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包子俊与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刊的创建、创办

张氏忆及创建新光邮票研究会是这样说的：“1925年冬，我与凌能夏、李弗如、郑汝沌、蒋伯埙诸君，在杭州创立新光邮票研究会。由于同好之共同努力，会务得以发展，在1936年会员已逾千人，至1950年达四千余人，影响遍及国内外，不少都市设分会或通讯处，远至新西兰、菲律宾、美国、比利时。”[178]

新光邮票研究会“为余（张氏）所题名，取其邮会为新兴事业之曙光之意”，但后来张氏对取“新光”题名不甚满意，认为新光二字“与集邮无关，更无全面性之寓意，……实嫌通俗”。在他有中华、新光、甲戌三会合并之意时，认为“‘中华’二字实为新会名最确当者”。[179]张赓伯在《本会略史》忆及到会所“设于杭州严衙弄张包子俊君寓所。当时推柴冠群、凌能夏君为正副会长，张景盂君为评议，子俊君任出版部兼会计部主任，并设研究、会员、交换等部。且有中、英、日文书记。规模初备。外埠会员闻风加入者近百人之多。当时所出会刊，名《邮票新声》。月出一小张。至十五年年底，共出十二期。内容有新邮消息，国外邮展素描，商埠票考略等。当时负编辑及奔走之责者，仅子俊一人而已”。

新光邮票会创办伊始，张氏等即意识到“余以新光地位与人力，仅能致力于国内，遂从事刊物宣传”，所以在制定会则时，特别重视刊物宣传，制定了诸如“得设出版部主任一人，编辑、翻译”、“会员随时报告关于集邮新闻记述与投稿等义务”等与出版邮刊有关的章程，“当务之急是创办邮刊，藉以打一大影响，增进交流吸收会员，……不一年会员人数骤过中华邮票会”。

张氏特别提及《邮票新声》创刊初期为约稿致函周今觉而遭到的冷遇，但仍认为“《邮乘》内容充实，比《邮票新声》真是大巫比了小巫了”。[180]张赓伯也有一文忆及张氏办刊初期内遇到的困难：“开始编稿，但是应者寥寥，只有朱世杰来了一篇宝塔诗算是祝词。负编辑及奔走之责者，仅子俊一人而已。”（张赓伯：《新光邮票会会史实录》）“本会产生于杭，而会员在杭者则颇少，子俊先生既服务镇海，不得不每月奔驰兼顾，新光办事之不易，可想而知。”（包志良：新光上海刊行辞/《新光邮票杂志》7卷1期）

他提出了“会刊应偏重于会员之修养，多写邮人动态，及鉴别邮票之方式，报告各地集邮消息，鼓励大众集邮，使与立于研究性之集邮团体”（张包子俊：为正邮风与汝纯书/《北平邮刊》1卷4期）的办刊方针。认为“华邮之有今日，中华邮票会功不可没。然而中华之主事者，未尝稍顾国内之舆情”，忽视了普通集邮者。

因此他在组织稿件时善于挖掘集邮家在集邮某方面的专长，他说“谢鄂常就是专集片笺而成功的人，中国片笺有研究的，谢是第一人，可惜他著述不多。赵敦甫是专集信封的成功者。笑炉的近代票，志川的邮书，纪泽的红印花，效良的英属票，显堂的信片”，“故会刊内容，以大众化之题材为主，对于趣味及事实颇注重之，高深论文，不过偶刊一二篇而已，空泛之言论，则不主张多刊，使阅读者减少兴趣也。后应读者之要求，加辟质疑信箱、通俗讲座等”。（张赓伯语）

张氏经常邀请集邮家组织邮学座谈会，讨论邮学上种种问题，集邮名宿张赓伯、陈志川、钟笑炉等相继主持过新光邮票会会刊编务，特别提到了“更得阮景光、张赓伯、谢鄂常、万灿文、朱瘦桐诸兄之助，各地之联络工作更臻完密，三年间会员竟逾千人，而在杭会友有终朝忙碌之苦矣”。（张包子俊：统一刍议/《新光邮票杂志》15卷3期）集邮名宿张赓伯、陈志川、钟笑炉等相继主持过新光邮票会会刊编务，不少集邮著述和研究成果有邮学深度又通俗好读。[181]出现了“一般集邮之普罗主义者群以新光邮会立场之可用，纷来加入”。（张包子俊：卷头语/《新光邮票杂志》7卷4期）“新光邮票会也已从浙江走向全国，成为国内最大的集邮团体，会员从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在苏州、昆明、香港等地均成立有分会”。张景孟谈到“国内邮票会有规模的，仅中华、新光和甲戌。中华虽创立最早，开邮学之先河，但停顿许久。甲戌从郑州迁往西安，交通不便，疑难震撼”。（张景孟：《贺新光邮票会杂志复刊》）

新光邮票会会刊的刊名、刊型、主编迭更频繁，是民国时期三大会刊中最繁杂的。[182]张氏忆及道“新光邮票会自1926年1月出版会刊《邮票新声》，一年后名称迭更，二十五年中，共出版十六卷及从书二册。刊名有《新光月刊》、《新光特刊》、《新光邮票钱币杂志》、《新光邮票杂志》、《新光邮票杂志副刊》、《新光年刊》、《新光会刊》，最终确定为《新光邮票杂志》（附英文版）；版型有32开、24开和16开本。主编除我外，尚有钱叔安、谢鄂常、张赓伯、陈志川、王纪泽、钟笑炉、钟韵玉诸君，执笔者更多知名人士，如阮景光，英文有梁芸斋等”。（《浙江集邮》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