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开端
学生能够获得足够的自由，是科学教育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自由允许孩子个性发展，让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展露自己的个性。
我们如果要开发一种科学的教育学体系，就必须走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必须与以往的教育学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学校必须转变，老师也必须进行培训。老师要成为一名观察者，并熟悉实验方法，我们必须让老师在学校里进行观察和实验。学生能够获得足够的自由，是科学教育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自由允许孩子个性发展，让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展露自己的个性。假设这种新的科学教育学是基于对儿童个体的研究，那么在这项研究中，观察的对象——儿童必须是完全自由的。
在实验科学中，每一门分支学科的形成都源于把一种方法应用到它自身。细菌学的科学内容，正是运用了隔离方法产生，而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所取得的进步，则得益于人们把人类学方法运用在罪犯、精神病患者、临床病人和学者等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因此，从出发点来说，实验心理学需要精确地定义实验中所使用的技术，而某种方法和技术要被精确地定义，则要等待从实验科学的应用中得到的确切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果只能通过实验研究才能得到。在解释实验时，最终实验结果不受实验科学的任何影响，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人的大脑与人的智力差异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想科学地观察人的大脑发展，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带任何偏见地对被研究的那些最聪明的人和最迟钝的人进行测量。因为一旦先入为主地拥有“最聪明的人的大脑发育会更完善”的想法，研究的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改变。
如果要做实验，就不应当有个人成见。如果我们希望使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那么最紧要的事就是抛弃所有的旧观念，然后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付诸实践。我们千万不能抱有任何教条式的思想。然而，在儿童心理学的问题上，我们或许就有这种教条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去除固有的教条思想，使儿童尽可能地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要通过观察儿童的自然行为而得到某些有意义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将会指导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儿童教育学，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将所有的教条思想从头脑中消除。
为了成功地构建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科学内容，我们必须采取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坚持不懈地战胜各种偏见。
可见，建立一种特别适合实验教育学的方法，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不能是其他实验科学曾使用的方法。科学教育学被包围在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尽管它的研究对象仅仅是被教育的个体。但是，另外三种学科的部分技术方法特性被应用于科学教育学领域也是事实。目前，科学教育学的研究工作与实验教育学使用的方法有一定的联系，这些工作成果结合了我在儿童之家两年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我只是开了一个头，可以将它应用于3～6岁孩子的研究。这些尝试性的实验研究得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在我看来，它们将成为启发人们持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工具。
尽管截至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尚不完善，还无法应用于所有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对孩子们进行管理的学校，但在实际生活中已被证实，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经验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当然，如果认为我现在的研究工作都来自过去两年的工作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儿童之家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使用这种教育体系。我们应当牢记的是，它的经验来自先前对有缺陷孩子的教育实践。它是人们为探索正确教育体系而进行的长期且颇有效果的努力的体现。
大约十五年前，那时我还只是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的一名助理医生，经常出入精神病院对精神病人进行研究，还为诊所挑选研究对象。由于这一份工作，我开始对智障儿童的研究产生兴趣。那时，这些孩子住在普通的精神病院。由于甲状腺器官疗法在当时已十分发达，外科医生对身体有缺陷的儿童也颇为注意。完成医院的正常工作以后，我也把注意力放到了有关儿童疾病的研究上。
就这样，我开始了对智障儿童的研究。针对这些不幸的孩子，爱德华·塞昆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我认真地学习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整个思想。对于耳聋、中风、白痴、佝偻等疾病，“教育疗法”有显著的疗效。这种方法在外科医生中也广泛流行起来。人们认为，必须将教育学和医学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治疗疾病。这种论调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倾向，通过体育锻炼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开始流行起来。然而与同行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人的智力问题主要源于教育，而不在于医学方面。人们在治疗和教育智障儿童的医学研究大会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1898年，意大利都灵举办了一次教育学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讲，题为《精神教育》，借此阐述了自己的不同观点。通过这次大会，我的思想在外科医生和老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由于这种思想给学校提出了一个生动且有趣的问题，它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我坚信，我拨动了已经在震动的琴弦。
盖都·巴克西里是我的导师，这位伟大的教育部长曾让我为罗马大学的老师们讲过一堂有关智障儿童教育的课。之后，我又在自己管理了两年多的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授了相关课程。
在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我整天都为孩子上课。在小学阶段，他们被人们认为是无可救药、头脑不清楚的学生。后来，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一所医学教育学院建立起来，这里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孩子，还接纳了罗马所有精神病院的智障儿童。
在同事们的协助下，通过两年的研究，我为罗马的老师们设计了一种用于观察和教育智障儿童的特殊方法。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钻研一种教育智障儿童切实可行的方法。为此，我在伦敦和巴黎专门待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教育的实际工作中。
从上午8点一直到晚上7点，我一直在为孩子们上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就是一名小学老师。得益于这两年的教学实践，我获得了教育学方面的第一个学位，这是我得到的一个真正的学位。在刚开始从事与有缺陷儿童相关的工作时，我就相信在教育智障儿童方面，我所使用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与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我的教育原理更加合理。凭借这一方法，智力有缺陷的孩子能够获得进步与发展。我对此感触颇深，这一教育原理深深地植根于内心，在我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而离开学校之后，它基本成为我的全部思想。我慢慢相信，如果在正常儿童身上应用相同的方法，那么它们将会发挥不可思议的作用，全面地解放和发展孩子的个性。
虽然我还不知道能否验证自己的思想，但被一种伟大的信念所鼓舞，也为了拓展和深化这种观念，我放弃了一切其他的工作，注册成为一名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真正、详尽地学习矫正教育学，希望能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及其原理的研究。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以承担这项未知的任务。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的工作对智障儿童教育方法的探索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那位外科医生曾取得了显著成就，这项成就在医学史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这位医生是医学分支学科——耳疾的奠基人，他首次尝试对人的听觉进行教育。他曾在巴黎的一个聋哑人机构进行实验，并成功地恢复了那些还未完全丧失听觉的人的听力。后来，他又花费了八年时间去照管一个被人们称为“阿威龙野孩”的智障男孩。在治疗人们听觉能力方面，这位医生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还把这些方法扩展到治疗人体所有感知功能的疾病上。
伊塔德（特殊儿童教育之父）的教育学著作也很有趣，里面详细地记载了他的教育成果与经验。那些读过他作品的读者都认为，这些教育成果和经验实际上是人们在实验心理学方面进行的最早尝试。只是真正完整的智障儿童教育体系是由爱德华·塞昆建立的。塞昆最初是一名老师，后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从伊塔德的教育经验出发，对精神病院智障儿童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还将这种经验应用在了巴黎鲁皮加勒的一所小学。1846年，他在一本名为《智障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的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这种方法。之后，塞昆移民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建立了众多用于教育智障儿童的教育机构。在总结了自己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以后，塞昆出版了《智障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的第二版，来阐述自己的教育方法与理论。第二版的书名与第一版明显不同，是《智障儿童及其生理学方法治疗》。塞昆在此书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教育方法，并将其称为生理学方法。他没有在这本书的标题中提及用于“智障儿童教育”的方法，他陈述的是用心理学方法来治疗智障儿童。
我在精神病诊所做医生助手时，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塞昆所著的这本书的法文版。它的英文版二十年后才在美国纽约出版。实际上，虽然这本书是以英文形式出版的，但它在英国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表明塞昆的教育体系并未被人们真正地理解。事实上，尽管涉及智障儿童的机构在它们出版的书中都不断地引用塞昆的教育方法，但它们所述的教育体系与塞昆所倡导的却完全不一样。
我发现，在智障儿童身上应用的教育方法，多多少少与在正常儿童身上应用的教育方法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德国，在智障儿童学校的教育博物馆里，虽然到处摆放着特殊的教学仪器，但实际上这些仪器被使用的次数很少。该国的教育工作者一直用相同的教育方法来教导正常的孩子与智障儿童。
在比色特的一段时间，我注意到，尽管那里的许多老师手中也拿着塞昆编写的法文课本，但他们并没有采用塞昆的教育方法，只是使用了他的教学仪器。这些老师的教学很机械，他们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去执行相应的规章条例。甚至在伦敦或巴黎，我期待的那种新鲜的教育方式和经验也不过是幻想罢了。
在研究了整个欧洲的教育方法以后，在罗马我按照塞昆书中介绍的方法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智障儿童教育工作，同时也从伊塔德的著名实验中得到了很大启发。
在这两人思想的指导下，我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教学仪器，可以说在任何机构都无法见到如我制作的如此完备的教学仪器。在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手中，这些教学仪器发挥了最出色、最有效的作用。
许多从事智障儿童教育的人会感到泄气，对此我十分理解，也明白为什么有时他们要放弃这种方法。人们认为，老师应当和被教育的人处于同样的地位，这样的想法把教育智障儿童的老师贬低为一类没有感情的人，让这些老师自认为是在教育一个智能低下者。这些老师试着把自己和智障儿童放在同样的位置，还经常通过愚蠢的游戏、故事来接近智障儿童。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成功。而我要求老师们应该知道如何唤醒潜伏在孩子心灵中真正的自我。通过教学仪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老师们能做的是，向孩子们发出呼喊的声音，唤醒他们，鼓励他们使用教学仪器，并且通过教学仪器来教育他们。在工作中，对这些不幸儿童的深切关注以及如何唤醒周围智障儿童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我。
塞昆在这个问题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我对他的那些尝试性工作进行了研究，清楚地了解到，他使用的第一台教学仪器是一台心灵的仪器。实际上，在出版的那本法文版书结尾处的内容中，塞昆曾简要地介绍过他的研究工作。他提到，如果学校老师在工作中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他所建立的一切都将消失或者一点用处也没有。塞昆对那些培训智障儿童的老师寄予了特别的期待，他要求老师表情和善、声音悦耳，注重个人容貌中的每一个细节，尽最大努力展现迷人的魅力。因为老师的任务就是唤醒智障儿童脆弱而疲倦的灵魂，引领他们发现生活的美丽和力量，所以塞昆认为，老师必须让自己的声音和举止具备吸引力。
必须遵照心性来做事情，这个信念是一把打开秘密大门的钥匙，它为我们开启了理解塞昆所做的精彩教学实验的大门。教育智障儿童，真正有效的工具是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实验。我通过使用这些实验，得到了惊人的收获，与此同时也感悟到，我们所讲的鼓励、舒适、情爱、尊重等都来自人的心灵，它们越自由，就越能促进生命活力的恢复和振作。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激励，任何完美的外部刺激对这些智障儿童都毫无意义。
从那之后，我开始独立地进行新的实验。在此，我并不想介绍这些实验，只是想说明我正在尝试一种教授学生进行写作和阅读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儿童教育的一部分，不过在伊塔德与塞昆的著作中还不完善。
我对许多来自精神病院的智障儿童进行了成功的教育，使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了提升。我还带这些孩子到公共学校与正常的孩子一起参加考试，他们都成功地通过了考试。
有些人看到这些孩子的成绩会感到不可思议，但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这些来自精神病院的孩子接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他们完全可以和正常的孩子同场竞技。他们在心灵的发展上得到了帮助，而正常孩子的心灵发展却受到了阻碍与抑制。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使这些智障儿童得到奇迹般发展的特殊教育方式能够在对正常孩子的教育中得到应用，那么我的朋友们所谈论的“奇迹”就不可能再出现了。一旦正常孩子得到了全面发展，那么智障儿童较差的智力和正常孩子正常智力之间的鸿沟就无法跨越了。当人们还在称赞我在教育智障儿童方面取得的成果时，我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正常学校里这些健康快乐的孩子的智力停留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在智力测试中，与我那些不幸的智障学生分不出高低？
如果不对智障儿童进行进一步的训练，那这些孩子也就只能适应一种低等的生命方式。所以正如预言中说的那样，我们要“唤醒心灵”，让心灵进入白骨，使白骨重新活过来。事实上，对智障儿童植物般呆板单调的生命教育方式被塞昆改变了，做到了“从感官能力到普通观念的教育，从普通观念到抽象思维的教育，从抽象思维到精神上的教育”。在完成了这些有意义的工作以后，再通过详尽的生理学分析与教育方法的逐渐改善，智障儿童才能变成智力正常的人。当然，智障儿童的智力不能与智力正常的人相提并论，他们还不能全面适应社会环境。
“对于智力正常的孩子的教育，还要做很多工作！”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感觉到了。
对于塞昆，我相信他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在对智障儿童教育的实践中，我也证明了这一点。之后，我感觉到要进一步思考，对伊塔德和塞昆的著作，我也开始了更详尽细致的研究。我做了一件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或许也没有几个学生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亲手抄写伊塔德和塞昆的著作，并翻译成意大利语，这样有助于我编著自己的书。
亲手抄写主要是为了可以斟酌每个字的含义，使自己真正地领悟作者的精神。在纽约，我收到塞昆英文版著作的副本时，刚刚抄写完他的那本六百多页厚的法文版著作。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协助下，我将它翻译成意大利语。这本书并没有太多和新型教学实验相关的内容，但是里面提到了第一版作品中描述的和经验哲学有关的内容。塞昆花了三十多年研究正常的孩子，他认为，对个体进行研究是生理学方法的基础，可以通过分析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形成与之适应的教育方法，而这一方法肯定也能应用于对正常孩子的研究中。塞昆相信，这样的方式将会为人类完美的再生指明道路。
塞昆的这种可以彻底改变学校和教育状况的呼吁，就像正在狂野呐喊的先驱者发出的声音。
此时，我已经是一名哲学系的大学生了，正在进行实验心理学课程的学习。意大利的都灵、罗马和那不勒斯三个地方的大学刚刚设立这些课程。与此同时，我还在小学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在正常孩子的教育中所使用的组织方法。因为我的这项工作，罗马大学也增设了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课程。
长期以来，我希望能通过这些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对小学一年级的正常孩子进行实验，只是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利用照管年幼孩子的学校或机构进行实验。在1906年底米兰举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上，我以委员的身份为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人颁奖。在这里，一个伟大的机遇降临了。艾多阿多·塔拉莫，罗马优质建筑物协会的会长，他邀请我去组织创建模范公寓里的儿童学校。塔拉莫先生的设想是，把公寓里所有3～7岁的孩子聚集到一块儿，让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玩耍与学习。同时，老师在公寓住宅中也会有自己的房间。塔拉莫先生设想每所住宅都要有这样的学校。由于优质建筑物协会在罗马拥有四百多座公寓，所以这项工作看起来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1907年1月，第一所学校在圣·洛伦佐区的一座大型公寓住宅里建立起来了。在圣·洛伦佐区，优质建筑物协会拥有58座大楼，按照塔拉莫先生的规划，很快就能创办16所这样的“住宅学校”。
奥尔加洛蒂是我和塔拉莫先生共同的朋友，他为这种新型的儿童学校起名为儿童之家。1907年1月6日，使用这个名字的第一所儿童学校正式开张，它由肯迪达·奴西特里管理，我则负责对它进行指导和监督。
同年的4月7日，第二所儿童之家在圣·洛伦佐区建立。第二年的10月18日，在米兰市的工人居住区，慈善家协会创立了另一所学校。慈善家协会的工厂还承担起了制造学校使用的教学仪器的任务。11月4日，第三所儿童之家在罗马建立，这所学校没有设在平民区，而是设在坐落于维阿·法玛高斯塔的一座中产阶级居住的现代化大楼中。1909年1月，瑞士开始对孤儿庇护所和儿童收容所进行改造，福禄贝尔教育体系被抛弃，我们目前在儿童之家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仪器转而被使用起来。
双重重要性在儿童之家体现得颇为明显。一方面，因为它的办学方式十分独特，是在住宅中建立学校，所以具有社会重要性；另一方面，它还具有教育重要性，这一点基于对幼儿进行教育时采用的教育方法。目前我正在研究这种教育方法，并用它进行试验。
前面提到塔拉莫先生的邀请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可以把智障儿童的教育方法应用于正常孩子的教育。我这里所说的正常孩子并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而是和婴儿收容所里的婴儿差不多大。
如果说智障儿童和正常孩子的智力有相同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肯定出现在他们非常年幼的时期，因为这时他们还没有发育的能力。在某些情形下，那些智力还没有发育的孩子与此类似。
对于婴儿来讲，由于他们还无法协调运用肌肉功能，因此走路会不平稳，无法完成像系扣子、脱衣服等正常的生活活动。他们的眼睛等感觉器官的适应性调节能力，也未完全发展并完善。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通常在非常年幼的婴儿身上也没有发育完全，他们会有语言缺陷。注意力不集中、常常摔倒等，正常的婴儿和智障婴儿都会有这样的表现。普雷耶在对孩子的心理学研究中，也阐明了由疾病引起的语言缺陷和正常孩子发育过程中的语言缺陷是相同的。
那些帮助智障儿童智力发展的教育方法，同样也有助于幼儿的发育。因此，我们对其加以调整，让它们用于正常孩子的教育。许多儿童的暂时性缺陷之所以会变成永久性缺陷，例如语言缺陷，就是因为在婴儿发育这个最重要的阶段，即在3～6岁身体最主要器官形成并建立功能的时期，没有足够重视身体的发育情况，由此使一些永久性缺陷得以形成。
这一切说明，我在儿童之家的教育实验非常重要，是我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取得成果的代表。我在这些实验中，尝试着把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应用于对正常孩子的教育中。这一工作不单单是应用任何一种形式，它是塞昆教育幼儿简单且纯粹的一种教育方法，相信任何看过塞昆著作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年的教育实验奠定了对正常孩子教育的实验基础，这种实验基础可以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它代表着伊塔德和塞昆两个人一生最热爱的事业。
在塞昆第二本书出版了三十年之后，我又拾起了他的教育思想。塞昆从他的老师伊塔德那里继承了这一事业和思想，而我则精神饱满地继续从事着这位伟人的事业。在这十年中，我不仅遵从他们的教育方法进行实验，而且还通过自己深度的思考，对这两个崇高、神圣的伟人的著作中的思想进行了消化和吸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十年的教育实验工作可以看作对伊塔德和塞昆两人四十年工作成果的总结。从这一点来说，先前进行的五十年的辛勤工作，为这短暂的两年实验工作打下了基础，从伊塔德到我，这些实验代表着几位外科医生持续不断的工作。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已经向精神病治疗法的正确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毋庸置疑，儿童之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它们直接触及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面——人们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值得我们单独把它编撰成书，并将内容详细地描绘出来。实际上，儿童之家通过乌托邦式的儿童教育方式，使很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得到了解决，推动了学校进行现代化改革。可以确切地说，这种改革可以快速实现。