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这里的“天下”，即全国、全世界。“大同”，是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其基本特征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世界大同”的状态与西方的乌托邦、现代共产主义、地球村等思想极为相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大同思想的雏形初具于商和西周时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历来为儒家所推崇。但是，在夏、商、周时期，同样有桀、纣、厉王和幽王的残暴统治。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兼并，劳动人民在严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于水火之中，最终引发了公元前841年大规模的“国人暴动”。正如《礼运》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怀念人人自食其力、没有剥削和奴役、自由自在的生活，产生了对一个没有阶级矛盾的“大同”社会的憧憬和向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诗经》中，劳动者已经把反对剥削、向往平等劳动的大同思想的基本原则勾勒出来。此后，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

道家的社会理想即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这种小国里，人口稀少，内无争夺，外无战伐，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互无往来，居民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依靠简单而又原始的生产劳作过着无知无欲、幸福、宁静的生活。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生产力低下、封闭落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和创新，不使用先进的工具，没有武器兵甲，没有文字，甚至没有交换，“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使社会倒退到野蛮时代的原始社会去，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农家追求“并耕而食”的理想社会。《孟子·滕文公上》记许行的话：“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农家认为，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农家的这种理想，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诉求。

墨家追求“兼爱”“尚同”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不分亲疏、“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在墨子看来，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人“亏人自利”，平治天下就必须使人“兼相爱，交相利”，即“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主张人人劳动，“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墨家主张“非攻”，大国小国都应平等，不应互相杀戮。他们认为，残酷的战争是社会大乱的根源之一，只有“天下之人皆相爱”，才能出现“太平盛世”。墨子止楚攻宋，就是一例。墨翟提倡的兼爱思想，不是只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而是主张不分阶级和等级、不分亲疏和国别。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期盼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能够彼此依赖、相互扶持、守望相助。

儒家的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大同》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了自己；老弱病残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民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大同思想，主要主张包括：一、反对剥削和压迫，这是大同思想最直接的出发点。在道家看来，统治阶级的重税、奴役和奢侈是造成民贫国乱的根本原因。《老子》把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周礼看作社会祸乱的总根源，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提出了反对“厉民以自养”的口号，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深切痛恨。二、财产公有，这是大同思想最基本的原则。治理好天下的关键就在于“使民无私”。财产公有、天下一家、有衣同穿、有饭同食，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社会画卷。三、人人劳动。墨家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表达了人人参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强烈愿望。四、平均分配消费品。孔子在听说鲁国的季康子要伐颛臾时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等贵贱、均贫富的绝对平均主义理念，在中国流传已久。五、合理分工，选贤与能，人尽其才。“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重在“尚贤”。杂家认为，只有贤者才可做君主，贤者大公无私，唯才是举。尧舜为贤者之榜样。“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六、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孔子认为，好的社会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墨子则提倡“兼相爱，交相利”。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大同”思想演化为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太平”世界思想。陈胜、吴广起义中，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的思想。农民领袖张角传布的“太平道”道教，堪为“太平”幻想的典范。所谓“太平”，就是“均”等的劳动、平等的享受这一最高法则，表达了对美好社会的一种强烈的空想。东晋诗人陶渊明刻画了一幅与世隔绝的人间乐土——桃花源，这里风景优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在田间耕作，“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嵇康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君道自然”的“至德之世”，人们“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百姓的生活呈现出一幅安详、和谐的景象。阮籍则描绘了“太初”理想社会，无君无臣，无等级贵贱之分，更不存在现实社会的欺压凌辱、尔虞我诈，安乐自在。唐末王仙芝起义、宋初王小波起义、南宋钟相起义等都提出“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要废除受田各有等级和直接支配劳动力等封建特权，以消灭贫富不均现象。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制社会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对土地的现实要求，提出“耕者有其田”“不纳税、不交粮”。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农民阶级提出了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土地纲领，想象出一个“天下一家”“人人不受私”的新世界。太平天国运动中，《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19世纪末，康有为写《大同书》，针对产生世间诸苦的九重障碍，提出要破除九界，意思是要打破国家界限，铲除阶级束缚，沟通民族感情，去掉男女界限，消灭家庭痛苦，消除生产不均，取消地方界限，实现人已同权、万物一体、没有痛苦、人人幸福的极乐世界。他还把《公羊》三世之义和《礼运》“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详述了所谓依次递进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和绝对自由的尽善尽美的社会。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孙中山受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和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倡导民生主义，提出了一套改造中国的主观社会主义方案。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把民生主义归结为两项基本内容，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节制资本”，就是“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并试图用所得税的办法来节制资本。这些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认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在新时代正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