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包子俊的邮学著述

张氏的邮商经历，使其著述更接地气和具亲和力。陈志川对其评价为“以子俊先生在集邮界饮誉三十年之丰富经历，益以生花妙笔，轶闻轶事，苦苦乐乐，写来必然娓娓动人，大受欢迎”。萝兰言张氏“在集邮界的经历丰富，异于常人，所以他满肚子都是‘前朝故事’”。（萝兰：新光之母——张包子俊/《近代邮刊》4卷1期）笔名有御风、风、俊、怡素等。

1.“王纪泽兄之所以能成红印花专家，宋陶醉兄之成功为万寿专家，其中得力于邮商之处着实不少”

张氏认为“邮商一方面固须谋利，另一方则尚须负起倡导之责任”。是邮商造就了集邮名家，因为“细心的邮商常常要为你邮集而不得好眠，为你邮集而奔走四方，为你邮集而决策于数千里之外，……为了人缺的某票，正是日夕巴心，有的不远千里之外去要来，有的一再说情请求转让，只要得着，比自己得着还开心，有的坚决为某人保留，甚至不惜牺牲利益而为之。这是为其他买卖所罕见，而邮商是常常做的事”。[183]所以“王纪泽兄之所以能成红印花专家，宋陶醉兄之成为万寿专家，其中得力于邮商之处着实不少”。（张包子俊：为人谋而不忠乎？/《近代邮刊）3卷5期）

由于当时有不少邮商与邮学家为同一身份者，故有惜售心态。尤以从邮学家转变为邮商“最难”，难在“我一方面还想买，一方面又想卖，真是六神无主！”[184]他以万寿纪念票举例说：“从我手中配出去的万寿票少说也在一百组以上，……如今要配成一组也许会守候到一年二年还缺着一张二张，等到配成一组之后即刻会被邮人买去。这时候在配了出售的我，想想真有点那个。这种痛苦，在不做零凑整的邮商，不爱万寿的人，他不会感到的”。[185]

他“把我不想卖的邮票”比作“我心爱的影子……买了去，我真心痛之至！卖邮票的人，常有一句口头禅说：‘这张邮票是我自已玩的。’不过到了最后，仍然‘宝刀赠予烈士，红粉赠予佳人’。自己在当时虽是获利，回头想想总少了一张心爱的邮票，虽然就此起家发福，但是到了今朝，始终不曾找回我心爱的影子”。（张包子俊：为人谋而不忠乎？/《近代邮刊）3卷5期）

他认为邮商不同于其他商人，是一种“高级商人”。邮商要经营好生意“须熟悉现代史料，外汇行市，精通语言，坚持信用，正直无欺，交际灵活，专心为之，岂可以副业视之”。（《邮话》第35期）有些名贵华邮，是依仗邮商慧眼才得以保存下来，如老邮商朱世杰“要不是靠他当年收藏一点，到今天不知要少到怎样！”[186]

他推崇的邮商有“陈复祥、朱世杰、李辉堂诸君”，因为“当时西人邮商颇多轻视华商，赖有陈、朱（指陈复祥、朱世杰）以之服膺”。他对邮商的评议还有：“李辉堂君，行为见重于西人，惜老境不佳，抑以终；吴专员做邮商[187]，居然弄到一宅洋房；徐以性太随和，而遭落伍。史则态多傲慢而失人心[188]”。

不过，“巧取豪夺，日渐众多”。（闲话邮风/《北平邮刊》1卷4期）“邮商中尽有以伪票欺人，或者以劣品欺人的事”也有发生。“有一位犹太人的邮票商叫做‘提强’，不论补齿及重打齿孔，多可以办到，收进破旧贵票修补后都卖给了中国人”。[189]

但张氏“为了邮商欺人的事，不惜与要好的朋友办了交涉”。但在交涉时，张氏还是采取温和的办法息事宁人，或者“劝他不要再改了”；或者发现伪票“临时作了买票人，把他全部盖了‘伪’字图章”，[190]因他深知“在今日米珠薪桂的时候，个人谋点利益，固然有些过分，也有不过分的人，……我只有奉劝邮商有则改之，要知道邮票在邮集上的寿命，不像是一件新衣服，等衣服破了，着衣人就会把他忘了，卖一枚坏邮票，集邮人会永远忘不了你，同他其余邮集一样。你在做邮商的时候，应当想想做一个忠实的邮商好呢？还是做一个愚蠢的邮商好呢？这就要你自己去选择了”。（张包子俊：为人谋而不忠乎？/《近代邮刊》3卷5期）

2.“今日邮商之利润，远不逮其他百货商人”

针对有邮人责难邮商“邮票抬价之过分”之言，张氏指出这是由于有些邮人炒邮被套所致，“以为邮票为稀见之品均可获得巨利，不惜巨资征求，转瞬大量发现，则又怨惜不止。惟此种狂升暴跌行经，局外人颇多参与其间，此种情形，一般集邮者，往往责难上海邮商，以为邮市之巨额差异，乃邮商之过意作祟”。[191]指出“仅上海四川路一、二邮贩有任意抬高欺售国外人士”，强调“今日邮商之利润，远不逮其他百货商人”。（《邮话》17期、44期）“邮商囤积数年而不能出售之票比比皆是”。[192]认为邮商业邮利润微薄，但本钱大成本高是“邮票售价之忽起忽落”的主要原因：“邮商资本既绌，每多利于急售。票易售者，愈售愈贵。票之滞者，愈跌愈廉”。（张包子俊：为质问邮商者作一解答/《新光邮票钱币杂志》5卷8期）

邮商看似“有数十百万元之交易”，但“其利亦薄，邮商尚孜孜为顾客穷一日之力，添配数百种之袋类票或华北及内地票，而所获仅数百元者”。况且当时因业邮借贷利率高，邮商为进货所积压的资金“不及利息之补偿”。他就此为邮商慨叹：“其坚苦之精神，实为任何商业所不及。”

3.“近门者一手攀援铁栅，一手紧握纸币不放，有如待罪”

张氏认为形成炒邮潮的原因是“存票愈多者交易愈盛，近代票以数量较巨，遂为交易中心”。更由于“上海一区曩为世界大商埠之一，商人目光锐利，莫不利用时机，以作投机目标”。对炒邮潮深表不满，“邮票本为有识阶级之爱好品”，将邮票这种“不必要之物品，亦成投机化。遭集邮界以外人士之觊觎，大作投机交易。邮票买卖也可以成一个市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狂升暴跌大炒新邮的场景在张氏的笔下有着极生动形象的描述：“近代纪念票发售情形时，购邮票之拥挤与闹猛”而致“有女子哭叫声，小孩叫救命声，邮友有衣襟撕落，犹挤列不舍，有人挤到窗口而钞票挤落不见者，沿坡而立者人头如山，近门者一手攀援铁栅，一手紧握纸币不放，有如待罪。”[193]

“八月中，沪上邮市，殊少变更。惟最堪注意者，即为新兴邮票社之崛起。在本月中成立及将近成立者不下十余家。或者拥有巨值之华邮，或者拥有巨大之资本，勾心斗角，各尽其能：交易者反以同行为多。邮票市价于平稳中隐趋坚势，中外报纸广告栏，排曰为各邮票公司之广告张目。姑不论其成绩如何，而各家竞争之烈，于此可见”。（《邮话》第9期）

“上海新邮商续有崛起，一为改入华籍之罗维廉博士，一为法人魏丹博士，两博士均系医药专家，今复在两租界各开邮票公司，可谓无独有偶。邮集有日人松田君之藏品出让，华邮新旧俱备，满邮均佳，此外，外国邮票信封亦有数箱，一并以廉价让出，某商转手间获利甚丰。”（《邮话》12期）

“上海集邮处（指集邮门市部），也是特别兴盛，一天交易在十、二十万的，已经不止一次。因集藏家之不断囤买，总理单双圈已告售罄外，三版航空渐有不敷应售之象。大众目标除对粤省票外，旧有之加盖航空六种，又成进取目标”。[194]

“三次航空，邮局售完不久，亦有五六十元之行市，一涨几达三倍，可谓平步青云。邮局甫经售缺之中华版，市势甚坚，因邮局集邮处限制每人购买四组之规定。现行邮票，遂亦有黑市可寻，尤以水印航空为甚”。[195]

“二三月间沪上邮市突趋涨风。其时上海股票行市，适逢倾泻，下落甚巨，若干新股，均入票面以内。百货亦落价约十分之三四。乃邮票之市价，反背道而驰，是乃邮票之价值，确有真实性之明征”。（《邮话》第34期）

新邮当天发行当天“照原价加三、四成出售”已成常态，但狂升必有暴跌，“因集邮而伤财的事多着呢”。早在1909年，宣统登极纪念票发行初就涨六七倍，“谁知此票停售后，剩票不曾销毁，末后竟然在英伦大量出笼，……因此售价跌而又跌，甚至跌进票面，于是变成你也不要我也不要的东西了，高价收入的朋友，个个倒霉”。[196]

光复共和纪念票则因“邮局在销毁纪念票的时候，有人从火堆里偷出不少”，其市价以“光复五元票为例，最便宜的时候，三元就可买到，算算比票面值还小了四成。在最初买进这邮票的人，真是越想越懊悔”；1941年发行的中华民国创立三十年纪念票每组票面价格由二元一角“涨至八元五角，最多有卖到十元者”，涨了五倍之多，“利息之厚，超乎任何物价，不料太平洋事起，日军进占租界，邮票出国之机会已失，价遂大跌，一般囤户，竟至无法出售”。（张包子俊：集邮要有不怕失败的勇气/《近代邮刊》3卷2期）有的甚至因炒邮用去“数十万元之款，……复以其妻之私蓄继续购进，遂致家庭勃溪”。[197]

4.“币值逐日倾跌，代价均以金条计算”

1942年上海因币制更改，货币贬值。“遂致一切货价，呈空前之紊乱，货价横跳，迭创新纪录，两月来沪上物价，昂腾不止，白报纸自每令四百余元，涨至一千五百元，其他日用物品类似。独邮票市价虽亦上升，挫折仍多，邮商为欲顾全生活与买卖，进退维谷”。（《邮话》第16期）邮票售价“几加一倍，此项加价，全系币制之关系，邮商均明赚暗亏，均不愿轻易出让贵品，邮市再呈呆滞。无论中西邮票均感缺货应市，华邮方面，无形涨价二成至四成”。（《邮话》第6期）“惟默察各邮商同业，均不愿轻于出让贵品，因是邮市反呈黯澹，币值逐日倾跌”，致使“五亿兑美金一元”，造成“国内之现行新出邮票，大都先涨后跌，堪为集邮入门者之打击”。（《邮话》第44期）

在“币值逐日倾跌”下，华邮珍品以法郎、英镑、美金、金条交易已不是新闻。马任全获红印花小壹圆新票，“代价均以金条计算”。[198]由于“西邮及华邮早期票均依美金为标准”，致使“佳票不易求，成交不多”。[199]邮票交易也“因现钞缺乏，交易，将更困难”。[200]邮商也因此“已不足维持其生活，休业者亦多”。[201]为此“沪上各大邮商，于五月二十二日集议于国粹邮票公司”商议对策，以图“苦里求生”。（《邮话》第9期）

5.“非专门一类之集邮家，不必信从邮票之变体”

针对当时—些邮人迷恋变体以致走火入魔，“往往以纤芥之微，喻之为宝者颇不乏人”。并“耗巨大之代价，购一二变体为得者”，张氏指出，变体因“有意作伪者甚多，购者求得之心愈切，赝品之揽入愈多，虽专门搜集家，亦难幸免”。很有可能买进赝品“受伪票之愚”；邮商见邮人需要而“过昂其值，或则标榜高价以待来沽”，况且邮界“所认为通货者，均为普通之正票，及不平常之变体，一般通常断线缺划之变体，似亦无足道者”。

所以“非专门一类之集邮家，不必信从邮票之变体”。但张氏也提醒邮人也可从“聊以遣兴”上，就现成之邮票中，检出若干变体，或则不耗多资而得者”。[202]因当时频繁的邮资加价，“经全国二十余邮区之加盖暂作四分或三分则种类之浩繁，实令集邮家给不暇集之感其印出之变化亦愈多”，此中可能有“珍变”出来，邮人也可“不耗多资而得者”。

6.“一经纪录，反易激起涨风”

张氏在编发《邮话》时，最感困惑的是“不少读者并要求发表售价”，而他顾虑的是“余记上海邮市动态，对于邮票买卖行情，每述必涨，殊觉太劲”，（《邮话》第39期）认为邮票价目在炒邮风下“一经纪录，反易激起涨风”，他举“美古目录再度发行之后，价又随即增高，万寿纪念新票，千元之价邮商亦有成交，其他亦递增”。[203]法国世界邮票年鉴出书后，“邮商见海外邮市之澎涨，遂亦群起吸收，激成涨风”。[204]

其次，“邮市变动之迅速，行情上落几乎每日不同”，[205]邮刊很难随时跟进。

7.“与其这样挑外国人赚钱，还不如自己来收藏的妙”

针对上海邮局，在销售集邮票时“局员偏袒者颇多[206]，任外国邮商长驱直入，任意检选”，张氏“至今犹以为憾”。（《邮话》第18期、《近代邮刊》3卷3期）

当时万寿纪念票“一套须足纹银六钱六分，可易米一石”，但“大部分为西人所购，实已大胆之极矣”。（《近代邮刊》3卷3期）

而西人所购的中国邮票因“太便宜，如果再让人家一厘一组买去，中国的近代邮票，也许会卖到绝迹为止”，对此，张氏呼吁“大家联合起来，不让外国人便宜”。支持上海邮人发起的收购邮票活动，建议“可以少买进一套外国邮票，就可以多留几百套中国邮票，出口邮商应该来一同行议价，与其这样挑外国人赚钱，还不如自己来收藏的妙”。[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