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删改旧律

晚清对《大清律例》的删修，主要从删除不合时宜的条款、删除重法、禁止刑讯、削减死罪条目与改革行刑旧制、禁革买卖人口与删除奴婢律例、统一满汉法律等六个方面进行，本节略述之：

（一）删除不合时宜的条款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修订法律馆正式创办后，沈家本（1840—1913）和馆中人员，悉心考订，并将全部条例反复研析，“将今昔情形不同者，或业经奏定新章，而旧例无关引用者，或本条业已赅载，而别条另行复叙者，或旧例久经停止，而例内仍行存载者”全部删除。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此工作告竣，沈家本与伍廷芳（1842—1922）上奏说：

即此删除一项，综计共有二百四十四条之多，若必拘泥旧章，俟全书告成，始行缮写进呈，不特卷帙繁多，编次有需时日，且删增并列，眉目转觉不清，似应酌量变通，以归简易。……此项删除之列，应请毋庸载入，以省繁渍。[3]

上奏后，清廷很快依议照准，此等条文自应理解为依旨而予以删除。[4]完成初步删削后，沈家本原计划继续进行修改、修并、移并及续纂的工作，但因官制变革而未竟全功。[5]其后，修律大臣又奉上谕“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乃奏准删除律文1条，例文39条。此外，例文移改1条，修改7条，修并2条。[6]

（二）删除重法

删除重法亦是沈家本改革旧律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沈家本与伍廷芳二人向清廷奏请“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建议废除《大清律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及缘坐、刺字这几种传统刑律中最野蛮、最残酷的刑法，代之以斩决、绞决和监候。[7]清廷迫于时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颁谕：

……现在改订法律，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着即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犯仍入于秋审，分别实、缓办理。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者悉予宽免。其刺字等项，亦着概行革除。[8]

（三）禁止刑讯

晚清禁止刑讯之议，最早开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两湖总督张之洞（1837—1909）上奏《会奏变法折》。其中的“省刑责”疏曰：

敲扑呼号，血肉横飞，最为伤和害理，有悖民牧之义。……拟请以后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认供者，准其刑嚇外，凡初次讯供时，及牵连人证，断不准轻加刑责。其笞、杖等罪，应由地方官体察情形，酌且改为羁禁，或数日，或数旬，不得凌虐久系。[9]

此建言与沈家本的刑罚人道理念契合，因此深得沈家本赞同。但在替代方法上，沈家本提出了修正意见，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覆议：

嗣后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凡初次认供时，及徒流以下罪名，概不准刑讯，以免冤滥。其笞、杖等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旗人有犯，照民人一律科断。[10]

沈家本的建议，得到了清廷回应，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颁谕：

昨据伍廷芳、沈家本奏，议覆恤刑狱十条，请饬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等条，业经降旨依议。惟立法期于尽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实心，力除各弊，……将此通谕知之。[11]

废止刑讯举措，后来遭到御史刘彭年的非议，但最终未能阻止新章程的下颁。[12]但不可否认的是，刑讯逼供毕竟积习已深，要彻底废除，并非一纸空令可奏效。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整个清代并未彻底根绝刑讯。

（四）削减死罪条目与改革行刑旧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沈家本又上“虚拟死罪改为流徒折”，主张将具有死罪罪名而实务并不执行的死刑条目改为流刑、徒刑：

臣等查现行律例内，其虚拟死罪而秋审例缓者，莫如戏杀、误杀、擅杀三项。……中国现行律例，不分戏、误、擅杀，皆照斗殴拟绞监候，秋审缓决一次，即准减流，其重者，缓决三次减流。……盖虽名为绞罪，实与流罪无殊，不过多费一番文牍而已。[13]

这些主张，虽遭当时礼教派人士的非议，最终仍获清廷允准，略作修改后，颁发施行。[14]

此外，清代对重囚的处决场所，京师地区在四通八达的闹市，各省、府、厅、州、县，都在城外比较空阔之地。处决囚犯时，民众拥挤欢呼、讥讽私语。沈家本对此种情形颇为不满，奏议：

窃维明刑弼教，贵有以通其意而不徒袭其名，其与斯民心性相关者，尤在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考古者行人于市，与众弃之。推其原意，诚以犯法者多，不肖之人为众所共恶，故其戮之也，亦必公之于众。孟子所谓国人杀之，其义正同。迨相沿日久，遂谓此乃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惊心，殊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民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宜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5]

基于此种认识，沈家本主张应仿照英、美、日、俄、德、意诸国死刑秘密执行的方式，改革行刑旧制。主张“嗣后京师处决重囚，别设刑场一所，筑屋数椽，缭以墙垣，除监视官吏，巡警，弁兵外，须由承审官许可方准入场，其余无论概不准人视。至各直省、府、厅、州、县，向有行刑之地，应即就原处围造墙垣，规制不嫌简略，经费可从节省，总以不令平民闻见为宗旨。似此变通办理，则防卫既较严密，可免意外之处，而斯民罕睹惨苦情状，足以养其仁爱之心，于教育之端，实大有裨益也”。[16]

（五）禁革买卖人口与删除奴婢律例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两江总督周馥（1837—1921）奏请《禁革买卖人口积弊》，认为买卖人口有违文明之化，主张将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诸条全部删除，曰：

天生万物，人为贵。圣王御宇，首重民生。凡属戴发含齿之伦，皆在覆育生成之列。若于微贱无告之民，有所歧视，使不得自等于人类，非盛世仁政所宜有也。……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人等，永禁买卖人口。违者，以违制论。其使用奴婢，祗准价雇，纳妾祗准媒说。从前原有之奴婢，一律以雇工论，身体许其自主，有犯按雇工科断，所有律例内关涉奴婢诸条，悉予删除。[17]

清廷将周馥奏议批交政务处合同各该部议奏的同时，也令知照修律大臣。沈家本主张禁止买卖人口、奴婢、倡优等人身奴役现象，并拟十一项办法：（1）契买之例宜一律删除；（2）买卖罪名宜酌定；（3）奴婢罪名宜酌改；（4）贫民子女准做雇工；（5）旗下家奴之例宜变通；（6）汉人世仆宜酌量开豁；（7）旧时婢女限年婚配；（8）纳妾只许媒说；（9）发遣为奴之例宜酌改；（10）良贱为婚之律宜删除；（11）做买卖为娼优之禁宜切实执行。[18]

而以上改革主张，与清廷王亲贵族的既得利益相冲突，因此被搁置。直到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以“买卖人口一事，久为西国所非笑，律例内奴婢各条与买卖人口事实相因；此若不早图禁革，迨实行宪政之时，将有格不相入之势”为理由，奏请办理。[19]其后，沈家本编修《大清现行刑律》时，将上述十一项办法全部纳入律条之内。

（六）统一满汉法律

二十世纪初，一方面，以孙中山（1866—1925）为首的民主革命派，自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以来，深得广大民众支持，对清政府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官制改革，大幅度削减汉族部院督抚大臣的额数和权力，此举亦激起汉族官吏的不满。面对内外政治压力，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至九月，清廷两次下谕，企图化除满汉对立，要求“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确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20]，并特令“礼部暨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刑律请旨颁行”。[21]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与十二月沈家本两度上书，表达各民族法律地位平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拟定统一满汉法律的具体办法：

窃维为政之道，在立法以典民。法不一则民志疑，斯一切索隐行怪之徒，皆得乘瑕而蹈隙。故欲安民和众，必立法之先统于一。法一则民志自靖，举凡一切奇邪之说，自不足以惑人心。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正谓此也。[22]

此次改革，将《大清律例》中有关“满汉罪名畸轻畸重及办法殊异之处”，共删除、移改、修改或修并50条，旗人犯罪一律照民人各本律本科断。与此同时，对旗人案件由专门机构审理的司法体制也进行改革。所有旗人案件，一律归各级审理厅审理，其尚未设立审理厅的省份全部归各州县审理，毋庸再由理事、同知、通判等官会审。驻防旗人应入秋审人犯，亦请改归各督抚汇入民人秋审册内，一体办理，毋庸再由各将军、都统核审，以昭统一而化畛域。[23]

以上六个方面对《大清律例》的修订，属于删改旧律的重要内容，为《大清现行刑律》的编定奠定了根基，这些成果后来都被纳入《大清现行刑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