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凉的乐器——管

管，古称筚篥，也称“头管”“笳管”，俗称“管子”，由于其声悲凉，也有“悲管”之称。《诗经·周颂》即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之语。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中已有大量吹管的形象，可见在北魏时即已流行于中国北方，也说明管与佛教音乐有着密切联系。近代所见的管，大部分为硬木制成，也有少量锡管，一般为八孔，前七后一；管口插一苇哨发音。

“悲管”苍凉激越的音色使它成为表达苦难的最佳选择，因此，古诗词中不乏“不知何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之类的句子，它也因此成为北方佛教音乐的主奏乐器。由于过去对佛教文化的错误认识，人们有意回避、忽略与宗教相关的文化，有一些堪称经典的优秀乐曲，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地隐藏了来源和属性，改变了“身份”。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管子曲《江河水》，就有这样一段经历。

1964年10月2日，一部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在《东方红》第一场中，为了表现“苦难岁月”，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沿街叫卖头插草标的女儿。这个场面的配乐，是一段凄厉悲惨的双管独奏曲《江河水》。卖女儿的场面配以管子独特的音色和时断时续、既像哭泣又像呐喊的音调，使观者、听者无不动容。因为《东方红》的轰动效应，这首《江河水》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又被人们从双管独奏移植，改编成各种乐器的独奏、合奏等形式，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名曲。21世纪之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教材、辞典、音像出版物中，关于此曲的典型的说明文字是：“此曲是辽宁（或辽南）民间乐曲，反映了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

《江河水》其实应叫《江儿水》，在元、明之时即已出现。明成祖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御制圣序颁行天下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卷十四“佛名称歌曲”中，即有“妙吉祥之曲即江儿水十首”。由此说明，早在15世纪初，《江儿水》已成为官方认定的佛教音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的影响很大，这部靠皇帝之威和国家行政力量推行于全国的佛教歌曲集对明朝民间佛教音乐，乃至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的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推动和规范作用。仅以《江儿水》为例，即在我国民间法事和戏曲领域有多种变体遗存，如昆曲就有《二犯江儿水》曲牌。

其实，在中国民间，佛教乐曲与民间器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但乐器的使用和演奏技巧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甚至曲目也普遍存在共用共享的现象。因此，在很多地方的很多情况下，区分一首乐曲是“佛教音乐”、“道教音乐”还是“民间音乐”，主要看两点：一是使用的场合和目的；二是演奏者的身份。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辽宁卷》的“综述”中，编者谈道：“从收集到的佛教笙管曲目看，其曲调、板式及演奏程式与民间笙管曲几无差异。……历来佛庙僧众生活清苦，但却能保证衣食，无冻馁之虞，无后顾之忧，生活安定，用心专一。这样，许多笙管乐艺僧能专心于技艺的探求，故佛庙笙管乐水平普遍较高。特别是许多佛事与民俗相结合，常与道士、民间艺人对棚，这既促进了竞争，又增加了交流机会，使其技术水平、艺术造诣不断提高。”音乐学家杨久盛说：“据艺人介绍，东北过去风俗：死人上祭时在大门两侧分别设佛、道两个经棚，孝子要在棺材前头顶灯，往两个经棚分别送99盏灯。因为怕风把灯吹灭不吉利，所以孝子走得很慢，这时鼓乐班用笙管乐（不用唢呐，所谓‘雅乐’）吹奏《江河水》。最初加花不多，但时间太长，一个曲调翻来覆去演奏，艺人也生腻，于是放慢加花，最后形成目前流传的这个版本。”

杨久盛的实地调查充分说明这首乐曲在民间使用的场合即中国传统礼俗中最受重视的“白事”，演奏者为民间佛、道乐班。这是由佛教居士或道教的火居道士所主持的民间法事。从明成祖的御制“官方佛曲”，到辽宁农村至今依旧广泛流行的民间佛曲，日升月恒，《江儿水》委婉凄切的旋律不知慰藉了多少普通百姓的心灵！当一个个“孝子”在先考先妣的灵前“顶灯”行礼的时候，这如泣如诉的音乐里有子孙后辈对父母先辈无尽的思念与缅怀，更有佛家“有生皆苦”的宣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途，亘古至今，无人可免。仅用“阶级压迫”来解释这样一首起码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千古名曲，未免狭隘了些吧？更正半个世纪以来教科书、音乐辞典的错误，是学者应尽的职责；指出《江河水》原来是一首民间法事中使用的民间佛曲，也丝毫不会降低这首乐曲的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