们人手一册的课外读物。当时，有人说立达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学园里面洋溢着团结友好的气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男女之间，亲密无间。[7]

匡互生认为知识是最重要的，但授予知识并不是学校唯一的重要使命。教育倘若只偏重于传授知识，结果恐怕还是危险多；若使学生能够树立远见，养成优良的品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教育的功能也就不差了。立达学生在校期间，一般都能主动勤奋好学，阅读课内课外书籍，思考各种问题，探讨人生真谛；演讲会、辩论会、编写壁报等活动频繁，学生思想活跃，而学业成绩并不差，先后考入国内各著名大学的为数不少。[8]许多学生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分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如黄源、梁灵光、康乃尔、李冰洁、刘烈人、陶炜等。在新中国成立前，立达学生因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迫害的有张良云、傅厉时（女）、曹仁标等。

袁殊在立达学园初中部读书时便参加无政府主义学生团体——“黑色青年”，其基本思想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又译为安那其主义，其主张包含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的内容，提倡个人自由，反对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自助，关注个体自由与平等。[9]

立达学园本身就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校。学校展室中存有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的手写明信片。[10]克鲁泡特金实际上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主张一切财物归公有，主张没有权威的、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社会。袁殊在苦难的生活中挣扎着，已经对阶级等级的差异产生了愤愤不平。很显然，克鲁泡特金的政治主张对袁殊有巨大吸引力。

立达学园倡导教职员与学生之间情同父子兄弟，亲爱互助，依照的是克鲁泡特金“生物的相互扶助是人类的本性”的主张，匡互生本人也身体力行地贯彻人格感化和人道主义的教育方针。有一次立达学园抓住了一个小偷，匡互生对小偷晓之以理地教育一番后就把他放掉了，并没有报案或施惩罚。由此可知，学校对确有难处的学生是谅解的。以后，立达在南翔设农场，师生均要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学生或可不交饭费，但总要买些书笔纸张之类。母亲每月只给袁殊几个铜板作为星期天从学校回家的车费，袁殊宁肯每次回家往返步行许久省下钱来买纸笔。他的衣衫破破烂烂，根本买不起学生长衫。曾龙好奇地问袁殊：“你这么穷困、身材又矮，是不是同学看不起你?”袁殊答道：“不，在当时的立达学园只要你能真心为大家办事，就会受到同学的尊敬和爱戴。”[11]

袁殊上学时成绩平平，但对文史科目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广泛阅读了许多文史书籍。

有一天，袁殊与舍友黄其启[12]创办《窗报》，在宿舍玻璃上不定期地写写“报纸新闻”，内容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杂闻和评论。为获得新闻信息，两人主动结识复旦大学的学生。《窗报》一时办得有声有色，甚至吸引立达学园的教职工前来阅读，袁殊为此获得“报馆先生”的雅号。[13]

此时的袁殊显示出较强社会活动力的端倪。1925年，14岁的袁殊积极地投入上海五卅运动，与立达学园其他学生一道，参加沪市“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目睹了流血场面，袁殊自称：当时他“一点都不感到害怕，精神处于亢奋状态”。[14]在此过程中，袁殊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大厦大学的邵华（邵子英）[15]和刘真如[16]等。1924年，邵子英转入大夏大学教育科学习。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邵积极投入学生爱国运动，与周起应（即周扬）等支援上海工人，作为上海学生运动骨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安徽时，北洋军阀王普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7军，王普任军长。时年26岁的邵子英更名邵华，任第27军政治部主任。[17]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着手准备北伐。国民党在地方的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国民党中央驻沪办事处机关（位于上海环龙路44号）工作的袁晓岚在上海选拔青年到黄埔军校去学习。因袁殊年纪小，袁晓岚只推荐了贾伯涛。

1926年，袁殊离开立达学园，步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