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米约高架桥

米约，法国

2004年

出于各种各样的缘故，建筑往往被当成一种艺术，有些时候甚至被视为精英的禁脔。建筑的书刊乐于自我定位给那些懂行的人、建筑鉴赏家阅读。然而，流芳百世的建筑杰作，其实是那些辗转经历种种用途的房屋或者构筑物。诚然有为大人物保留的贝阙珠宫，这些房子往往象征着权力或者精神世界。然而，更多能被留存保护下来的建筑，是对大众颇具影响的建筑，因此，建筑精英主义完全是谬论。这本书里发表的建筑，大部分是被成千上万乃至百万级的人使用过的公共建筑。只有少数住宅，因为曾作为统治者的居所被使用而别具含义，从而亦被录入。教堂与清真寺、庙宇和高塔在其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们象征着信仰与权力，代表着世俗抑或宗教。

建筑学，就本书而言，它超越了房屋，既包括莫斯科的红场这类出色的公共空间，也包括从中国的长城到法国的米约高架桥那样标志工程学胜利的作品。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或者说，从一些哥特风格的作品开始，构筑物的设计师才渐渐留下名字，被后世记住。早期的建筑物，无疑也是一个人或者更多人想出来的方案，哥特大教堂往往需要几个世纪建造，个体的表现就此被融入团体的成就。但随着阿尔贝蒂、布鲁内莱斯基、米开朗琪罗这些人物的涌现，建筑师被奉为“天才”，哪怕像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1]（后简称圣家堂）这般宏大的教堂，如今也是因为其设计者而闻名，即便这座19世纪的庞然大物至今仍完工无期。北京紫禁城的访客自然不会打听这座建筑的建筑师是谁，因为，显而易见，是一代又一代统治者依照自己的需求或者意愿，增补减削，打造了这座华美的皇宫。凡尔赛宫当然亦是如此。

因此，建筑保护与修复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概念。保存历史痕迹的想法往往与当权者的意愿相违背。因此，天主教大教堂常常建在罗马神庙遗址上，好似要表明对过往了无兴趣。伟大的建筑的用途会随时光流转而改变，哪怕这种改变是以抹杀旧时代的成就为代价。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国王和民选的统治者们多次改造卢浮宫，正是这丰富的历史层次，让这座宫殿成为国家的心脏。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至2012年，全世界共有745处文化遗址被教科文组织列入值得保护的名录。本书中的许多建筑都被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这无疑是一个宝贵的资讯源，确实也保护了可能被都市发展清除的历史遗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更表明，人们对老建筑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扭转。过去，构筑物是保留还是改造只取决于它的实用价值。如今，建筑只要撑到了现代，不管状态如何都会被保留，尽管多数不会被重建、修缮或升级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旧时重要的建筑进入了它们的博物馆阶段，络绎不绝的游客借此憧憬着另一历史时空下的罗马、北京的辉煌。这种向博物馆阶段的过渡，显然是一种基于如今便利的世界旅行的社会学现象。它也是事物设计和构建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工人们没法再独自雕刻石头、建造飞扶壁，想来也唯有教堂这类建筑仍有可能需要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施工时间。时代变了，我们看待老建筑的方式也发展了。

最后，在过去，有权有势的统治者或者教会领袖，几乎可以独断专行地决定一栋宏伟的建筑是建还是拆，而今天，民主、资本与国际机构，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有其话语权。降低成本成了建筑学的主题，这当然不是打造传世经典的最好办法。过去几个世纪的建筑，有时被看作国家光荣历史延续的证明，如今宛如明信片一样处于休眠状态，这意味着某些重要的建筑物再也不会生机勃勃。

本书精挑细选了50个案例——从公元之初直至当下——最重要的观察或许是：它们中每一个都充满活力。这些建筑案例远非令人好奇却无法亲近的艺术品，而是我们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场所；不仅是美学与文化，还是政治、宗教和历史的熔炉。因此，伟大的建筑绝非个别精英的专属，它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的明证。

本书尽可能按照建筑物的竣工日期排列。当然，许多建筑物，尤其古老的那些，因为曾有过多种不同的功能和形态，所以无法回溯得那么精准。这正是古建筑修复的难中之难。我们应该复原哪座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1638—1715）那一版，还是与之完全不同的路易·菲利普（1773—1850）那一版？

大教堂，清真寺，博物馆，庙宇

圣索菲亚大教堂（伊斯坦布尔，土耳其；537）是第一座拥有不同化身的单体建筑的确凿范例。它曾是东正教的大教堂、天主教的大教堂、帝国的清真寺，最后，从1935年起它成为博物馆。527—565年，在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命令下，在两座更早的教堂遗址上，人们建造了这座巴西利卡[2]。537年12月27日，皇帝与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俄狄喀乌斯共同主持了落成典礼。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圣索菲亚还包含着比它更古老的建筑元素，譬如建设过程中依照皇帝命令从巴勒贝克买来的八根科林斯柱。高悬在圣索菲亚上的穹顶，内高55.6米，成为此后众多教堂、清真寺、政府建筑沿袭的建筑符号。穹顶被视为象征天堂的符号，甚至象征着人类的头盖骨，喻言生命的可能。

象征天堂的穹顶在远东似乎并非如此重要。东大寺（奈良，日本；752）是佛教的一大古迹。在奈良，信仰之“重”与作为日本短暂首都之“要”都体现在寺庙的建设中。比如东大寺，佛像被安置在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中，高15米的大佛于752年落成。火灾和地震，一回又一回，毁坏了寺庙组团，多数又应需重建起来。除了供奉佛像的正殿，如今东大寺还包括其他7座并列为日本国宝的构筑物。这所建筑和奈良风情，象征着将一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非凡的信念。东大寺是日本所有其他佛寺的总寺，至今仍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圣家堂

巴萨罗那，西班牙

1883年

圣索菲亚大教堂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537年

东大寺

奈良，日本

8世纪

沙特尔大教堂

沙特尔，法国

1193—1250年

吴哥窟

暹粒，柬埔寨

1150年

沙特尔大教堂始建于1145年，并于1194年的大火之后重建。1260年，法王路易九世出席了大教堂的落成祝圣仪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叹沙特尔大教堂是“法国哥特艺术的巅峰”，沙特尔大教堂在基督教的地位类似东大寺之于日本佛教，是文化与文明真正的中心。沙特尔位于巴黎80千米开外，早在3世纪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区。12世纪前，与如今同一位置，至少曾经建过四座教堂。这一种次第重建，或是因为火灾，或者仅仅是想要打造更大更好的教堂，是许多重要的基督教圣地的特点。数个世纪以降，这些特定场所被视为建立传教场所的祥瑞之地。凭着飞扶壁等结构设计，沙特尔教堂让巨大得超乎寻常的玻璃彩窗设计得以实现。其中三扇硕大的圆形“玫瑰”花窗，分别描绘了“最后的审判”（西侧）、“圣母”（北侧）和“基督”（南侧）。宏大的中殿让人联想起史前的森林，建筑重现了比记录在案的时间更古老的意境。回溯史前，展望当下，一座沙特尔这样的丰碑穿越时间，将人类与他们的文化联结起来。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与欧洲乃至大部分西方世界的信仰活生生的联系。

柬埔寨及阿富汗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在国旗上印有房屋的国家。阿富汗的国旗中央，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清真寺，象征着信仰。而柬埔寨国旗上的纪念建筑，则是吴哥窟（暹粒，柬埔寨；1150）。吴哥窟是吴哥地区上千寺庙中的一所，供奉毗湿奴，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它的建筑形态象征着印度教的宇宙观。法国探险家亨利·穆霍特（1826—1861）将世界的注意力聚焦到废弃已久的吴哥建筑群落。他写道：“某位古代的‘米开朗琪罗’所建造的这些庙宇中的任何一座，都足以媲美所罗门的神庙，比肩我们的最美的建筑。它比希腊或者罗马留给我们的一切都更为宏伟。”高棉“米开朗琪罗”的真实姓名不为人知，吴哥窟也不可能仅按照某一个人的设计建造的。它不仅是人世间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它的建造者所理解的宇宙，关于吴哥窟形态和雕塑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发表了的文章，穿过外墙我们就可以感知它的宏伟。信众把此间打造成圣地。吴哥窟的“建筑师”和所有来祈祷的虔诚的人们，营造了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柬埔寨这个国家的精神，它的历史和骄傲，展现在国旗上，在吴哥窟的塔式造型里。

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通常城市广场就其本身而言，不算建筑作品，然而，成功的公共空间能够加权周边的建筑的重要性，自身也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个别由建筑师或者规划师专诚设计的广场案例——大家自然而然想到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1957年设计的巴西利亚的“飞行员平面”。城市的纪念轴（Eixo Monumental）是奔流在政府建筑之间的绿色主轴线，既是很棒的公共空间，也是必要的城市设计元素。1791年，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设计的华盛顿特区总体规划可以说是科斯塔的绿色主轴线的先驱。

田野广场（锡耶纳，意大利；1280—1350）是托斯卡纳地区锡耶纳城历史中心的主要公共空间。这座贝壳般的半圆广场非比寻常，地势较低的一侧是建造于1297—1308年的市政厅；地势较高的一侧是一系列等高的私家宫殿（王宫）。13世纪以前，广场所在区域被邻近几个镇子用作集市。在统治着锡耶纳的九人议会的主持下，广场在1327—1349年铺设了地面。田野广场的和谐美观，除依靠建筑师的协调把控之外，更因为它周围的建筑都遵循着一套严格控制广场周边建筑高度和风格的规范。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前的红场，是遵照伊凡三世公（1440—1505）的命令建造的。距离克里姆林宫234米范围之内的建筑被清除一空。奉恐怖的伊凡（1530—1584）之命建造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则位于广场另一端。俄罗斯首都的主要街道都从这座广场发散开去，凸显了它的象征意义，近代（包括苏联时期）在此举行的众多官方的典礼都印证了这一点。红场是世上最著名的公共空间之一，它的历史，无论古代还是当下，同那些随着时光不断变化的建筑（包括一座被拆除后以现代风格重建的教堂），犹如俄罗斯的缩影。红场，这沙皇的造物，一座宏大的广场，暴君们年复一年、或多或少在这里招摇显摆。鉴于它的历史地位，这座广场受到了俄罗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一位位建筑师为红场贡献了各个局部设计，然而广场作为一个整体，超越了个体的构想表达，成为国家的核心象征。跨越数个世纪之后，红场或许可以看成集体创作的建筑设计。或者就取它根本的含义，一个民族与其历史的表述。伟大的建筑超越了石材、装饰，重大的事件在此上演，思想由此形成。

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广场（1546）位于卡比托利山（国会山）上。自打有罗马，就有人在此居住并兴建建筑。广场建在几座神庙的原址上，其中一座供奉着朱庇特。随着时光流逝，中世纪市政厅所在的广场风光不再。朝着古罗马广场一面，殿堂破破烂烂。教皇保罗三世（1468—1549）借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来访，下令重修广场。重新设计的广场面朝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赋予这个倾斜的梯形空间无可争辩的恢宏气势。他还设计或者重新设计了广场周边一些主要建筑，其中包括在1564年他逝世后才建成的新宫。当罗马还是“世界中心”的时候，这里曾是朱庇特神庙所在，卡比托利欧广场决意对标caput mundi（拉丁文，head of the world），或“世界之首”。米开朗琪罗设计的椭圆形，或者更精确地说，铺装成蛋形的广场，朝向圣彼得大教堂的马库斯·奥勒留骑马雕像（寓意对标古罗马的第一任信奉基督教的领袖君士坦丁大帝），都充满象征意义。米开朗琪罗寻求轴对称的设计手法，清楚地表明了，在某种意义上，新的世界——基督教国家从此开始。

权力的核心，胜利的标志

不过，世界似乎有许多个中心，因为在遥远的东方，建于15世纪（1407—1420）的北京紫禁城才是中国皇帝统治“普天之下”的权力场所。

田野广场

锡耶纳，意大利

1280—1350年

红场

莫斯科，俄罗斯

17世纪

卡比托利欧广场

罗马，意大利

16世纪

紫禁城

北京，中国

1420年

中国长城

3—17世纪

坦比哀多

罗马，意大利

1510年

这组轴对称的建筑群占地0.72平方千米。面朝世界第三大城市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位于广场之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在不少于九百八十座建筑，将近一万间房间的建筑群里，先后有二十四位皇帝君临天下。1925年，紫禁城被改为故宫博物院，这组建筑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宫殿建筑范本。紫禁城是在统治者命令下，集体创作的另一个建筑案例。只有在相对短期内动员大量的工人，才可能完成这样的建筑奇迹。

中国的长城（公元前220—1644）是一个前后耗时一千八百余年的军事或者说是防御工事的案例。长城全长约20,000千米，是迄今最长的人工构筑物。它的风格和材料必然随时间而变化，但贯穿始终的目的和基本形态使得它有别于其他任何建筑作品。大家可能会留意到，直到1605年，西方世界的第一道“长城”出现之前，欧洲国家一直自认为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势力和文明的源泉。但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统治时期，中国的长城就已经从渤海到敦煌，绵延约6000千米，古老的帝国取得了罗马帝国都无法企及的成就。哪怕是《马可·波罗游记》这种书，也未曾提及长城的逸闻，所以，直到近代，欧洲基本上对东方文明的成就一无所知。

因为大量流芳后世的个人艺术家与天才创作者的涌现，意大利文艺复兴理所当然地成为建筑史转折点的标志。1502年，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受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丽莎白委托，在蒙托里奥（罗马，意大利；1502—1510）的圣彼得教堂的修道院里，建造了一座小小的礼拜堂建筑“坦比哀多”（Tempietto）。这里被认定是圣彼得被钉上十字架殉难的场所。围绕中心规划的圆形坦比哀多寄寓罗马帝国时早期基督教殉道者，是一座纪念殉难者、追思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堂。坦比哀多采用的几何比例与当时探究古代艺术与建筑的思潮有关。大约在1490年，达·芬奇创作了著名的“在圈圈里的人”的画作，他用意大利文在上面写下了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对男性肢体的均衡比例的看法：舒展的四肢，正好触及内切圆形的正方形，形成完美的几何比例。更准确地说，维特鲁威写道：“没有对称性与比例，就没有神庙规范的平面。也就是说，它必须符合人体四肢的精妙比例。”可能在1504年，布拉曼特在罗马遇见了达·芬奇，所以小小的坦比哀多表达了一种回溯过去、展望当下的思想。坦比哀多几何式的简洁，尽管缺了点儿哲学渊源，却是所有现代建筑的标志。

从布拉曼特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安德烈·帕拉迪奥（Ardrea Palladio，1508—1580）之间，人们可以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帕拉迪奥在他的《建筑四书》（1570）中写道：“从古至今，布拉曼特可谓发掘美好建筑的第一人，我认为他的作品值得与古代建筑相提并论。”他自己设计的阿尔梅里科·卡普拉别墅，又称圆厅别墅（维琴察，意大利；1571），这个建筑是对称结构，正中有一座大穹顶的圆厅，外接四侧都是爱奥尼柱式门廊的房子的正方形场地。可见，无论是古代的神庙还是坦比哀多这样的基督教殿堂，神殿与这座民用建筑在如何获取灵感这件事上显然异曲同工。这具有重要意义，这代表着更具象征意义的“公共”纪念性建筑的理念传入私家领域。正如建筑师的名字逐渐作为个人被记住，同时，私家客户也开始渴求以往只保留给统治者和主教们的“不朽”。事实上，这座私家别墅的中央穹顶直到1606年才由建筑师文森佐·斯卡莫齐效仿罗马的万神庙设计、建造完成。即便是伟大的帕拉迪奥的作品，其建筑作品的特征也可能是由其他人设计的。这种情况在经典的建筑中比比皆是。创造杰作的不止一位设计师。

无穷万象

建筑专家可能犹豫是否要将园林列入一本关于建筑物的书里。然而品评建筑杰出性的真正方法之一是衡量它如何利用空间，或者说它是如何创造一个可以被使用并维护几个世纪的空间。龙安寺的园林（京都，日本；约1500）是一个采用枯山水，或者说日本干式景观的花园（也叫作“枯萎的景观”）。也就是说，与大部分园林不同，它仅由矿物元素组成。此园由耙过的砾石和十五块铺满苔藓的石头组成。从任何角度望去，乍一眼，只能看见其中十四块。据说只有开悟的人才可以看到第十五块石头。这是由佛教禅宗而来的理念，也是让这个地方变得出凡入圣的一种表现手法。龙安寺的园林仅作观赏，不予穿行。人们只能坐在寺庙一道道长长的、打磨光滑的木条板上冥想它的形态。精心布局的石块展现了生命的永恒与其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园林也可以被看作存在乃至宇宙的隐喻。如果建筑也能够开悟，该是什么模样？当然就像这座园子一般。

凡尔赛宫（凡尔赛，法国；约1670）可以说与龙安寺截然相反。不说穷奢极侈，至少显摆了法兰西引以为豪的光荣显耀。宫廷不仅是威权与法国君主制文化〔尤其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秀场，更承担着政治目的——迫使桀骜不驯的贵族们聚集在国王身边，而非在别处密谋叛乱。如今的凡尔赛宫占地67,000平方米，有超过2300间房间。由当时最为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艺术家、家具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齐心协力打造的凡尔赛宫，体现的远远不只是大师们的个人能力，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例如景观建筑师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Xlôtre，1613—1700）创造的一处恢宏景观，它是凡尔赛宫各个花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元素。奇怪的是，凡尔赛宫室内金碧辉煌，花园却可以看成是种极简主义的表达，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某种“大地艺术”。勒·诺特尔真正的艺术在于他有一种能力，用大地、水体和天空来创造一种穿透地平线的权力意象，仿佛真正的权力在于对空间，而非政治或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结论显而易见，勒·诺特尔设计的元素还在，法兰西的国王们早已在分崩离析中灰飞烟灭。

时间的评判

有时一件建筑作品的重要性要很久之后，依靠观者的洞察力才能逐渐显露。桂离宫（京都，日本；1620—1663）就是这样一个案例。1933年，当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1880—1938）应日本国际建筑协会邀请到访日本的时候，桂离宫已经完全荒废。它被无视的程度以致陶特在1935年11月4日写下：“我可以自称是桂离宫的‘发现者’。”先是陶特，然后是勒·柯布西耶和格罗皮乌斯，他们都深深沉迷于桂离宫的“现代性”。他们认为桂离宫不假修饰的正交结构和模块化空间与当时的现代主义不谋而合，甚至认定桂离宫是现代性的“历史”范例。现代主义者只看他们想在桂离宫中看到的——类蒙德里安式简约的某些设计——然而不太在意它质朴的一面，或者说，他们不关注桂离宫房屋与花园里方方面面的“复杂与矛盾”。刚开始，日本的批评家和建筑师深受陶特的影响，但近来，他们各自展开了对桂离宫的分析。矶崎新描绘了这座宫殿模棱两可的基调。正如他所说的，“我从来都不能够以现代主义者那样的视角看待桂离宫。他们选择桂离宫中他们想要的，它的透明、它功能主导的空间。而我将它看成一个了不起的混合体，极度模棱两可。我认为它的演变源于巧合与设计的暧昧”。显而易见，桂离宫是一座世俗的杰作，一件建筑、园林或者装饰艺术的联合体。一如绝大多数杰作，不同的访客对桂离宫有着不同的解读或认知。但它仍是日本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普世文化的表现形式。长期只为日本贵族使用的桂离宫不像其他伟大的建筑那样，通过在时间的长河里以高强度地被使用来确立地位。它本质上就是一座私家建筑和园林，直至落成四个世纪以后，方被世人领悟到它的完善与美妙。

圆厅别墅

维琴察，意大利

1571年

龙安寺

京都，日本

16世纪

镜厅，凡尔赛宫

凡尔赛，法国

17世纪

桂离宫

京都，日本

17世纪

泰姬陵

阿格拉，印度

1648年

荣军院

巴黎，法国

1674年

许多杰作可以看成信仰的代表，甚至某种意义上宇宙的模型。在这一点上，建筑作品与其他艺术形式在其最高境界上有着根本的相似。这些伟大的作品往往模棱两可，但的确暗示着一个更高秩序的存在，或许与世界的现实紧密相连。泰姬陵（阿格拉，北方邦，印度；1648）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的花园清楚地象征着天堂的四条河流。泰姬陵的陵墓矗立在花园远端一个95.5米高的方形基座上。在建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巨大的穹顶位于正方形的中央，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在伊斯兰的象征符号体系中通常记录着，正方形代表人类，而圆形代表神。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也是圆形与正方形内切图案，它赋予这些形状人文主义的解读，与莫卧儿人对圆与方的内切的解读并不相同。然而，尽管时间与空间相隔甚远，艺术与建筑却围绕着相同的基本形状交汇融合了。纯粹的几何形状（尤其是圆形）被认为是“完美的”，因此肯定指向与人类相似但构造更为复杂的神。源起于宗教的建筑，从坦比哀多到泰姬陵等，都在探寻这些形状与人类的事务活动的关系，召唤神的保护，使建筑及其建造者与永恒同在。

历史以种种模式与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相互结合。譬如教堂通常建设在其他教堂或者更早的神庙遗址上，这类同一地块上同一事件不断发生的案例。又譬如从重要建筑中获得灵感并且让它成为创作的源泉。譬如荣军院（巴黎，法国；1674），这个建筑位于巴黎的塞纳河左岸，亚历山大三世大桥的轴线上。它107米高的穹顶在很大程度上仿照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这让它成为城里最瞩目的建筑。但无论灵感源于何处，荣军院确实影响了后世众多建筑的造型，例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的穹顶（托马斯·华尔特；1866），美国海军学院礼拜堂（安纳波利斯，马里兰；1908）和旧金山市政厅（1915）。荣军院是作为退伍军人医院而创建的，院内还有一所教堂，但它可能更以拿破仑一世的安息之地闻名。后来参与建设卢浮宫的路易·维斯孔蒂（Louis Visconti，1791—1853）设计了这座墓室，皇帝的遗体于1861年在此下葬。我们可以看到，在开敞的空间里，红色石英石棺椁立在绿色的花岗岩基座上，位于儒勒·哈杜安·孟萨尔（Jules Hardouih-Mansart）设计的华美穹顶正下方。就这样，教堂成为陵墓，和（与创建教堂毫无关系的）某段法国历史无可避免地紧密相连。

过往的荣耀，现代的需求

直到18世纪美国才荣登建筑奇迹榜，显而易见，那些美国早期的著名建筑，比如蒙蒂塞洛庄园（靠近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1784），深受欧洲影响。蒙蒂塞洛当然与它的设计师、主人，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密不可分。蒙蒂塞洛屹立山巅、风景围绕的布局，以及建筑形态，据说都受到了帕拉迪奥的圆厅别墅（维琴察，意大利；1571）的影响，其近乎十字形的布局则与奇斯威克宫（伦敦，英国；1729）非常相似。蒙蒂塞洛的穹顶和几何感，显然延续自帕拉迪奥，乃至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伯拉孟托，甚至一直追溯到维特鲁威。完美比例与贵族精神就这样与一座特殊的私人住宅紧密联系起来，让它成为一所现代的神庙。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起草人，将这种贵族精神清晰地输入这个崭新国家的体制里。民主和终极的平等（尽管杰斐逊是个奴隶主）是这座建筑所传递的信息。尽管其他地方也会竞争这个头衔，但蒙蒂塞洛可以看作一个伟人与在他帮助下所建立的国家的纪念堂。这座尺度精打细算的新建筑被注入了一种从维特鲁威到帕拉迪奥，穿越英国与法国的欢欣鼓舞、光荣自豪的精气神儿。

远在欧洲许多重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落成之前，杰斐逊就是一个希腊建筑、复兴建筑的间接推动者。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的范例就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设计的老博物馆（柏林，德国；1830）。它长长的正立面有着18根爱奥尼亚立柱，而它内部穹顶的灵感来源是万神庙，这些设计都表达了哲学家、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在德国提出的艺术与教育的贵族精神。艺术、教育，以此类推，包括建筑都不再是精英的特权，它们也属于广大中上层市民。

工业范式

建筑设计总是与工程科学相伴相随。工程从一种经验主义，逐渐趋于精准。1889—1930年间，埃菲尔铁塔（巴黎，法国；1889）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直到被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超越。作为1889年万国博览会的入口拱门，埃菲尔铁塔以建造它的埃菲尔营造公司老板、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命名。尽管埃菲尔和他的同事们很可能依然采用了许多相对经验主义的方法展开设计，但采用工业方法展开高速建造的象征意义，使埃菲尔铁塔成为真正的工业时代的第一座标志物。博览会期间，超过两百万人到访埃菲尔铁塔。尽管除了登高远眺法国首都恢宏的风景之外几乎毫无用处，埃菲尔铁塔至今仍是全世界最热门的付费纪念性建筑物。不像其他见证了历史事件的纪念性建筑物或者广场，埃菲尔铁塔宛如一座宣告摩登时代到来的巨型雕塑，而它的建筑寿命远超预期。就凭这两点，即使最为精简的经典建筑成就榜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从允许私人住宅使用（从前属于）教堂和政府的特权装饰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史的变化，以及西方世界的社会转变。自埃菲尔铁塔建成开始，此后经年，工业明目张胆地认为它也可以建造自己的神庙，让它成为礼拜的场所。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和工程师卡尔·伯纳德（Karl Bernhard）为一家（获得了使用托马斯·爱迪生专利的）电器公司——AEG（德国通用电气）——设计了透平机车间（柏林，德国；1910）。贝伦斯为工业谱写了一曲无畏的颂歌：采用希腊和埃及神庙的设计来颂扬电气化的新兴力量。从哲学角度，贝伦斯相信艺术的教化力量，认为它能赋予日常生活以尊严。与之后一些现代建筑师竭力赞美机器的陈词滥调不同，贝伦斯寻求展现艺术的胜利。即使一座工厂也可以是一个尊贵庄严的地方，而最先进的建筑就可以担此重任。

蒙蒂塞洛庄园

靠近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美国

1784年

埃菲尔铁塔

巴黎，法国

1889年

透平机车间

柏林，德国

1910年

克莱斯勒大厦

纽约，美国

1932年

与此同时，作为新兴公共交通时代的化身，火车站也有了大型神庙的气派。中央火车站（纽约市，纽约州，美国；1913）被纽约时报誉为“不仅是美国最了不起的车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车站杰作”。开阔的中央大厅邀请了当时法国著名的艺术家来装饰，显然是希望中央大厅能拥有新古典主义的宏伟气派，这在当时是权力与现代化的象征。有人指出，随着中央火车站周边区域开发而兴建的许多房子，在建筑史中都可圈可点。克莱斯勒大厦（纽约市，纽约州，美国；1932）取代埃菲尔铁塔，成为世界最高建筑。大厦的风格呼应当时克莱斯勒汽车的设计，代表着从新古典主义向装饰艺术风格的转变。一如埃菲尔铁塔，新兴摩登的世界里林立的高挑闪耀的塔楼被看作时代的化身。数年以后，就在几个街区开外，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纽约市，纽约州，美国；1958）开创了另一种经典。一场被现代主义铭记的运动从德国包豪斯的灰烬中走出，引领美国一时风潮，其中的领军人物就有格罗皮乌斯和密斯。

流水别墅，黎明宫

建筑及其目的的变化意味着越来越多原本的私人住宅获得了“伟大的建筑”的地位，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这里写到的两座住宅，一座完全是私人的，另一座一直作官方用途，诠释了建筑如何成为思想的化身。建于1936—1938年的流水别墅（米尔润县，宾夕法尼亚，美国；1938），又称埃德加·J. 考夫曼别墅，它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房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大胆地将房屋直接设计在瀑布之上，利用建筑的体量与设计为场地的原生环境增光添彩，体现了典型的赖特的风格与才华。“我认为自然应该用大写的N来拼写。”他说，“并非说自然就是神，而是我们所能够从神那里学习的，都得从神的身体来参悟，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有机”建筑的概念一再变更，但赖特的方法绝非一成不变地模仿自然，而是融入其中。正如他在《建筑的未来》一书中所写：

变化是景观中唯一不变的因素。但所有的变化都与宇宙法则，这一更高级的变化酬答唱和。这些宇宙的法则就是所有人造建筑的物理法则，景观亦然。人们只要在大地之上、太阳底下安置一座建筑，就是积极地参与了创造。即便人有与生俱来的权力，也必须承认：他自己也是景观的一种造物，与岩石、树木、狗熊或者蜜蜂无异。大自然不断向人类展示与构成大自然的天然特征相辅相成的矿物与植物结构，以及它们背后非凡的经济科学。

这种方法的意义很可能被归纳为某种革命性的独立宣言。建筑不只是为了服务于权力的突发奇想而存在，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独立存在的权力的表现形式，就像铭刻在自然和地球上的生命中的那些法则。

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黎明宫（或译阿尔瓦瑞达宫，巴西利亚，巴西；1958）当然与政治紧密相连，它是作为总统府而设计的，直到今天，巴西总统仍住在那里。卢西奥·科斯塔的新首都规划还没有完成之前，面朝日出的黎明宫就已经开工了。因为支撑结构采用了非常规的曲线设计，加上其标志性的立面，让这座建筑看起来就好似漂浮在水池上。我们可以用那时新当选的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总统的话来概括这座建筑全部的象征含义：“从这片中央高原，这种即将成为国家决策中心的巨大孤独中，我一再展望祖国的未来。我看见黎明的曙光，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对国家的信念。”作为一个终身的共产党员，尼迈耶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感到库比契克将让巴西走上正途，成为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榜样。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黎明宫仍然是建筑能够象征希望与革新的见证。

文艺复兴期间，教会建筑借鉴古典传统，并向（在意大利颇为流行的）“危险的”人文主义思潮靠拢。但许多20世纪的教堂建筑在设计上却更倾向于向前看，这是一种有趣的哲学反转。虽然这种联想并不是总被认可，但奥斯卡·尼迈耶也许对勒·柯布西耶后来更为诗意盎然的作品颇具影响力。在尼迈耶的自传《时间的曲线》中，他写道：“显而易见，我的建筑影响到了勒·柯布西耶后期的项目，但这个因素直到现在才被他的作品的批评家们纳入考量范围。”他接着引用与勒·柯布西耶共同撰写纯粹主义宣言《后立体主义》（1917）一书的阿梅代·奥尚方（Amédée Ozenfant）的回忆录。“在坚持纯粹主义的原则与忠于直角这么多年以后，”奥尚方写道，“勒·柯布西耶察觉到一种来自别处的新巴洛克[3]风潮，看来他已经决定放弃这长期以来被他视为私人领地的‘诚实的直角’。”

现代性转变为传统

勒·柯布西耶以诗意的手法设计了他最著名的教堂作品——朗香教堂（朗香，法国；1954）。朗香教堂建在法国东部一座小山顶上，从4世纪起，这儿就有一个基督教的小礼拜堂，朗香教堂弧形的屋顶就好像飘浮在墙上。教堂厚重的南墙上有许多不规则的开口，似乎否定着几年前勒·柯布西耶和其他20世纪早期的建筑师热烈捍卫的严谨的几何律法。就像在遥远过去经常发生的事，一个敬奉神明的场所能赋予勒·柯布西耶这样天才的建筑师开辟新天地的绝佳机遇，去探索现代性经常否认的灵性。随着光从巨大的屋顶下，或者从星罗棋布、错落有致的深窗里吐露出来，朗香教堂表明了它要与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工业标准的建筑分道扬镳，在“二战”后的重建浪潮中迈向胜利。就像流水别墅一样，建筑自设特性，或许朗香教堂在履行教堂职责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一种原创艺术借由建筑表达的需求。

西格拉姆大厦

纽约，美国

1958年

流水别墅

米尔润县，宾夕法尼亚，美国

1938年

黎明宫

巴西利亚，巴西

1958年

朗香教堂

朗香，法国

1954年

卢浮宫金字塔

大卢浮宫，法国巴黎

1989—1998年

和艺术一样，伟大的建筑有时需要经历时间的洗礼才能得到认可，毫无疑问，两个截然不同的博物馆项目标志着20世纪的终结。第一个是大卢浮宫项目（巴黎，法国；1983—1998），这无疑是贝聿铭最重要的作品。有时人们会把它和玻璃金字塔项目（1989）混淆起来，但后者实际上不过是这位华裔美国建筑师加建在拿破仑广场的入口的。大卢浮宫项目涉及巨大的地下空间和对（曾作为法国财政部办公室的）黎塞留侧翼宫殿的重建。作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推动的“宏大工程”的一部分，卢浮宫占据着法国的历史心脏，是国王们的施政之地，有着比凡尔赛宫更丰富的历史层次。

卢浮宫位于沿着如今的香榭丽舍和杜伊勒里花园方向延伸的宏大花园群组的一端。这些花园是安德烈·勒·诺特（André Le Notre）奉路易十四命令设计的。他还设计了凡尔赛宫。与许多反对者所宣称的正相反，卢浮宫的金字塔是贝聿铭对法国传统有着深刻理解的明证。他仔细研究了勒·诺特的作品，注意到他对于光、空气、水和几何线条的娴熟运用，例如布局在巴黎或是凡尔赛宫长长的轴线。倒映着巴黎天空的金字塔玻璃表面，沐浴着充沛阳光的地下空间入口，这一切绝非偶然。通过在历史悠久的卢浮宫宫墙之间的一座实体礼赞，贝聿铭证明了，他的项目就像他其他的房子一样，很大程度上能把当代建筑和遥远的过去重新联系起来。每年有千万访客的卢浮宫是世界上最热门的纪念性建筑，一个过去与当下并存的地方，一个将荣耀归于艺术的地方。尽管博物馆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或者《萨摩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著称，但卢浮宫真正鲜活的身份还是由它的新旧建筑共同定义与体现的。

熔炉

第二个博物馆项目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毕尔巴鄂，西班牙；1997），它被认为重要的原因与卢浮宫博物馆全然不同。就像电影明星的名字加持着他们的电影一样，盖里就像建筑世界的摇滚明星，他宣称他有权像艺术家一样展开设计与建造。盖里的钛合金船舰停泊在工业城市毕尔巴鄂核心的内维翁河畔。现在说它耐得住时光流逝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它已经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毫不迟疑地称赞它是“我们时代最了不起的建筑”。它让人显然想起一艘闪闪发光的大船，锚停在见证过昔日好时光的旧港口里。这是一个以文化重生老工业城市的罕见成功故事。穿过一座桥，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坐落在水岸边，它除了设计师的个人风格谈不上什么建筑风格，但通过吸引游客来访毕尔巴鄂，它为工业老镇创造了新的历史篇章，将城市塑造为焕然一新的、现代性与前沿美学的化身。

曾经，人们需要数个世纪才能建起一座哥特式大教堂那样的宏伟建筑。但时代不同了，现在，短短几年它们就可以拔地而起，并且或许不再寻求比人的寿命长得多得多的意味深远的恒久。作为信仰、力量，甚至宇宙的象征，宏伟的建筑演变成人类创造力的表现，或许也显示了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们的个人胜利。一座像巴黎的卢浮宫那样的综合体，就像从前那些随着流年演化的宏伟教堂一样，示范了它如何伴随时间不断更迭。像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样纯粹的创作，在对它盖棺定论之前，还要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品评。伟大的建筑当然是历史的见证。它不断变化的形式中最重要的那些，将社会发展、艺术、文化和历史种种变化融为一体。正是因为建筑拥有最全面的表达，使得在它身上寻找历史成为可能。

古根海姆美术馆

毕尔巴鄂，西班牙

1997年

建筑从任何意义来说都不是精英的特权，准确地说，它是构成国家、文化、城市和身份的物质。

菲利普·朱迪狄欧

2012年10月30日　

伟大建筑是如何设计并建造的

[1] 2021年11月29日，圣家族大教堂三座塔楼之圣母堂完成封顶，并于塔尖固定了一颗重5.5吨、高达7米的十二角星，标志着“圣家堂”距完全竣工又近一步。——编者注

[2] 巴西利卡，古罗马的一种建筑形式。——编者注

[3] 新巴洛克指当时拉丁美洲（包括尼迈耶所在巴西）兴起的一种艺术范式，关于这种风格，在柯布西耶写的《直角之诗》一书中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